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象：从分歧走向分裂——毛泽东倒刘之史迹考

萧象：从分歧走向分裂——毛泽东倒刘之史迹考察

时间:2011-05-26  作者:萧象 来源: 共识网 

　　毛泽东打倒刘少奇，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共和国所发生的影响最为深远的重大事件之一。一直以来，围绕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到刘少奇，废黜自己的接班人，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根据不同的史料在不断地进行思考。因毛泽东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有“联想到1962年”的指说，人们多将毛刘分歧归始于1962年。其实，早在建国初始毛刘关于治国方略分歧已现端倪。根据近年资料显示，毛更于1953年时即动了将刘“挪位”亦即“废储”的念头，只是由于高岗事件的意外发生，才按兵不动，隐忍未发。这看起来使本已众说纷纭的案情更显复杂，但恰恰因它的出现，打开了一条通道，使人们豁然开朗，对毛刘冲突可以获得更为深刻的洞察。沿着这样的指引，我们试图走近这节不算久远却已尘封的历史，循着斑驳隐微的史迹，寻求自以为是的历史答案。

　　一

　　远在中共登上历史舞台初始的1922年，毛泽东就与刘少奇这位相距不远的湖南老乡有了结交并建立起革命友谊。遵义会议之后这种革命友谊发展成一种政治联盟，适值雄才大略的毛泽东将党的最高领导权从张闻天麾下转移至自己手中的重要时期。成为中共实际掌门人之后，为进一步巩固、扩大权力，把全党思想统于一尊，实现以“道”治天下的宏伟抱负，毛泽东在延安发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风运动，将刘少奇从华中前线召回身边，委以重任，辅助领导开展整风。刘“以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分立即进入中央书记处，成为在地位上仅次于毛的中共第二号领导人。”（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pdf页92、94）

　　毛泽东选择刘少奇为搭档，一方面是对刘少奇政治才干、能力和水平的赏识，另一方面刘少奇对毛不遗余力地支持和推崇也是一重要因素。“在七大以前，毛泽东还没有这么高的威望，是你的父亲和其他领导人协助他建立了崇高的威望。”（洛厄尔.迪特默：《刘少奇》页11）几十年后王光美对女儿说出的这段话可谓这一背景的注释。刘少奇进入中央书记处不久便顺势而为，不失时机地提出建议：“书记处设一个主席，两个书记，书记是主席的助手”。政治局遂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毛泽东就此成为政治局主席并获得“有最后决定之权”的至高权力。

　　从此毛泽东开始了与刘少奇长达二十多年互为搭档的政治生涯，中共也由此形成延安以后一以贯之的毛刘配的政治模式。毛刘搭档的政治模式是中共革命年代的历史产物，同时由于中共革命由苏区根据地和白区地下党两大部分相组成，而毛刘分别为苏区和白区的代表，又具有革命年代的代表性。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在《毛泽东最后的革命》（pdf页16）一书中提出，毛刘个性截然不同，毛是一个浪漫的革命家，醉心于斗争和军事行动；刘则有点书生气，喜欢沉思，但是坚定不移，坚忍克己，因而认为刘毛搭档为一“奇怪的组合”。但正是“这一奇怪的组合”却显示出了令人称奇的坚强与所向披靡，中共在其统领之下，不出数年，便横扫敌手，一统江山，夺取了全国政权。

　　然而，这对战争年代的黄金搭档，在和平时期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就像人们指出的那样，战争年代的坚强合作并不保证和平时期的牢不可破，砸烂旧世界时的思想高度一致更不代表建设新世界时依然如此。战争与和平，革命与建设，乡村与城市，打江山与坐江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存在与政治治理方式。伴随着时代与环境、身份与权力的巨大改变，毛泽东和刘少奇，当面对一个对他们来说完全陌生的新的社会存在，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型国家建设时，他们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他们表现出了不同以往的思想倾向与观点分歧。

　　分歧不是因为未来国家的路向选择。在新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与建设这一目标确定上毛刘两人别无二致，而是在对这条道路建设的国情判断、方略设计、政策选项与步骤安排等问题上，刘少奇出现了与毛泽东不尽相同的看法。

　　1949年春，刘少奇在刚解放的天津视察时认为：“在目前中国条件之下，私人资本主义的剥削有利于发展，对于国民经济是有利的，对于中国是有利的，对于工人也是有利的。”翌年初，刘少奇与安子文等谈话，就东北局关于农村党员雇工问题作出指示：“党员成为富农其党籍怎么办？这个问题提得太早了。……现在是私有制社会……。因此现在的农民党员是可以单干的，我们的党规党法上允许党员单干而且也允许雇工，认为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思想。”1951年3月，刘明确提出，党的任务“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同年7月，刘还对山西省委有关老区互助组的一些左倾作法提出尖锐批评，认为那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民社会主义思想。”（林蕴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二卷页11）

　　显而易见，在刘少奇看来，由于中国社会生产力落后这一历史现实条件，在进行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时需要一个允许私有资本主义存在的过渡时期，不能过早地动摇和削弱私有制基础。刘的看法与主张在60年过后的今天仍不失睿智的光芒。其实，这并非刘少奇个人的思想发明，而是中共中央确定的新民主主义路线的贯彻落实，与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下述一段讲话精神一脉相承：“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

