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福忠：二十世纪写作的良心

苏福忠：二十世纪写作的良心

时间:2010-11-28 00:55 作者:苏福忠   来源:《随笔》2010年第6期

　　于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七年，我在缅甸的印度帝国警察部队服役。我后来放弃了，一部分原因是那里的气候毁了我的健康，一部分原因是我已含糊地有了写书的念头，但是主要原因是我不能再继续为我已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大骗局的帝国主义服务了。

　　这是奥威尔在一九四〇年为《二十世纪作家》撰写的《我的简历》里写的一段话。即使这时候，英国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许多殖民地国家已经独立，“日不落帝国”的风光不再，但是，奥威尔这段文字里“大骗局的帝国主义”这样的提法和字眼，还是不大遭人待见的。如果说大英帝国的崛起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必然，但是把大英帝国鼓捣成“大骗局” 的，弄文舞墨的文人难免推波助澜之嫌，比如桂冠诗人丁尼生、一九〇七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鲁德亚德·吉卜林的写作，甚至E.M.福斯特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某些观点。更要命的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什么时候都是打压个人主义的最致命的说词儿。不过，这些都阻止不了奥威尔的深层思考和深层表达。他的第一部小说《缅甸岁月》就借鉴了福斯特的《印度之行》的一个理念：“大多数印度人，就像大多数英国人一样，都是狗屎。”不论这是贵族情结还是精英意识，这种说法直指大众，是很容易触犯众怒的。奥威尔的聪明之处，是他不写人物的“狗屎”那面，而是揭示殖民地国家的人和英国人一样，都是人，不会因为国别、文明程度和财富占有多寡，就有了什么本质区别。

　　我们都是靠抢劫亚洲苦力才得以生存的，我们中间那些“开明的”人都认为这些苦力应该得到解放，但是我们的生活水准，因之也是我们的“开明”，却要求这种抢劫继续下去。

　　这样的思考富于哲理而格外深刻，当奥威尔彻底回到英国，以一个作家的眼光和身份开始写作时，他发现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国民的富足与贫穷以及相应的地位，同样“要求这种抢劫继续下去”。一九三六年，一家出版社约他报道大萧条期间英格兰北部工业区工人的状况。在缅甸为帝国服务，他是“爷”，而“爷”的地位和身份是以殖民地的“贱民”为基础的，而在帝国之内，他发现“爷”的身份是以贫苦的劳动人民为基础的，这让奥威尔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他与社会不公和人间苦难的直接接触，对他从小形成的观念和思想，具有了毁灭性的打击。他在火车上看见一个家庭妇女在捅房子外面堵塞的排水管，“她的麻袋布围裙，她笨重的木鞋，她冻红的胳膊……她的圆圆的脸十分苍白，这是常见的贫民窟姑娘的憔悴的脸，由于早产流产和生活操劳，二十五岁看上去像四十岁”。一个富有同情心和想象力的作家，看到的不仅是现象，还有现象背后的悲惨生活。至于在工业区耳闻目睹的工人的工作和生活状况，就更让他震动。这次采访时间虽然只有几个星期，但是《去维冈码头之路》被一些研究奥威尔的学者，称为他的“大马士革之路”，即借圣经人物扫罗去大马士革的路上，突然听到上帝的启示而皈依基督教的故事，指出奥威尔就是在这次与下层社会接触中，思想发生了根本变化，开始信仰民主社会主义，希望社会的力量能够拯救和保障穷人的生活条件。这种思想转变不久，他就又去了西班牙。

　　“我要去西班牙了。”他对一位编辑说。

　　“为什么？”那人问。

　　“这法西斯主义总得有人制止它。”他说。

　　一如他的文风，他一贯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但是，西班牙之行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所谓的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并不真的是在单纯地打击法西斯，消灭法西斯，而是在大敌当前的恶劣环境里，照样窝里斗，既有内部清理，又有背后暗杀。他在前线被子弹射中喉咙而活了下来，却因为他对反法西斯联盟的窝里斗不满而差点被清理，被暗杀。

　　我在西班牙看到的，和自此以后我所看到的左翼政党内部运动的情况，给了我一种政治的恐怖。

　　一直到他去世，这种思想成为他的基本立场。他最为世人赞扬和推崇，并且成为文学经典的两部小说《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就是这一思想的结晶。

