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君立：中国的官文化

杜君立：中国的官文化

时间:2011-01-28 09:28  作者:杜君立  来源:共识网

　　北京的大饼摊大了，就撤并了两个屁大点的小区，多余出来的处级官吏就达4000余名。处级相当于古代中国的七品，是官吏集团中的最低级，也是其主要构成。

　　太监是中国历史上最纯粹最专业最敬业最有代表性的官吏。明朝的太监像如今的公务猿考试一般实行招募制。每次招募结束，总剩余下高达数千“阉党”。这些阉党除过做太监什么都不会，只好找个猪圈养着。官吏这个群体往往也是这样，除过做官，什么都不会。

　　西方的谚语说，都是天使，则不需要政府，都是恶棍，则组建不了政府。所以人天生是无政府的动物，是“骄傲而卑劣的生命”。因为对于权力的贪婪，不完美的人便组建了一个不完美的政府，这种不完美即是人类社会最大的痛苦来源。

　　官作为一种物种，一直属于研究的空白领域。在过去五千年历史中，亚洲几乎一直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而官这一物种就最早诞生在这里。秦始皇是中国官吏的始作俑者，官吏这一群体在秦始皇死后繁衍壮大蔚然成风，至2500年后已经成为中国特色。以拜占庭帝国、卧莫尔王朝和中华帝国为代表的官吏统治体制，被西方现代政治学家定义为“亚细亚式的专制”。这些思想家认为这种金字塔式的官吏体制是东方独有的，永远不会与西方发生关系。

　　马克斯·韦伯以新教伦理与理性精神标榜西方文明的优越感，并以此来反衬东方官僚制度的腐败无能。然而100多年后，官吏统治已经从东方传遍整个地球，官吏集团在与商业集团同流合污之后，成为地球上最成功的新统治者，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

　　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布什家族第三代即将成为共和党核心人物。在建国200余年后，美国终于进入官吏统治的王朝时代。英国法国日本菲律宾也是如此，权力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世袭的官宦手中，血缘裙带成为政治这具裸尸的仅存外衣。

　　早在半个世纪之前，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就在《权贵精英》一书中指出，美国的政治和社会权力高度集中在一群政界军队和企业精英手中，这一精英集团依靠社交婚姻和秘密会社结成一体，他们拥有庞大的政治资源和经济实力。美国选民虽然有选票，在表面上是国家的主人，但实际上他们的生活完全被一个军事经济政治综合体操控着。“谁在统治美国？”只能是那些官吏精英集团。正因为这样，从越战到伊战，美国民众一直在反对，美国政府一直在增兵。这些战争与其说是美国的战争，不如说是美国政客的战争。在很多时候，战争是维持统治的最好方式。

　　在米尔斯眼中，美国民众与“中国老百姓”没有什么两样：温顺、被动、安于现状、自愿缴械。与美国的政治一样，随着国家势力的日益壮大，人类只能在极不公正的官吏统治或混乱暴力的无序社会之间做出选择。面对未来，人们不得不悲观地放弃任何第三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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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典城邦和古罗马共和国实际上是一个军事集团，而不是一个政治国家。贵族制度和封建制度使官吏这一物种始终未能大成气候，官吏大多时候仅仅以税吏的身份出现。罗马的元老院开西方议会之先河，元老院的长老们掌控着最高权力，最高执政官的权力即来自元老院的授权。虽然最高执政官常常自我升级为凯撒，但元老院依然保持着一种权力制衡。

　　在西方历史中，保民官是一种奇特的官职，他由底层穷人推举，在议会中维护穷人的利益，虽然这是一个自杀性的职业，但常常前赴后继，不乏侠胆正义之士为民请命。保民官的设置体现了西方官文化原始可爱的一面，如同陪审团制度——由一群文盲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有罪。官吏文化的功能性是其存在的初始依据，而官吏这一公共职务往往并不需要艰深的知识，大多时候仅仅具备常识就足够了。

　　和一切毁灭性的病菌一样，官这一物种具有强大的自我保护功能和繁殖能力，甚至具有自我牺牲精神——在所谓的集体主义影响下。人类在这一方面没有多少经验，而其中经验最多的就是中国人，他们与官斗、想做官，已经有2000多年历史。