　　然而，由于为49年革命提前到来的巨大胜利和经济快速恢复的喜人成就所鼓舞，毛泽东那种浪漫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被极大地激活，毛泽东很快就放弃了新民主主义路线，改变了原来的看法，提出一种完全否弃资本主义的激进想法——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因此，不合节拍的刘少奇的言论自然受到毛的批评与否定。

　　薄一波回忆，毛泽东从高岗手中得到刘少奇与安子文的谈话记录后，“批给陈伯达看，对少奇同志的不满，形于颜色。”（薄一波：《若干重大历史决策与事件的回忆》页198）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更于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刘少奇等“确保私有财产”、“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右倾思想公开进行严厉批评。

　　虽然刘少奇接受了批评，做了检讨，很快放弃了自己的主张，但毛泽东对刘少奇的看法和态度却由此发生了改变，在毛眼中，刘少奇由延安时期正确的左派代表变成了如今“不能让人放心”的“左右摇摆”的人物。

　　1953年5月19日，毛泽东给中办主任杨尚昆发出指令，命其检查未经他看过即发出的电报和文件，指责“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并申明：“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需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矛头直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毛态度之严厉，用词之峻切，为49年以来所少见。

　　史家多有认为，建国后毛泽东以君王自居，视与刘少奇、周恩来等平等的同志关系为尊卑的君臣关系。依此，在权力关系上，毛刘之间所表现出的实质也就是中国传统社会君权与相权的现代演绎。毛泽东此处君威初露即严，其后，多以君权凌相权，致刘等常处小心翼翼。毛对刘的批评指责，诚为对刘工作的不满，又未尝不是要求权力无限与至高无上的君权与循规蹈矩的相权牴牾冲突的一种表现。这种表现贯穿于毛刘矛盾斗争过程的始终。

　　毛泽东还多次在与高岗的交谈中流露出对刘少奇的不满，认为“‘七大’以后把刘少奇抬得太高了，几年来证明刘少奇不够成熟，左右摇摆，掌握政策不稳，在不少政策问题上出了毛病。”“不能让人放心”。（林蕴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二卷页299）

　　不惟如此，更为严重的是，毛泽东甚至密嘱高岗“亲自去沈阳查阅东北的敌伪档案，了解20年代少奇在奉天（沈阳）被捕后的表现。”（赵家梁：《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页44）东北局第二书记张秀山回忆：

　　“1953年初，高岗对我说，毛主席让我看一下东北敌伪档案中有关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情况，要我组织落实。我当时问高岗这件事跟其他人说过没有，他说跟陈云说过。我又问，东北呢？他说没有。我说这事不能扩大，传开不好，说这事时，高岗的秘书在场。……查阅结果是按敌伪档案的原本情况上报的。”（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东北到西北》页321）

　　毛泽东秘密调查刘少奇历史，这就不只是一般的思想分歧问题可为解释的了，而是意味着毛对刘的信任与忠诚产生了动摇与怀疑。

　　在此背景下，53年夏秋期间全国财经会议上出现的“批薄射刘”和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发生的“讨安伐刘”风波，就不是无中生有的空穴来风，也不是简单如流行所言为高饶别有用心的政治图谋，而是其来有自，是建国后党内出现的苏区和白区宗派情绪的借机发泄，更是共和国史上毛刘思想分歧引起信任危机与权力重新布局这一复杂斗争在次级层面的投影。

　　前已提及中国革命由苏区武装斗争与白区地下组织两部组成，在武装夺取政权的战争时期，苏区与白区的党组织，遥相呼应，互为支持，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但进入民主建设的和平年代，这一历史存在不幸变成了一个宗派性质的敏感问题。打江山同甘共苦，坐江山勾心斗角，这是套牢中国传统社会农民起义的一个怪圈，中共领导的红色革命不幸仍未能摆脱这一阴影。这一建国后冒出的宗派问题成为影响中共党内团结，破坏党内机体健康的一大暗疾。当初共和国定都北京，北京乃刘少奇领导的华北局工作旧域，其中坚干部大多地域情况熟稔，长期工作在城市，有较多的城市运作与管理经验，故此，中央机构组建华北局人马得近水楼台之便利，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更是受到重用，位居中枢，既为自然，也有其必要。然而，却引发一些戎马倥偬的军中将领不满，认为打下的江山被他人捷足先登，对白区党颇有怨忌。这些怨忌日积月累在这两次会议上借批评薄一波、安子文工作失误之机会而得以发泄，形成“批薄”、“讨安”之局势。然而，“批薄”、“讨安”只是“项庄舞剑”，目的却是“意在沛公”，也就是“射刘”、“伐刘”。

　　“谭震林对我讲，中央要警惕有人反对毛主席，说现在北京有两个司令部，党权、政权、财权都在白区党手上，而不在我手上（‘党权’指中央组织部，长期由安子文负责；‘政权’指政法委员会，由彭真负责；‘财权’指财经委员会，薄一波负责，他们都是原华北局的）；说白区党有篡权的危险。我批评了谭震林，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党内有不同意见可以提，但要注意团结。没有什么‘白区党’、‘苏区党’，也没有两个司令部。我们只有一个党，就是中国共产党；只有一个司令部，那就是以我为司令的司令部。”（赵家梁、张晓霁：《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页141）