　　仅从文学元素、写作技巧和表达的层面上讲，《一九八四》没有达到太高的水准，但它表达的内容揭示出：一个团体、部落、民族和国家，只需要少数几个独断专行、组织严密的独裁者，就足以把广大人民当做羔羊肆意蹂躏和宰杀了，而这种肆虐的恐怖力量，却来自广大善良的人们的沉默和盲目。无须从头到尾阅读全书，仅从书中虚构的那个政府所设立的四大管理部门——真理部、和平部、友爱部和富裕部，就让但凡在那种体制下有一点经历的人感到毛骨悚然：任何一个部门都以漂亮的名字命名，但任何一个部门的所作所为，都以坏事做绝为宗旨，例如真理部大楼前面赫然在目的标语即是：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还有充斥全书的“老大哥”、“双重思想”、“新话”之类的表达，把“所有问题都说成是政治问题，而政治本身又集谎话、遁词、蠢事、仇恨、精神分裂之大成”。奥威尔的《一九八四》的不朽，是理所当然的。

　　从更完整、更有寓意、更具艺术性的标准看，只有一个中篇小说篇幅的《动物农场》，最能代表奥威尔反对极权主义的内容和艺术的完美形式：一只猪带领一群家畜造反成功，赶走了农场主，自行管理，但动物内部分化，猪成了统治者，对别的家畜实行统治，任意奴役，形成新的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社会。劳模老马博克赛劳作一生被送进了屠宰场，劳苦大众牛啊驴啊终日劳作食不果腹，只有猪，馋吃懒做还强迫人们歌颂喊乌拉……苦涩的讽刺和深刻的寓意……奥威尔对集权社会的表述，令读者肃然起敬。

　　似乎有些吊诡。奥威尔坚称自己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信仰者，却对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揭露和鞭笞，怎么回事儿？这从奥威尔为数不多的散文写作中，可以探索到基本的脉络。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九日，他在发表于《听众》的《文学和极权主义》一文中写道：

　　社会主义一般认为是一种道德化的自由主义。国家会掌管你的经济生活，使你免于贫困、失业等等的恐惧。但是它无需干涉你私人的思想生活。艺术可以像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那样繁荣，而且只能更为繁荣，因为艺术家不再受到经济的压力。

　　这大概就是奥威尔终生信仰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定义。如果“国家会掌管你的经济生活，使你免于贫困、失业等等的恐惧”的表达，是指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失业救济金等等社会化的“经济生活”，而“它无需干涉你私人的思想生活。艺术可以像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那样繁荣”是奥威尔在这种经济保障上的一种设想，那么奥威尔的民主社会主义应该是从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一种社会。这样一种社会自然要比原始积累时期的资本主义社会更完善，更美好，说这种社会是民主社会主义也未尝不可。然而，“艺术家不再受到经济的压力”这样的提法，显然只是奥威尔的一相情愿，只有像他那样一天不干出点成绩就内疚、自责甚至诚惶诚恐的人可以设想并享有的经济保障，对于大多数还未摆脱人性中“狗屎”一面的人，没有经济压力只会轻飘飘，社会的好处只会让他们更加“狗屎”；因为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的运动和实践已经充分证明，艺术家们没有了经济压力之后并没有创作出优秀的艺术作品，反倒是争工资、比待遇、竞官阶、派别斗争、残酷打压、争当御用、主动丧失知识分子精神等等“狗屎”现象层出不穷；也可以说，人类“狗屎”的一面，发挥得淋漓尽致。因此，奥威尔的“社会主义一般认为是一种道德化的自由主义”，显然只是一种在人类历史相当长的阶段尚无法付诸实践的空想，这是他左倾思想的副产品。但是，奥威尔的思想自由、独立思考是他骨子里的东西，因而他对极权主义的想象是非常正确的：

　　极权主义废除了思想自由，其彻底程度是以前任何时代闻所未闻的。而且认识到下面这一点很重要：它的思想控制不仅是被动的，而且是主动的。它不仅不许你表达——哪怕拥有——一定思想，而且它规定你应该怎么思想，它为你创造一种意识形态，它除了为你规定行为准则以外，还想管制你的感情生活。它尽可能把你与外面的世界隔绝起来，把你关在一个人造的宇宙里，你没有比较的标准。反正，极权主义国家企图控制其臣民的思想和感情，至少像它控制他们的行动一样完全彻底。