　　西方文化的核心是自治和自我管理，如同老子理想中的“小国寡民”。我们从美国的诞生史可以看出，国家远在社会之后，而官吏的出现则更晚。教会、商社、教师联会等民间组织一支担任着政府的服务功能，他们制定社区公共服务规范，左右舆论，激励或防止某些行为。而这些民间力量也防止了后来国家诞生之后成为极权主义的危险。同时，这种传统培养了西方文化对自由平等的重视和对政客的轻蔑。这种文化传统也使华盛顿对黄袍加身不屑一顾。西方的官吏集团诞生于19世纪：文官制度与两党制、内阁构成西方政治的3个基本元素。但西方的官吏集团与中国传统的官僚集团不同，它被划分为职业文官和内阁两个不同部分。对理性的西方人来说，权力的腐败是必然的，唯一的办法是对权力的监督和对腐败的淘汰，一个能被淘汰出局的腐败统治者远比一个廉洁奉公但无法罢黜的专制者更为可取。

　　在西方历史中，除过纳粹，官吏体制在苏联时代达到顶峰，从东德、波兰到前斯拉夫地区，官吏们像人类设计师一样设计者人们的命运和前途，直到最后设计者和被设计者一起崩溃。

　　清帝国的崩溃实际上是一个官吏集团的崩溃，一群寄生虫害死了它们的宿主。在兵荒马乱的民国时期，这群即将绝种的寄生虫遇到了新宿主，不过数十年功夫，新宿主照样完蛋。

　　毛在《甲申三百年祭》中不乏各种各样危言耸听的抨击，可见其对这些寄生虫是非常警惕的。毛如同一位勤奋耕耘的作家，在即将开始一个新王朝之际，他发表了批判官吏统治的大量檄文，如《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人民服务》《论官僚主义》等等。

　　1950年代毛万岁对旧官僚集团的肃整和清洗不可谓不严厉，简直上扒其祖坟下虐其后人。然而接下来的大跃进运动中，一个更加邪恶的新官吏集团小试牛刀，共和国红旗下饿殍遍野。以《共产党员修养》闻名的刘试图做一个模范的职业官吏，可惜形势比人强，文化大革命最终成为官吏们的炼狱——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民不聊生的同时，竟然也会官不聊生。

　　1980年代的拨乱反正使劫后余生的官吏集团咸鱼翻生，10年后，官吏集团甚至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以罪恶血腥手段捍卫其集团垄断利益。官吏集团在19世纪初失势以来，终于在70年后重新吹起集结号，从此走上了一条铺满鲜花和红地毯的黄金大道——让一部分人先阔起来、发财是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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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官吏文化历史浅薄，在法治精神的安排下，官吏集团处处遭遇弹劾和杯葛，在某种意义上仍可以说，商人集团依然主导着社会发展的节奏和方向。法国媒体为了取悦读者不惜拿总统取笑，说萨科奇是法兰西最大的饭桶。中国人当年也曾说某巨官是中国最大的草包，但只能私下说说。

　　官吏体制在东西方发展阶段不同，这主要是历史传统的影响。几乎没有遭受过多少官吏统治的传统，使西方公民普遍地表现出对官吏集团严重不信任，甚至敌意。套用鲁迅的话说，不惮于用最大的恶意来揣测官们。在这种政治文化下，官吏文化仍然处于初期的甚至边缘的状态，尚未构成社会的主流。甚至贵族文化的残留影响也要大于现代官吏文化的影响力。

　　中国官吏文化在2000多年以来就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官吏群体就是中国2000多年以来的实际统治者，所谓“食肉者”“劳心者”“人上人”等等都是对官这一阶层的崇拜。

　　官文化的形成似乎是在春秋时期，成熟于战国。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在王侯争霸时期，人才市场逐渐形成庞大的官吏集团，门生故吏同乡，盘根错节的关系和繁琐隐晦的官场文化就此诞生。苏秦张仪玩帝王于掌故间，一人以兴邦一人以丧邦；商鞅可致秦灭六国，李斯亦可致秦自灭。大体的说，官基本上来自于士这一阶层，县令陈平甘愿做亭长刘邦的官，而韩信每天夹着宝剑乞讨，不过是为了做官。