　　这是毛泽东对高岗、张明远的一段谈话。如果说毛泽东是在以批评谭震林的方式反说正解，要把人们引向一个问题，那么会议期间因病在北京西山疗养的林彪对一些军中将领和地方大员前来看望他时说的一句话，以及王鹤寿事后就此的一番评论无疑就是单刀直入，挑开了这一问题。林彪说：“现在白区党控制着中央的权力。”王鹤寿说：“林总的水平确实很高，看问题深刻、尖锐，击中要害。刘少奇这些白区的人有篡权的危险性和可能性，是毛主席身边的危险人物。”“看来，现在中央的领袖中，刘少奇是不行了”。（赵家梁、张晓霁：《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页134——135）

　　“两个司令部”、“毛主席身边的危险人物”，这些文革中人们耳熟能详的用于打倒刘少奇的词语，1953年就出现在毛泽东和中央高层干部的话语中很可以说明当时这一问题的实质存在与严重程度。如果联想到1953年正是中共为八大召开进行人事酝酿的准备时期，那么这一年内接二连三地出现一系列不利于刘少奇的事件，就绝非偶然，是大有文章。

　　但如果就此得出毛泽东此时就有倒刘想法的判断恐又为时尚早。毛对刘信任不再，已起疑刘之心，还未见生倒刘之意，至少目前还没有见到相关史料可为证据。毛只是在权力平衡的层面作政治的考量。权力平衡乃政治之大道，毛泽东自是深谙此道，当年选择刘少奇就不无这一因素的考虑。如今当刘少奇为代表的白区党呈“坐大”之趋势，将影响这一权力平衡格局时，不能不触动他的隐忧与警觉，而来自军中的强烈不满更是加重了他的担心。与刘少奇的思想分歧和权力平衡的政治考量，两种因素叠加使毛泽东感到中央权力重新布局有眉前之迫。

　　于是，毛泽东提出了中央分一线、二线的设想，意味非同寻常。还在建国之始，毛泽东即已流露过“在前台直接主持国事好？还是退到后面坐而论道好”的心思，并征询陈伯达的看法，（《陈伯达最后回忆口述》页123）但那只是意欲摆脱形而下之日常国事冗务、专事形而上之国家理论创新的运思。现在正式提出，原初设想没变，却已加入了一层更深的权谋意图。

　　张秀山、张明远据高岗对其谈话回忆：“1953年上半年，毛主席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的问题，在中央少数人之间进行酝酿。毛对高岗说他讨嫌接待外宾和接递国书之类的事情，不想当国家主席，只当党主席。‘让少奇去当国家主席吧，他喜欢那一套。’”（林蕴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第二卷页300）另一场合高岗对王鹤寿、陶铸等说道，主席说，中国的马林科夫（斯大林在世时指定的接班人）还未定，要刘少奇当中国的什维尔尼克（当时的最高苏维埃主席，无实权）。（林蕴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二卷页310）

　　为此毛放出了一试探的气球。这一年12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专题讨论其外出休假期间中央工作的主持问题。“我要到外边休息一段时间，中央的工作，是少奇同志主持，还是由书记处几个同志轮流主持，大家意见如何啊？”七大以后，毛曾两次外出离开中枢，一次是重庆谈判，一次是出访苏联，均由刘少奇代理主持工作。如循惯例，或依一把手外出、二把手替代的组织原则，本次继续由刘代理主持皆顺理成章，而毛却提出要大家讨论，显然别有意涵。由于与会者意见不一，未能形成毛所希望看到的多数，毛遂宣布：“此事今天不作结论，以后再议！”（参见林蕴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二卷页311——312）

　　不难看出，毛泽东试图通过一线、二线之设，一方面将自己从繁文缛节的国事当中摆脱出来，另一方面把不再信任的刘少奇安放到荣誉性质的国家主席位置，从而废黜七大以来形成的刘少奇二把手也就是接班人地位，以达致中央权力重新布局的政治图谋。

　　因为高岗事件的意外发生，毛泽东这一图谋遭遇挫折，一时未能如愿以偿。高岗本是毛极为信赖与倚重的一员易刘大将，对毛一直忠心耿耿，与刘建国以后亦积怨颇深。毛对刘的不满与挪其位置的意图多是通过高岗透露于外。然而，高岗能干有余，谋略不足，性喜豪爽，太过张扬，由于缺乏细密，轻信他人，过早泄露“天机”，引起党内不安与不满，加上陈云与邓小平重要时刻对高岗的揭发（也就是对刘少奇的支持），使毛感到刘的人气指数不可低估，势力不可小觑，换刘时机尚不成熟，于是调整部署，改变战略，审时度势，权衡利弊，推出高岗作为祭品，以此来平息一场党内危机。

　　二

　　毛泽东的战略步骤被高岗事件所打断，刘少奇危机之下巧与应变，毛刘以党的事业大局为重，相互隐忍妥协，重又携手。5年之后的1959年，毛泽东正式将国家主席的位置腾挪给刘少奇。这使人产生一种幻觉，高岗事件后，刘少奇岿然不动，进而当上了国家主席，其接班人地位更为稳固。

