在国外生活过——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的朋友，恐怕印象颇深的一件事就是有关垃圾的。在一些垃圾分类要求严格的国家，初来乍到的外国人多少会感到有些不适。以德国的垃圾分类投放为例：
黄桶（Gelbe Tonne）和黄袋（Gelber Sack）专门收集带有绿点标志（Der Grüne Punkt）的轻型包装。其中包括：空饮料罐、塑料包装或者利乐饮料包装（Tetrapacks）等。
蓝色废纸桶（Papiertonne）收集废纸，范围包括报纸、杂志、产品广告宣传单、书籍以及纸质包装或纸板盒。
棕色垃圾桶仅回收有机的、可制成堆肥的垃圾。其中包括厨余垃圾例如剩饭菜、蔬果皮、鸡蛋或干果壳、咖啡滤纸、茶叶袋，但也包括花园废弃物例如树叶和剪下的草坪。同时液体、烟蒂或纸尿布不可丢入这种棕色垃圾桶中。
黑色的残余垃圾桶（Restmülltonne）专门回收所有既非有害物质，又非可重复利用成分的垃圾。这一类别包括烟灰、吸尘袋、烟蒂、橡胶废料、妇女卫生用品、纸尿布、皮革和人造皮革。
废旧玻璃瓶（罐）（Altglas）的回收分类更细，一般通过设立定点的大垃圾桶来回收。而且这些旧玻璃瓶也要按不同的颜色进行进一步的分类，垃圾桶上都会标明颜色，如图中所示，通常分为棕色、白色或无色及绿色。在丢弃玻璃瓶之前，瓶内要清理干净，不能有残余。金属盖子、软木塞或塑料瓶盖也要分开处理。
含有害物质的垃圾必须另行回收。例如废旧电池和蓄电池，因为其中包含有毒成分，所以必须在专门的回收箱中进行回收。这种回收箱在商店或超市可免费获得，可以装满后再交回商店或超市，以便对其进行专业报废处理。
此外，大件垃圾、建筑垃圾、废旧衣物等也都有分门别类的处理要求。
美国的垃圾也是分类处理。一般来说，每个家庭都有三个垃圾桶：绿色是不可回收的垃圾（trash）；蓝色的是可重复利用的垃圾（recycle）；灰色的则是有机废弃物（yard & food waste）。对于不能正确进行垃圾分类的人，会有专门的指导帮你获得更清晰的垃圾分类概念。
日本垃圾分类更一直是世界出名的细致，丢弃各种垃圾的日子也有规定。初到日本的外国人面对各种垃圾该如何分类通常会感到困惑，于是有详细的垃圾分类说明及扔垃圾时间表，上面有中、日、韩、英四种文字的说明和彩色漫画图示。若不严格照规程分类操作、按规定时间扔到指定地点的话，将面临巨额的罚款，而且会因“不履行垃圾分类”而受到谴责并得到坏名声。有在日本生活过一段时间的朋友回来后说：“刚到时为垃圾分类头痛了好长时间，现在成习惯了，回国后看见什么都会想想这个应该归到哪一类”。
据中国新闻周刊近日的报道：瑞典99%的垃圾可回收再利用，垃圾成为“抢手货”。瑞典在垃圾处理上走在世界前列，他们自己产生的垃圾都不够用了，甚至每年都需要从国外进口垃圾。瑞典处理垃圾的分类极为精细，仅仅家里的日常垃圾就有十几种分类，精细的垃圾分类不仅提高了垃圾处理厂的分拣效率，也极大降低了垃圾处理的成本，目前瑞典垃圾回收再利用的比例已经达到99%，只有1%的垃圾需要填埋处理。
说了这么多别国的垃圾分类处理，我们自己又如何呢？记得好些年前，垃圾分类的议题就提上了日程：环保志愿者，社区居民，中国环保部门，媒体都曾经热衷过此事；许多居住小区都设立了分类垃圾箱：将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分类投放；一些小区还专门设置了回收废旧电池的箱桶。然而时至今日，垃圾分类在中国城市仍未真正实施，现实是虽有分类垃圾箱却并未分类放置；或者在小区分类投放了，但环卫垃圾车来收取时又都混在一起了。与此同时，是许多城市面临垃圾围城的危机，是传统的垃圾填埋方式给附近居民带来的困扰，是建造垃圾焚烧厂的动议导致的邻避效应（Not In My Back Yard），是社会各方无尽的抱怨并有可能引发“散步”、抗议等群体性事件。
说到垃圾分类的困境，最常听到的说法就是中国人素质差，缺少公共道德和公民意识，不能“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不能与发达国家的公民美德相比。这种廉价的道德批评老生常谈，但实在于事无补。中国人为何“素质差”？为何举手之劳而不为？为何连关乎生态环境和自身生命健康的事都不放在心上？这些需要从社会结构层面和制度环境角度去思考和解决。
众所周知，垃圾分类是垃圾无害化处理和利用的先决条件，分类做不到，垃圾必为公害。在我国虽然倡导垃圾分类已经年累月，但尚未真正形成政府、企业、市民协同互动的系统性机制。在那些垃圾处理和利用做得好的国家，无一不是政府、企业、社区、环保NGO共同发力、相互配合的。为使垃圾不成为公害，政府须承担提供市政、卫生、运输等方面设施和安排的责任，这是提供公共物品（public goods）和公共服务的政府职能；相关企业在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利用方面提供相应的产品并获得利润（也许还有补贴政策和税收优惠）；社区和居民同样积极参与了源头上的分类并逐渐养成良好的习惯和德性；而且伴以经济的、道德的和法律的方式对公民的良好行为和不良作为进行奖励和惩罚；此外还有NGO组织的倡导、监督和批评等。这就是一整套体系和机制，良好的环境，健康的生活赖之以形成。
中国的垃圾困境不能简单地推到居民“素质差”上了事，这里同时涉及到各种力量如何作为，而最重要的就是公权力的作为与不作为。说到公权力的作为，不时令人困惑：人们不明白为何在有些时候、有些事情上有关部门和官员异常兴奋，积极作为，甚至用力过度；而在另外一些事情比如垃圾分类处理上却连权力的影子都看不到。例如前面提到的在社区居民这里垃圾已分类但收集时又混装在一起。说到底这里有一个公权力的边界和责任的问题，边界是指权力不可逾越的范围，权力应该正当行使并受到限制；责任是指权力的担当，在公共物品提供和公共事务管理上有所作为并承担责任，受到监督。
权力的作为和公民的参与也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举例来说，根据中办国办下发的《关于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强调在社会治安防控中扩大公众的参与度，在此背景下，各地纷纷开始组建以社区治安志愿者为核心人员的“人防网”。其中，北京的“人防网”最为知名，人们戏称之为北京的四大神秘组织——“朝阳群众”、“西城大妈”、“海淀网友”和“丰台劝导队”。这些活跃在社区、街区的“志愿者”组织，完全可以履行实实在在的功能，比如提醒、劝导、帮助和监督居民在源头上进行垃圾分类。长此以往，规范成习惯，习惯成自然，何愁没有干净的人居环境和高素质的公民。
作为公共物品的优良生态环境与人居环境，是政府、企业、公民及社会组织亦即权力、市场、社会积极参与、共同行动方能共享的，这几种力量缺一不可。公民是在公民参与过程中成长的，良性社会生态是在各方力量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权力、市场、社会要相对均衡发展，三者须各司其职，各守本分，互补互助，相互制衡。要形成建立在有限的政府、有边界的市场与自组织的社会三者之间相互制衡和良性互动基础之上的多元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模式，让我们不妨从垃圾分类做起。
2017年11月1日 于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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