　　刘邦素来看不起儒生，甚至把儒生的帽子当尿壶，但儒生叔孙通却为刘邦设计一个完整的官吏体制，将刘邦这只老虎关进黄金笼子里，他的权力由官吏们全权代理，皇帝只管享乐即可。刘邦穿上精美的新装，漫步于巍峨大殿之上，出入前呼后拥，不由感叹道：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后来董仲舒进一步完善了君权神授理论，给君权披上了一层神圣而又神秘的外衣。至此，擅长傍大款的中国官吏们找到了一条终南捷径。狼狈为奸狐假虎威两千年不倒。

　　官作为一种职业，在中国成为最显赫最荣耀的职业，可以说是职业的王冠。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官。没有官帽的脑袋简直不是一个完整的脑袋，丢了乌纱如同被扒了衣服。官服成为中国最精致最华美最尊贵的服装。官与民的区别如同人与动物的区别，之间是深深的难以跨越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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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的最大差异是从来没有巫师这样的独立的超脱的神职人员，宗教信仰基本处于最原始的多神教阶段。佛教道教基督教或者说所谓的儒教，要么成为官文化鞭策下的附庸，要么处于一种被驱逐的边缘状态，以避世无为避免与官文化争锋。多神教在中国官文化的影响下成为官文化的民间镜像，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土地爷山神城隍不过是官的民间想象而已。

　　官文化随着二战后国家主义的兴起而滥觞于世界，以国家主权为切割线，人类前所未有地处于官僚集团的监视统治和奴役之下，对权力和暴力的研究因此成为新兴学科，韦伯、马克思、罗素、阿伦特等都是一时成名的思想家。

　　中国传统上是以研究历史的模式研究和传承官文化的，《资治通鉴》为其佼佼者，冯梦龙的《智囊》和汪辉祖的《官经》是中国官文化之集大成者，其后李宝嘉的《官场现行记》则开中国官场小说之先河。在李宗吾的《厚黑学》之后，中国鲜有这方面研究的新突破，而吴思以《潜规则》和《血酬定律》堪称当代大家。虽然官员群体矫情饰美的自传体小说和大量畅销的官场小说官场电视剧如今年的泥石流一样此起彼伏，但可圈可点的非常少，并没有超出《官场现行记》的水平。

　　当一个官场小说描写一个大官贪污20万以及养情妇时，现实中已经是转移公款数十亿和强奸幼女了，小说远远落后现实，而官文化的发展也远远领先于目前的研究水平。当研究西方官文化的《硬球》在中国出版后，很多读了此书的中国人笑得肚子疼：和中国官场比起来，西方人太幼稚了。西方那点官文化和博大精深的中国官文化相比，绝对属于小儿科。

　　西方文化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简直是没有任何历史，基本是在近代全球化过程偶然形成的。而中国文化则三千年不间断，直到今天。与其说当代中国是全球化下的中国，不如说是古代后的中国。

　　全球化是商人集团推动的，而中国则从来都是由官吏集团掌控。中国唯一一次失控是遇到携带鸦片和钢炮的西方商人，但当这些“洋人”从中国官吏手中拿到丰厚的银子之后，中国依然是中国官吏的中国，与世界没有多大关系。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只是一种时兴的意识形态，与传统的儒家文化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官文化的一种灿烂包装而已。

　　所以不要试图用西方的现代的全球化的人类的东西来解释中国，而只能用中国来解释中国，因为中国文化就是官文化的中国。政府不过是官吏集团的自治组织，法律不过是官吏的工作手段，暴力和宣传同样属于官吏集团的核心力量，国家机器是一个完全封闭的体系，国家是官吏集团的执行机构，而国家的人民则不过是官吏集团的利润来源，以庞大而驯服的、勤劳而愚昧的、贫困而不勇敢的芸芸众生来保证官吏集团的养尊处优锦衣玉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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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雅典城邦时期，所谓的“国家”实行民主的共和制，雅典人分为公民和奴隶，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完全受法律保护，而奴隶则只有干活的权利。200年前的美国刚刚草创，自由人与奴隶的比例几乎是10比1，占人口大多数的黑人奴隶过着悲惨的生活，而白人奴隶主则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尽管那时白人妇女的地位仍然不高。南北战争是一场白人之间的奴隶解放战争，而战争结束一百年后，马丁路德金时期的黑人仍然是这个以自由民主自居的国家的贱民，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