　　表面看来确是这样，但究其实质并非如此。让刘少奇做国家主席、自己专当党主席，是毛泽东中央一线二线之设公开的预定目标，在这目标之下还隐藏着更换接班人的深层目的。没有迹象显示高岗事件之后毛改变了主意，放弃了自己确定了的战略目标，或者说认同了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毛泽东56年和59年的两次讲话很可以说明这一问题：

　　“我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跑龙套工作的，我们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一个作用。”（沈志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第三卷页319》）

　　“我叫毛泽东，挂正帅，就是大元帅，邓小平挂副帅，为副司令，我们俩一正一副”。（林蕴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第四卷页415）

　　一是将刘少奇与70高龄的朱德归为“跑龙套”的，认为“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一是以邓小平为副帅，把刘少奇撂于一边，其对刘不认之意味不言而喻。

　　而就在这一期间苏共二十大所引发的非斯大林化，不啻一重磅炸弹，震动了整个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作为中国的最高领袖，毛泽东所受影响当尤为强烈和复杂。诚然，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揭批斯大林，使斯大林神话轰然倒塌，一直被认为真理化身的斯大林原来也犯错误，并非总是正确，多年受压的毛泽东出了一口恶气，获得一种如释重负的解脱，感到由衷的痛快，此毛之所谓“揭了盖子”。但接踵而至的却是另一种深深的隐忧，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使社会主义国家党的最高领袖的权力受到削弱，个人独裁受到谴责，此毛之所谓“捅了篓子”，毛不免物伤其类，兔死狐悲，担心受此影响权威受损，更担心身后像斯大林一样遭遇不测。毛的这种担心不是没有理由，中共同年召开的八大上突出强调集体领导和彭德怀提议并得到刘少奇同意将“毛泽东思想”一词从党章中删除（王若水：《新发现的毛泽东》页240）就是一个征象，虽然在此之前由于苏共一直不予承认“毛泽东思想”，毛本人多次有过不提此词的表示。

　　为预防斯大林现象在中国出现，毛泽东深谋远虑，未雨绸缪，一方面提出所谓正确的个人崇拜之说，强调“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鼓动个人崇拜，（沈志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三卷页126》）强化自己的权威，使其坚固无以撼动{耐人寻味的是，刘少奇对此亦步亦趋，明言“我是积极地搞‘个人崇拜’的，”“在七大前，我就宣传毛主席，现在我还要搞，还要搞林彪同志的、小平同志的‘个人崇拜’，你们不赞成，我也要搞。”（沈志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三卷页513）}；一方面继续接班人人选的观察与培养，如八大擢升邓小平为常委，八届五中全会提拔林彪为党的副主席。在此期间，中苏两党发生意识形态冲突，中共指责苏联为修正主义，毛泽东顺水推舟，巧为利用，借机抹黑赫鲁晓夫，使赫鲁晓夫在中国成为一个家喻户晓具有特殊含义的危险而忘恩负义的坏家伙，这样在道义上就为身后免遭不测预设了一道防护的屏障。

　　如果说，1953年毛泽东拟挪换刘少奇废黜其接班人地位是出于中央权力平衡的政治现实考量，那么，苏联斯大林事件的出现使毛泽东在关于接班人这一问题上忧心更重，困扰更大，思考更深，不仅虑及身后哀荣，而且将其与国家反修防修的意识形态挂钩，上升到了江山社稷千秋万代的高度。而刘少奇这一时期在有关政策与经济发展方针方面一如既往所表现出的右倾保守思想，使毛泽东有理由认为刘潜在着修正倾向的可能，因而对刘少奇更不放心。

　　这种不放心终于在大跃进失败导致国民经济陷入最低谷的1962年，在面对形势判断和经济调整的政策选择时酿变为强烈的不满，并以直接冲突的形式予以爆发。

　　正如国外学者研究指出的那样，新中国的各种新生事物，无不源自毛泽东本人的性格特征及其思想观念，（白鲁恂《毛泽东心理分析》页39）大跃进无疑是毛浪漫个性与乌托邦思想最具典型的历史产物之一。由于理论的先天不足与狂热的错误实践注定了这一运动的走向失败，而在败象初显、路有饿殍之时，庐山会议对彭德怀为民请愿的激烈批判使狂热的运动火上添油，继续左向发展，最终导致数千万人饿死的旷古灾难。

　　将大跃进灾难完全归咎于毛泽东个人显然不确，也不公平，当毛泽东决心发起大跃进运动，刘少奇作为执行者除了在运动方式与节奏的把握上表示了与毛有所不同外，对大跃进本身并未提出异议。但问题在于，在反思这一灾难性悲局时，在对这一灾难后果做救济性弥补时，刘少奇的良知与责任感使其敢于直面现实，做出一个与毛大相径庭的判断与选择，而为毛所不容忍。

　　1962年初召开的包括全国县委书记一级干部参加的七千人大会，是一次总结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会议。刘少奇据其在湖南家乡做调查时的耳闻目睹，在对大会做政治报告时提出，“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如今已不适用，进而把造成国家困境的原因直指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pdf）在随后的西楼会议上，刘对形势作出更为严峻的判断，认为“目前形势是一个困难的形势，类似于非常时期。”不要“怕说漆黑一团”，“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钱庠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页154）