　　不像他的同时代一些作家，例如H.G.威尔斯和萧伯纳，奥威尔从来没有访问过任何社会主义国家，他对极权主义的描述如此准确和深刻，这完全归功于他的深邃思想和丰富想象力。然而，如同他的民主社会主义概念有致命的缺点一样，他关于极权主义的概念，同样具有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在这两个概念中，他都忘记了所有制问题；通俗一些说，就是社会财产归谁拥有和支配的问题。如果他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所有制是私有制，那么个人的经济保障，迟早会解决，因为人类为自己创造物质是基本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也绝不可能停止，挫折和困难是暂时的。如果个人创造归个人所有，极权主义的得逞是困难的，即便得逞也是短命的，因为独裁者垄断不了社会的财富，他们就无法全方位垄断个人的思想，至少不能像奥威尔描述的那样，彻底地“废除了思想自由”。尽管如此，奥威尔算得上思考并定义民主社会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先驱和贤者。

　　纵观二十世纪的思想发展，知识分子的左倾思想现象，或者说左倾知识分子，是不容忽略也忽略不了的。这主要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残酷性和资本主义一轮又一轮的经济危机造成的。知识分子为社会思考出路，是本职工作。英国的威尔斯、萧伯纳、依修伍德、奥登等，法国的罗曼·罗兰、纪德、萨特、加缪等，都是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代表。唯有奥威尔特立独行，实话实说，有话直说，因此在整个左翼知识分子中，并不受欢迎。一些人攻击他的主要把柄是他不读马克思的著作。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奥威尔嗜书如命，读书的范围庞杂，这是公认的。他自称信仰民主社会主义，但是却对社会主义的祖宗马克思的学说置之不理，确实耐人琢磨。但是，这并不能说，他和马克思的学说没有发生过任何碰撞。

　　同样生活在英国，同样写作在英国，同样对英国工人阶级在原始资本积累时期付出惨重代价的工人阶级生活状况做过调查和研究，虽然只是前后顺序，马克思得出的结论是“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而奥威尔则认为“几乎所有的人，不论他们的实际行为怎么样，在感情上都是响应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念的”，因此他相信社会的经济保障。马克思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造反，打烂旧世界，建立新世界，而奥威尔却说，“革命毕竟意味着要把一切都翻一个个儿。”“一个是，你在没有改变制度之前怎么改善人性？另一个是，你在没有改善人性之前改变制度有什么用？”因此，奥威尔在他的文学批评经典长文《查尔斯·狄更斯》中，这样说：

　　道德家和革命家总是不断地互相拆台。马克思在道德家的脚下爆炸了一百吨的炸药，我们如今仍生活在爆炸的震天回响中。但是，在什么地方，已有地雷兵在工作，在埋设新的炸药，要在月球上炸掉马克思。然后，马克思，或者像他那样的什么人会带着更多的炸药回来，这样的情况就会反复继续下去，一直到我们无法预见的最后结束。主要问题是——如何防止权力被滥用的问题——仍未解决。

　　由此看来，奥威尔并非没有读过马克思的书，也许只是读出了马克思学术的漏洞，读出了自己的理解，便适可而止了。因此，他的民主社会主义信仰还是很耐人寻味的：“社会主义一般认为是一种道德化的自由主义。”道德化的自由主义？听来很新颖，但是究竟道德化到什么样的程度就算道德了，比如说，马克思是不是一个道德化的人，倘若奥威尔多读一些马克思的作品，他完全能够做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这是他的天赋所在，也是他的局限所在。

　　不管怎样，奥威尔确实是一个道德化的有信仰的人。他认为信仰的本质是始终如一：“在中世纪的欧洲，教会决定你应该信仰什么，但是至少它允许你从生到死保持同一信仰。”“今天不论什么样的正统基督教徒、印度教徒、佛教徒或者伊斯兰教徒，或多或少都是这样的。”

　　而在极权主义方面，情况恰恰相反。极权主义国家的特点是：它虽然控制思想，但它并不固定思想。它确立不容置疑的教条，但是又逐日修改。它需要教条，因为它需要它的臣民的绝对服从，但它不能避免变化，因为这是权力政治的需要。它宣称自己是绝对正确的，同时它又攻击客观真理这一概念。

　　奥威尔一九五〇年去世，只活了四十六岁。那时，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运动还在初始阶段，他看得见听得见的东西还很有限，而作为一个思想者，这个寿数显然太浅了。不然的话，他留给世人关于极权主义的思想财富是不可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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