　　如果雅典和美国是中国一个不十分切贴的类比，那么事实上确实只有少数官吏们才可以称其为公民，其他大多数中国人事实上只配享受3000年前一个雅典奴隶的“权利”。

　　官场是中国能量最大的风暴角，这里也是各种利益角逐最为激烈的战场。中国人的内斗和倾轧的“传统美德”正是拜这种源远流长的官文化所赐。一般而言，吏指的是不入流的小官，吏构成官的金字塔底座。

　　官场如同火葬场一样，从来是只进不出。只要能“挤”进去，就可以混吃等死一辈子。混得好了，叫做“达”，要“兼济天下”、青史留名；混得不好了，则独善其身，老婆孩子过好日子。

　　金字塔结构的官场注定官位越高权力越大竞争越激烈，而这种竞争又没有什么明确的规则，唯一的规则就是不择手段。正像电影《锦衣卫》中大太监贾精忠所说：当你功成名就的时候，人们会忘了你手段的卑劣。官场略显仁慈而又特别残忍的地方就是论资排辈，从一个不入流的刀笔吏起步，卧薪尝胆忍辱负垢蝇营狗苟，30年如一日做排队木偶，一般也能混个七品或处级，毕竟这类芝麻官的资源还比较丰富。考虑到喝酒喝死、到异性家裸死、尿尿摔死、跳楼自杀和强奸被杀，只要不犯大错不干大事，混到处级一般问题不大。

　　新加坡太上皇吴作栋说，每一个中国官员都是一个皇帝。一个权力不受约束的县处级可谓“百里侯”，权力欲能得到充分满足。山东省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也曾说过，“官做到我这一级，就没人能管了。”但处级以上的资源迅速减少，据说是10%，这导致处级和处级以上竞争变得更加激烈。这样的情况下，不犯错是起码的，不被认为犯错是最重要的。这样的高官既然资源有限奇货可居，必然众人觊觎。既然顺顺当当得不到，只能智取了。所以中国处级以上官场竞争急剧增加，“高处不胜寒”使每一次厅局级倒台都带来一场官场狂欢——头奖只有一个。

　　厅局级的官吏一般很难通过正常升迁达到，理论上原官吏只要不犯错不退休不升迁就可以一直保持该官位。升迁的可能性极小，因为厅局级以上官位资源已经极其稀缺，而退休需要达到一定年龄。因此只有犯错一条路可走。没有错没关系，只要被认为有错即可。因此官场淘汰到高级阶段就显示出极其残酷的一面。

　　高官竞争的极端残酷使幸存者个个都是权力斗争的高手，无论厚黑学还是潜规则，都修炼到化境。高官竞争的残酷性说白了是一种腐朽体制的强制洗牌，使其保持一定的更新程度，因而使官吏集团更加“与时俱进”，获得更大的适应能力和生存能力。

　　这种狗咬狗的内讧式竞争或者将腐败者淘汰出局，或者将失败者以腐败者的名义淘汰出局，在无法以外在第三方的公开的制度性的方式来监督和考评官吏的情况下，这种内部淘汰机制也算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保持了官吏势力的活力和统治力。在轰动一时的黄金高案件中，号称反贪书记的黄金高先是穿了6年防弹衣，然后是作为贪污犯穿一辈子囚服，个中内幕外人怎能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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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以西方政治文明来考量中国，中国近乎野蛮流氓和邪恶，但如果以中国传统文化来审视当下，则一切都没有改变。如果说有什么改变，那么不过只是改了个名字。常侍改叫常委、大人改称领导，父母官改称公仆，衙役改称警察，轿子改称特权车，奴才改称下属，衙门改称政府……

　　中国历史中，官吏集团如同寄生虫一样，随着一个王朝的建立而出现，然后自我繁殖壮大，最后毁掉宿主，再寻觅新的宿主。最八荣八耻的当属五代时期的冯道同志了。唐朝灭亡后，中国北部先后经历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共历时54年。在这种动荡混乱中，冯道凭着老谋深算圆滑多变的政治权术，稳稳地做了五朝元老——皇帝换了5个，他还是丞相。