　　刘“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与形势判断，对于发明并喜用“一个指头与九根指头”比喻形势大好的毛泽东来说无疑是一刺痛。大跃进寄托了雄心勃勃的毛泽东的太多浪漫而不无虚幻的诗意想象，虽然从根本而言其乃一乌托的梦想，但在毛心中，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和总路线一道构成的“三面红旗”是其领导中国进行经济革命的伟大创举，是摆脱贫穷落后、实现赶英超美的强国梦想，尽管出现了一些失误，遇到了一定困难，但那只是暂时的，是可以克服的，作为一种方向，代表一种理想，它无容置疑，更不许触犯。而“人祸”之说，不仅是对大跃进的触犯与否定，同时意味着发动者将被推上祸首的位置，既为祸首，就要面临历史责任的追究。是可忍，孰不可忍？

　　因此，当刘少奇准备选择“非常的办法”——在农村试行包产到户，以贯彻经济调整、加快经济恢复时，毛泽东长期淤积内心的对刘的不满终于发作：1962年7月上旬的一天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边对前来汇报工作的刘少奇劈头一阵喝斥：“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刘忧心如焚，直言相告：“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刘源、何家栋：“‘四清’疑团”，载《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页90）

　　在刘少奇为当下出现的人相食这一历史罕象忧心如焚时，毛泽东念念不忘的是三面红旗与身后之事，两人的思想旨趣与现实关怀可见一斑。如果说在此之前毛刘之间存在的还是一种思想的分歧，那么如今表现出的已属于政治的分野了。这一分野的标志就是包产到户（毛语分田单干）的政策选择，也就是毛所谓的“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作为一种农业生产方式，包产到户虽然生产效率十分明显，深受农民欢迎，毛泽东虽然也曾做出过同意在个别地区试点的指示，但囿于狭隘的认识与政治偏见，毛泽东在根本上对‘分田单干’十分憎恶，认为那“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钱庠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页205）刘少奇选择包产到户，意味着选择修正主义，选择走资本主义道路。

　　不特此也。在与刘少奇长期的矛盾与较量中，毛泽东另有一难为人道的心结，那就是彼此声望互为消长所带来的忌恨。自庐山会议打倒彭德怀毛泽东取得表面上的一时胜利，接即而来的大跃进失败导致的大饥荒却使党内外不满情绪急剧上升。至七千人大会时，党内的不满触及顶点。彭真会上的一番慷慨陈辞可谓这种不满情绪发泄的最典型表现：“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pdf）这样尖锐的言辞对毛而言恐为延安以来所罕见。

　　与其相对应，场外另有一番不同的景象：《人民日报》农村部17级以上干部在招待所集中轮训，报社负责人安岗“回来传达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当他们听到刘少奇讲‘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那一句话时，大家出现了‘异乎寻常的热烈反应。起先，大家一下子仿佛怔住了，接着，便爆发出经久不息的响亮的掌声。那掌声大约响了有五分钟，不，十分钟吧，连服务员都跑进屋里来了，以为出了什么大事’。可见刘少奇真的说出了人们的心里话。……把不少共产党员的心拨热了！”（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pdf）

　　场内高层的尖锐批评与场外中层的热烈反应，不仅是对刘少奇观点的呼应与支持，对其实事求态度的肯定与拥护，也反映了其声望和人气指数的高涨。然而，它却触痛了毛泽东深藏于内的那根敏感神经。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从来就是中国社会政治的最大传统，也是影响权力者（一把手）政治行为心理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在权力来源不是依民授而是靠夺取的前民主社会尤其如此。刘少奇的声望水涨船高，毛泽东岂能熟视无睹而无动于衷？

　　就在此时（8月1日），刘少奇《论共产党员修养》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重新发表，很难说对毛不是一个刺激，不是使毛对刘更加猜忌的一个因素。《修养》曾是延安整风时期视为党员必读的经典，它的重新发表，在大跃进失败后的严酷年代，重新唤起共产党员“在各种艰难困苦的境遇中，去锻炼自己，总结实践的经验，加紧自己的修养，提高自己的思想能力”（《论共产党员修养》），不失政治的现实意义。然而，文中一些当年本是针对王明的文字，在情过境迁、时移世易之后，尤其在毛对刘已是心存芥蒂、不予信任的敏感时期，读来不免要让人产生联想。

　　“共产主义事业中的真正的领袖和英雄，决不是个人主义的领袖和英雄，决不是可以自称和自封的。凡是自称领袖或者自己个人企图做领袖的人，他在我们党内决不能成为领袖。我们党员群众不会拥护那种自高自大、个人英雄主义、风头主义、有个人野心和虚荣心的人，来做我们的领袖。任何党员都没有权利要求其他党员群众拥护他做领袖或者保持他的领袖地位。”

　　毛泽东1962年从小说《刘志丹》里读到反党的阴谋，1965年从历史剧《海瑞罢官》中看到为彭德怀翻案的诡计，自然也可以从《修养》的字里行间感到刘少奇的“别有用心”。

