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明是十九大首次提出来的一个国家发展目标。” 11月22日在成都举行的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17年会上，鲜少在公开场合露面的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原中央编译局副局长、著名政治学专家俞可平说。
在俞可平的众多身份标签中，““学者”无疑是他最闪亮的本色和情怀。两年前从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任上“回归”母校后，“天下为公，报国为怀”是学者俞可平认为北大政管人应有的座右铭。
在今年北大政府管理学院的毕业典礼上，俞可平寄语他的学生：追求一种有尊严的幸福生活。“仅仅追求自己的尊严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要帮助身边的其他人去维护他们的尊严，要努力通过推动社会的进步，去维护所有人的尊严。”
在俞可平看来，推动社会文明进步，最后形成新的社会生态，需要价值、制度、机制程序和政治的保障。
俞可平
《中国经济周刊》：十九大提出了许多新的思想、理念和目标。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俞可平：中国在国际事务当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要了解当代世界，必须要了解当代中国。要了解中国，必须了解中国共产党，很重要的途径就是了解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党代会会产生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同时党代会的报告会影响中国未来5年甚至更长时期的发展战略。
十九大有一个关于国家战略很大的变化，就是从原来的4个文明变成了5个文明，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的基础上加上了社会文明。十九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我们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的高度。到2050年，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
社会文明是十九大首次提出的一个国家发展目标。在我看来，社会文明就是人类在社会生活领域中的进步状态，是社会生活领域所有进步的综合体现，既包括人类推动社会进步中所产生的先进意识、理念、法律、价值、制度、风俗，也包括个人的素质、修养、道德、习惯和行为方式。社会文明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不可区分，相互促进形成一个整体向前推进。
《中国经济周刊》： 实现社会文明的进步，关键环节在哪？
俞可平：我一直在思考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链条，这个链条的最前端就是提出新的价值、新的理念，最末端就是新的社会生态。
新的价值之所以在最前端，因为人类文明的进步首先得有目标和方向。这个目标和方向集中体现在人类所追求的新的、先进的价值；但是光有新的价值是不够的，还得依靠好的制度来实现，所以第二个关键是好的制度；如果制度光停留在纸上也是不够的，所以第三个关键环节就是机制和程序。通过一系列的机制和程序，使得制度所追求的价值，能够一个个落到实处。
有了制度、机制和程序以后，我们还要有政治。通过一项一项具体政策，让这些价值体现出具体的经济权益、政治权益、社会权益和文化权益，最后形成新的社会生态。
《中国经济周刊》：能否举一个社会文明领域的案例？
俞可平：现代社会在结构上分化为三个相对独立、相互联系的系统。第一个是以政府组织为基础、以官员为代表的政府系统，第二个是以公司组织为基础、以企业家为代表的市场系统和经济系统，第三个就是以民间组织为基础、公民自己为代表的公民系统或者社会系统。
比如基金会这种组织，它就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也是一个典型的民间组织和社会组织。它既不属于国家系统，也不属于市场系统，它属于社会系统。它有很多特征，主要是自愿性、公益性、非盈利性、非争议性。这里面最重要的本质特征就是它的公益性。基金会的发展状况在相当程度上，反映社会公益性事业的发展，直接体现社会文明的进步。
第一，有助于创造先进的理念和先进的价值。基金会本质功能是公益，公益本身就是先进的理念和价值。它需要奉献，博爱，友爱，合作，负责，透明，服务，有效，诚信，互助等等。而所有这些都是社会文明所不可获缺的先进理念和价值。
第二，它有助于推动社会创新，现代基金会制度本身就是制度创新的产物。基金会不同于企业组织，也不同于政府组织，也不同于一般的民间组织。一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政治不适合于基金会的发展和管理，它需要制度创新。基金会的每一步发展，通常会有效的推动社会创新。
第三，有助于促进社会公平，通过社会分配形成的特定用的资金，是实现财富在社会公平分配的一种补充手段。从本质上来说，基金会通过扶贫、救助等特定情况，发挥调节财富和福利再分配的作用，是促进社会公平的一种有效手段。
第四，有助于扩大公民的社会参与。基金会是从事公益活动的社会公共平台。任何热心公益，并且具有一定行动能力的人，都可以参与到这个平台上来活动。基金会具有广泛的社会参与性。政治越进步，公民参与或者公共参与越发达。
第五，有助于改善社会治理，推进国家现代化。治理跟传统的管理、管制，特别是统治有实质性区别。区别之一就是公共智能主体不是一元是多元的。发挥基金会在社会治理的积极作用，是推动社会现代化的有效方式之一。
第六，有助于增强社会公信力。没有足够的公信力，任何国家都无法有效治理。社会的公信力越低，它的治理成本越高。基金会的成长过程也是社会公信力的提升过程。
第七，有助于培育公民和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在健康的社会当中，不仅公民需要社会责任感，企业也需要社会责任感。而基金会是培育和实践公民与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场所。基金会越发达，越能彰显企业的社会责任。
第八，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俗。基金会所从事的是救人于困难，帮人于病弱，团结互助，弘扬正义的慈善公益活动。从事慈善公益的过程，就是弘扬社会美德和良俗的过程。
第九，基金会有助于提升个人修养和素质。参与基金会活动需要有牺牲，奉献，利他，友爱，诚信，助人，宽容，忍耐的品格。而所有这些品格都是人类高尚的情操和修养。参与基金会活动，是个人品质升华的过程。
《中国经济周刊》：以基金会为例，发展社会文明还有哪些短板？如何提升？
俞可平：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需要公益事业，公益事业都离不开公益基金会。我们国家也不例外，我国改革开放以后也引入了现代基金会的制度。现代基金会在中国的历史很短，但是发展速度很快。从1981年中国成立第一家正规的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到目前为止，已经有6263家正式注册登记的基金会，净资产不完全统计达到1187亿人民币。
如果我们从推进国家现代化和提升现代文明的高度看，我国的基金会还存在不少问题。整个社会参与程度还不高，管理人才不足。特别是基金会的资产规模相对较小，1100多亿元还不及西方发达国家一个基金会的资产。此外，中国基金会的国际参与性不高，国外很多基金会已经进入中国，但我们中国基金会走到国际上去的还很少，跟我们国家日益强大的国际形象和整体格局是不相匹配的。
窥一斑而见全豹，从基金会的提升角度可以探讨很多社会文明进步的有益尝试。
第一，更加重视基金会的社会价值和作用。基金会的本质功能是慈善公益。但是绝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慈善公益活动。它关系到社会公民，公民参与，社会诚信，社会治理和社会文明。所以要从推进国家制度现代化，提升社会文明程度，这样的高度来重视基金会的发展。
第二，要完善基金会的制度环境，为基金会的健康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尤其要加强基金会的立法，制定更加合适的公共政策，营造更好的社会生态，鼓励更多的企业家和公民都参与基金会的事业。
第三，要吸引更多的基金和人才，增强基金会自身的能力。基金会没有基金，就没有多大的存在价值。所以要想方设法募集更多的资金和资产，扩大基金的规模和数量。此外，也要重视吸收社会各界精英参与基金会的事业，增强基金会的能力。
第四，除了公益慈善之外，基金会应该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和改善社会服务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政府管理部门，应当把基金会视作社会基层治理和社会服务的重要主体之一，基金会自己也应当主动的承担社会治理和社会相应责任。
第五，加强公益教育和培训。努力培育普通公民的公益精神，丰富公民的公益知识，使全社会更多关注基金会的发展。推进国家现代化，实现两个一百年的进程中，基金会有其重要的角色和广阔的前景。
俞可平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曹煦 | 成都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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