　　冯道最大的本事是见风转舵。对于他来说，给谁做臣子都是一样的。只要能保住官位，他肯为任何人效劳。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勾结契丹，杀了冯道的主子——皇帝李从珂，建立后晋，做了外族契丹的儿皇帝。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无耻的一个皇帝。冯道就在这个最无耻的儿皇帝手下做了最无耻的首相。冯道将中国官文化发扬到最高境界，无耻者无畏，永远紧跟当权者。当然，也可以说冯道是中国职业官吏的最好代表。官只是一种谋生的职业，而不是身份。

　　明朝一代，皇权与官权（相权）相持不下，皇帝罢工和大臣罢工屡见不鲜，皇帝成立了专门对付官吏集团的锦衣卫和东厂西厂。到崇祯落难时期，腐败的官吏集团几乎集体作壁上观。官吏集团拒绝向保卫皇朝的崇祯借钱。崇祯绝望自杀后，这些家财万贯的官们被攻入京城的农民军杀戮抢劫一空。但不乏洪承畴这样识时务的“俊杰”。

　　囿于信息缺乏，马克思、韦伯等同时期的西方思想家都对中国一知半解，他们对中国周而复始的王朝循环困惑不解，他们无法理解官吏体制的死结，这种死结只有更新宿主才可以获得新生，因为官吏集团内部无法控制自己的贪婪和腐败。韦伯在剖析中国历史时，竟然将中国2000多年看做一个王朝来看待。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王朝更替换汤不换药。

　　事实上，每一个王朝初创时期都严厉对待官吏集团的权力膨胀，杀害旧臣也罢、杯酒释兵权也罢，甚至朱元璋的廷杖都无法阻止官吏集团的权力失控。皇权从开始的皇帝手中逐渐落入代理人——官吏集团手中。皇权独裁最后往往发展为官吏专制，即官吏集团的集体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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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吏集体统治最典型莫过于汉末的十常侍和咸丰死后的顾命八大臣。这些权倾朝野的官吏集团经过势力角逐，最后达到均衡状态，以内部民主的利益共享模式操纵国家权力。所谓的法律、制度、暴力、财富都由集团内部权力博弈所决定。这一切与西方政治学中的国家没有多大关系。门阀体制垄断了一切权力，权力金字塔构成国家的政治核心，官文化成为国家主流文化，或者说主旋律。

　　公民这一西方政治文明是官文化的反义词，中国的去公民化政治也可以说是汪晖的“去政治化政治”。公民在官文化的语境中，被直接定义为“普通老百姓”或者“群众”，从而彻底割除了法治和权利的文化背景。

　　“普通老百姓”或者“群众”作为“官”的对应物，是对中国传统政治的一种忠实传承。官吏集团在后毛时代彻底摆脱了独裁对专制权力的制衡和制约，官吏集体领导制日趋走向成熟。从上到下，官吏集团的利益博弈、利益结盟和利益分赃都日益体制化和一体化。暴力机器的工业化使占统治地位的官吏集团可以轻松的垄断暴力，作为暴力化身的权力被彻底从人民手中剥离，从而使权力与大多数人毫无相关。自上而下的权力相授使权力超越一切契约的力量，这种反现代反自由的金字塔文化使法律和国家这两种现代契约产物显得荒诞不经，一切合理的解读还需要重新回到散发着尸臭的中国传统历史中去。

　　官文化曾是中国农业文明发达并领先于世的重要条件，同时也阻抑了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官文化的现代变种就是官僚资本主义。当西方依靠工业化追上并超越古老东方时，西方的所谓官员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群资本家和经理，正是这些嗜钱如命的冒险家以“东印度公司”之类的商业行为打开了现代社会的大门，而中国却从此走向了官僚资本主义道路——官吏集团又成为资本的化身。

　　在现代世界中，中国的官们是行走着的木乃伊，浑身裹满金缕玉衣，不论身后是坟墓还是宫殿，他们都以这个金字塔为荣，因为这是他们唯一的出处和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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