　　毛泽东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与危险性。旋即在北戴河和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政治路线，重新强调阶级斗争，强力反击刘少奇右倾单干风，将中国这艘已是满目疮痍的航船再次转向左舷。

　　1962年在中国当代政治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痕，也是毛泽东倒刘曲折历程中一十分重要的节点。就在这一年（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萌生了从政治上搬掉刘少奇的想法，开始着手部署这一战略图谋，并亲书手令对刘少奇进行秘密调查。（陈铁健：“瞿秋白何以由领袖成为叛徒？”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data/40805.html）历史学家吕振羽的秘密被捕事件，作为近些年出现的一条十分重要的史料证据，从一侧面证实了毛泽东的这一图谋。

　　这一年12月，历史学家吕振羽到湖南参加系列学术活动，于翌年1月乘火车返京，车到丰台，即被秘密拘捕。拘捕期内，吕被逼写出伪证，证明刘少奇在1935年11月至1936年8月国共南京秘密谈判期间，“跪在蒋介石脚下，充当了革命的内奸”。吕当时为北平中国大学教授，中共北平市委领导下的自由职业者大同盟书记，为南京谈判穿针引线。但吕“宁以义死，不苟幸生”，不畏逼迫，拒做伪证，拘捕没有达到目的。（李冰封：“呼天辨诬董狐篇”《书屋》2004年11期）

　　此事与1953年查阅东北敌伪档案一脉相承，但性质更进一步，已是在编织罪证，罗列罪名了。这说明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冲突发生了重大变化。毛从当初的削权意欲发展到今日的打倒图谋，既与十年来党内斗争激烈复杂和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的影响息息相关，也与大跃进失败以后毛刘声望互为消长的因素密不可分。但最根本的还是，在可以平衡与约制的相权之上，作为最高权力的君权不受约制，能够为所欲为。

　　很多人会感到困惑，此前一年也就是1961年9月24日，毛泽东会见来访的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被问及接班人一事时，明确表示自己的接班人是刘少奇。话音未落言犹在耳就心起倒刘之念，如何解释这一矛盾现象？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建国以后在毛心中一直没获得确认，前文已有论及。大跃进失败之后，刘少奇等中央一线领导殚精竭虑，力挽狂澜，为抢救国民经济于崩溃做出了极大努力，毛不能不看到并承认这一点。毛的这一说法，是对蒙哥马利元帅询问的一次被动回答，或是想借此作为口惠对刘表示奖赏与宽慰，而并不代表毛的真实想法。毛泽东机心极重，城府极深，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曾当面许诺林彪，过两年就交班，（《吴法宪回忆录》页807）而实际对林早就起了疑心。这一番表态，同样可以看作为某种政治目的而言不由衷的一次表演。不然，就解释不了对刘随即进行的秘密调查。

　　不过，毛泽东真正横下心来，决意政治上打倒刘少奇是在一年之后的1964年底与1965年初，也就是1970年12月毛泽东回答美国记者斯诺所问“明显地感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说的时间。由于国际上苏联政坛突发的一次最高权力非正常变动和国内四清运动与刘的一场正面交锋，使毛感到有种危机迫在眉前，倒刘为势在必然。

　　三

　　1964年10月苏联政坛发生易变，勃列日涅夫以非正常方式逼迫最高权力者赫鲁晓夫黯然下台，并取而代之。赫氏下台对向视赫鲁晓夫为修正主义的毛泽东而言自是快事，但赫氏被逼下台这一不无政变性质的事件本身却引发毛的某种不安。中苏两党政治权力性质及结构的同一性使毛泽东有理由认为，既然苏联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中国也有可能复制的险虞。毛由是多了一层生前即被逼宫或架空的担忧与紧迫。其后不久11月在苏联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宴会上，苏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对中国代表周恩来、贺龙的一番酒语：“不要让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妨碍我们。”“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把毛泽东也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钱庠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页359）更增添了毛的担忧和不安。

　　这不是我们读史者在妄加推测或想象阴谋，而实在是毛泽东从莫斯科这面风月宝鉴中照见了北京城的魅影。此在一年后经毛泽东批准、林彪所发表的著名“政变经”讲话中可以得到印证，讲话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卜伟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页83、86）至于毛自认为的政变危机或魅影来自何方，总参谋长罗瑞卿作为文革前夕第一个垮台的高层1965年12月被打倒，而“据说刘少奇对罗的工作很赏识，要让罗当国防部长”，（《李作鹏回忆录》（下）页357；参见《邱会作回忆录》页404）很可以发人深省。

　　有了这样一层背景和因素，接下来在政治局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就发生了毛泽东对刘少奇等一系列言行激愤的惊人一幕。

　　1964年12月15日，刘少奇主持政治局工作会议讨论四清问题，邓小平认为一般的工作汇报，可不必惊动毛泽东，在向毛汇报此事后说，如果工作忙，可以不必参加了。另一次会上，毛在刘讲话时插话，没说上几句即被刘打断。此两事使毛大为恼怒。会议结束时，江青请陶铸夫妇看《红灯记》，在休息时间，毛满腹牢骚又不无怨愤地问到陶铸：“你们的会开完了吗？我还没参加就散会啦！有人就是往我头上拉屎！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讲话的嘛！”参会人员遂重被召回，继续开会。12月26日，毛泽东71寿辰，请客三桌，席间，毛对着李富春指桑骂槐：“你们什么事情都不同我讲，啊，什么话都不同我说。现在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你们是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28日，毛余愠未消，意犹未尽，携带《党章》和《宪法》来到会场，说：“我是党员，我是公民，你们一个不让我参加党的会议，违反党章，一个不让我发言，违反宪法。”“据我看，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钱庠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页399——403）毛泽东甚至冲着刘少奇轻蔑地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手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刘源、何家栋：“‘四清’疑团”，载《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页118）

　　一切政治的纷争皆因权力而起，古今中外概莫例外。一线二线本为毛泽东自己提设，毛也因此获得一种进退自如、可以任意出入一线二线的更大自由。但凡事均有两面性，由于没有权界明确区分的制度规定（不可能有此规定，权力者需要的就是这种效果），两线界线模糊，使君权相权徒增冲突，这种冲突令毛在削权意图胎死腹中的陈年恨憾之外，又感到了一种被人架空、大权旁落的当下危机。赫鲁晓夫的意外下台，使自觉危机之中的毛泽东更看到一种险象。这样的时候，任何属下的稍有不慎，都会引起主上的深度猜疑与激烈反应。毛泽东对危机与险象的自我判断与强烈反应，促使了定下倒刘的决心。

　　陈伯达作为第一知情人为我们提供了如下回忆：“毛主席在那次会上拿出党章以申明他在会上有发言权之后，一天晚上，他连夜把我找去，要我起草一个文件。他口说，我匆匆记了下来，后来他又做了几次修改，经中央讨论修改后通过。这个文件就是‘二十三条’。毛主席找我谈时，表示了对刘少奇同志的很大意见，这使我感到很不安。我想，少奇同志和毛主席的团结很重要，要想个办法避免事情发生。我与列席会的王力商量了一下，就找陶铸同志、彭真同志一起去和少奇同志谈，请他向毛主席做个检讨，缓和一下关系。”（《陈伯达最后回忆口述》页253）

　　毛对刘表示了“很大意见”是陈伯达的委婉说法，王力的表达直接而明确：“1964年12月的一天拂晓前，陈伯达找我，说毛主席刚才口授要起草一个文件（即后来的二十三条），还说‘主席要整少奇同志了，少奇同志是很纯的马克思主义者呀！’他同我商量怎么办？商定由他约请彭真、陶铸同志一起去告诉少奇同志，劝少奇同志赶快向毛主席当面检讨”。（《王力反思录》页173——174）

　　不仅彭真、陶铸出面劝说，更有朱德、贺龙乃至“组织部长安子文受政治局和书记处多数人的委托”从中调和，（钱庠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页406）足以见出毛刘矛盾冲突的激烈程度与公开化。在众人劝说之下，刘少奇再一次向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又在党内生活会上检讨了不尊重主席的错误，暂时平息了毛心中的怒火。但毛倒刘决心既下，目标已定，余下的只是等待选择何种理由与方式，采取怎样的步骤与时机。

　　自60年代重新强调阶级斗争、中苏发生论战，经国家机器大力宣传与鼓动，阶级斗争为纲和反修防修这两大观念早已根植于人们心中，成为全党全国的共识，因此，将既定目标冠以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之名义，彰显正义与堂皇，在毛看来并不牵强。事实上也正是如此，1963年以后毛泽东在各种不同场合谈话与讲话中，频繁提到要警惕中国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参见钱庠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页313——320）此所谓中国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绝非仅为一般意义上的泛指。但刘少奇并非一个人，几十年来一直担任党内二号人物，不仅有一大批拥戴者，其思想观点也有众多的支持者，在各级党政机关位居要津，掌握着实权，形成了毛在“二十三条”中所指出的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际也就是联通上下网络左右的官僚体系。毛泽东独断专行的政治个性对繁文缛节的官僚主义有种天然的抵触与反感，而建国十几年来没有约制的权力行使，使得民众对相当部分的党政官僚行为早已是怨声载道。于是，一生热衷于阶级斗争、幻想于社会改造的毛泽东，出于江山千秋万代的深忧远虑，从倒刘预谋之中看到并兴发了更大的政治与社会改造图谋。

　　1965年5月，72高龄的毛泽东凫游武汉长江，尔后重上井冈山，写下“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诗句，以一种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高迈姿态和气派向世人宣示他要发起一场新的革命。

　　这场革命就是以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序幕，以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为纲领性文件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兴起简单地等同于要打倒刘少奇未免肤浅，但认为打倒刘少奇只是这场史无前例运动的一个副产品也未必高明。毫无疑问，倒刘是毛发动文革的一个直接且重要的目标，虽然不是唯一的目标。

　　毛泽东组织发表姚文，目的是通过重新高度评价“三面红旗”和充分肯定对彭德怀的批判作为突破口，引发对刘少奇及其路线的清算。（卜伟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页7）如果说作为文革引线，姚文深文周纳，意蕴含蓄，人们或不甚释解其大旨究竟何为，那么，半年过后，经历了罗瑞卿、杨尚昆、陆定一、彭真的相继垮台，文革战火正式点燃，下列《五一六通知》中的一段话，为毛泽东亲笔添加，矛头所指，中央高层不能不有所觉悟：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然而没有资料显示，刘少奇对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指向自身的运动有过怀疑或抵触。这实在让人大惑不解。一场即将来临的暴雨会打湿全身，刘少奇怎么会无动于衷，毫无反应？或许是这场运动反修防修的宏大叙事和“政治正确”契合了刘少奇作为革命家的思想认识与国情判断，从而使刘不仅毋庸置疑，也深表拥护；或许是心怀坦荡的刘少奇未能勘破毛泽东的老谋深算，因而未能察觉掩盖在宏大叙事下权力的真实意图。但，以刘几十年党内复杂而激烈斗争中脱颖而出的经历与经验，和多年来存在的与毛的实际矛盾冲突，加之前有陈伯达的危情提醒，后有毛泽东的直白威胁，似不可能对一场迫于眉睫、危及政治生命的险虞昧于不察，蒙于不觉。最有可能作为解释的是，刘少奇感到了毛泽东所挥动的文革利剑，在具体而微的现实层面的指向，只是由于一方面这场运动的“政治正确”，让其无可提出置疑的理由，另一方面慑于毛建立在巨大权威上的独一无二的话语霸权，令其不敢表示违逆的言行，刘只能怀抱一种希望涉险过关的侥幸，心有忐忑地亦步亦趋地被裹挟参入到这场运动之中。

　　这种解释可以进一步解释刘少奇在文革中一反常态的左倾领导。既要遵循毛的旨意，掀起文革运动，发动群众揭批修正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又要谨慎从事，避免引火烧身，甚至还想有所作为，重新获得毛的信任。于是，刘少奇受权领导的文革初期，以一种宁左勿右的运动方式，将众多文教领域的权威人士打成黑帮，把大批大专学校师生活跃分子作为右派进行揪斗。殊不料，刘少奇这种自以为是的沿袭以往政治运动屡试不爽的左倾领导运动方式，不仅激怒了一大批已发动起来的包括红卫兵在内对官僚体制颇有积怨的革命群众，有损于自身威望与英名，“造成了反对刘少奇夫妇的长期尖锐的斗争”，（洛厄尔?迪特默《刘少奇》页72），也给毛泽东提供了批判、打倒的口实，使自己跌入“请君入瓮”的陷阱。

　　1966年7月18日，一直在外地运筹帷幄遥控运动的毛泽东返回北京，当晚听取中央文革小组工作汇报，而将闻讯赶来求见的刘少奇拒于门外（这是刘少奇失信于毛、即将垮台的一个明确信号。此前彭真和此后陈伯达下台之时均有求见毛泽东被拒的遭遇）。经过这一段时间远近距离的观察与思考，毛泽东认为时机已到，条件成熟，当即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工作组打压学生运动为突破口，发起倒刘攻势。在8月4日常委扩大会议上，毛对派工作组一事提出极为严厉的指责，认为工作组镇压学生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并声色俱厉地喝斥：“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卜伟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页191——192）刘受此指责，说出一番“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的激愤话，更是惹得龙颜大怒。第二天，也就是8月5日，毛泽东愤笔写出震惊天下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痛斥刘少奇“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到此，毛泽东正式宣告与刘少奇彻底决裂，随即便废黜了这位党内排名第二的接班人地位，终结了与其合作数十年的搭档的政治生命。在其之后，刘少奇被打倒，受批斗，遭拘押，妻离子散，失去自由，被冠以“叛徒、内奸、工贼”罪名，“永远开除出党”，最后于1969年11月瘐死开封，已为天下共闻，众所周知。

　　通过以上史迹考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建国之初的思想分歧到60年代的政治分野，从权力平衡与生前接班的近忧到身后哀荣与千秋万代的远虑，毛泽东倒刘过程极其曲折复杂，又不断发展变化；在发展变化过程中，围绕权力运行，党内不同思想与宗派的激烈斗争，苏联政坛的易变启示，彼此声望的互为消长，传统君权的文化影响，诸多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际因素交织叠加，最终使毛泽东定下决心，不惜代价，与刘少奇彻底决裂。从倒刘过程来看，毛泽东的确显示了一个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和在与政治对手的角逐与较量中的战无不胜。然而，历史才是最公正而严厉的判官。毛身后不久，刘少奇即获平反昭雪，毛自诩平生两大功业之一的文化大革命同时成为最不堪回首的民族记忆而为历史所否决，从而证明，毛的雄才大略所表现的原来不过是将属下乃至天下玩于股掌的巨大折腾，毛的战无不胜也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一场虚幻。不过，历史沉淀之后仍有复杂与吊诡之处，需要人们慎加辨识与深思——这就是：当毛泽东五、六十年代初批评指责刘少奇，图谋打倒刘少奇时，无疑是与历史作对；可是，当文革初起刘少奇推行左倾运动方式，将众多文教领域的权威人士和学校师生活跃分子打成黑帮右派进行揪斗，毛泽东把刘真正打倒时，很难说仍是违逆民意而缺乏一种正义的理由，虽然这场运动的发动依然是逆历史而动。

　　2011-5-23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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