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36天里发生了什么？

决定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36天里发生了什么？

时间:2010-11-28 02:22   作者:不详   来源:中国改革论坛

　　邓小平：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

　　1978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刚到立春节气，从北到南的一路暖阳已让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感受到某种异样的气息：

　　——1978年2月3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题为《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的通讯。说的是安徽在省委书记万里的带领下，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六条”。其主要精神是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农民搞正当的家庭副业，生产队可以实行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等等。

　　奇的是这一天该报的第四版几乎整版是邓小平出访缅甸的照片。

　　或许这只是一种偶然。但邓小平无疑读过这篇报道。此时，他正在四川与当时的省委负责人谈话，小平向这位负责人推荐了这篇文章，接着便去了尼泊尔。临走时他说：“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农民一点回旋余地没有，怎么能行？”四川领导人心领神会，马上派人去安徽学习，仅仅两天后，四川省委仿效安徽颁布了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的“十二条”。

　　——极为特殊的七七届大学生在1978年春节后陆续入学，那枚白底红字的校徽给佩戴者带来了莫大的荣誉。就连仍陷囹圄的胡风的儿子张晓山也在邓小平的亲自关照下，终于在30岁时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这让更多命运多舛的年轻人看到了希望。

　　——3月的春天里，全国科技大会召开，郭沫若吟出了他此生的绝诵——《科学的春天》。此前，《人民文学》一月号刊登了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纸相继转载。昔日的“臭老九”首次作为正面形象堂堂正正出现在党报的报面。

　　——4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的请示报告，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

　　——是年，安徽出现百年一遇的特大干旱，全省大部分地区10个月未下雨，一场大饥荒迫在眉睫。在省委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时任省委书记的万里在会上说：我们不能眼看着大片土地撂荒，与其抛荒，不如把地“借给”农民个人耕种，多种“保命麦”以度灾荒。“借地度荒”的临时措施，掀动了土地公有制的铁幕，在肥西县山南区诱发了“包产到户”，继而才有了小岗村的壮举。那时，在农民中流传着一句顺口溜：要吃米，找万里。

　　——这一年，新任中组部部长胡耀邦，顶住了来自党内外的重压，为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1700万蒙冤者平反昭雪。

　　——这一年，有12位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国家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1个国家，目睹并领略了外面的世界，感受到了世界经济的脉动。邓小平一人就4次出访，行程遍及8个国家。他在朝鲜对金日成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

　　这就是1978年，冰河解冻，大地回暖。

　　然而乍暖还寒也正是早春的特质。在一部分共产党人的心头，还有一堆尚未解开的心结：刘少奇的遗孀王光美还在大牢里，彭德怀的骨灰还不能进八宝山，丙辰清明的天安门事件依然被冠以“反革命事件”，“两个凡是”的阴霾仍悬置在国人的头顶……

　　依然是这一年的春天，2月26日至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总理华国锋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他总结了16个月来的工作，并提出了“新时期”的总任务：要建设120个大项目，其中有十大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十大油气田等高指标。时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的薛暮桥从人民大会堂回到家中，竟捶胸顿足大哭起来。他边哭边说：“这是洋跃进啊，国民经济要崩溃了，国家还不思改革！”

　　这个洋跃进，造成国家财政困难和国民经济比例更加失调。薛暮桥斟酌再三，提笔给中央写信。信中直指十年规划中再次出现的急躁冒进的现象，要求纠正建国以来20多年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特别是要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

　　这一年的5月11日，《光明日报》的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开始了一场划时代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并泾渭分明地划出“凡是派”和“实践派”两大阵营。这一大讨论，成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伟大转折的思想先导，更是全面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实践的思想先导。

　　于光远：我不清楚是何时、由谁首先提出要召开这个会和怎样提出来的，不清楚中央常委的几个人对召开这个会都有怎样的想法

　　1978年11月5日，邓小平与夫人卓琳前往东南亚三国访问。这是1976年以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东南亚。此次出行的第六天，他们前往马来西亚总理府拜见奥恩总理，彼此畅谈起国际形势。正是在那次会见中，邓小平明确表示，中国对外政策就是要延缓战争的爆发，以争取更多的和平时间。

　　而就在同一时刻，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的主席台上，华国锋的旁边没有邓小平的位置。今天，许多关心这段历史的人依然弄不明白，为什么在那样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邓小平竟然没在现场。

　　此时，陈云坐在会议室面朝主席台的席位上，他仅是一名中央委员，除此之外什么职务都没有。在一年前的十届三中全会上，华国锋否定了让陈云进入政治局的提议。但华国锋会前恐怕不会想到，这个无比喜爱评弹的中共老政治家会在此次会上做出惊人之举。

　　多年以后，于光远回忆说，完全不清楚那次中央工作会议的由来是什么，也没有看到任何记录，“是何时、由谁首先提出要召开这个会和怎样提出来的；不清楚中央常委的几个人对召开这个会都有怎样的想法；不清楚提出召开这个会议后，在几位中央常委之间都经过怎样的讨论，最后又怎样做出了决定”。他希望研究党史的同志把它搞清楚。

　　至此，有必要对1976年10月至1978年的政治气候做一简单回顾：粉碎“四人帮”后，中国政坛“左”的思想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两个凡是”便是这种思想的集中体现。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以“学好文件抓住纲”为题发表社论，首次在全国公开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

　　1977年3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会议议题是，总结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部署当年的工作任务。华国锋在报告起草的过程中，指示写作班子要把“两个凡是”的意见加进去。

　　在那次会上，当提到“天安门事件”时，华国锋依然认定存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对邓小平的复出，华国锋提出要等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因为无论怎样，邓小平的问题是毛泽东钦定的。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强调：“有两个敏感问题：一个是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一个是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希望各组讨论的时候不要触及。”

　　对此，陈云向所在的上海代表团递交了会前写好的书面发言稿。指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恢复邓小平在中央的领导工作是粉碎“四人帮”后面临的两件大事。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陈云的发言稿没被允许刊登在会议的简报上。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的决议。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但“天安门事件”的平反，依然杳无音讯。

　　1978年9月，当真理标准讨论的交锋愈演愈烈的时候，叶剑英向华国锋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提议，把搞理论工作的同志召集到一起，开个务虚会，让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胡乔木：把党的工作重点由清查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这看起来是很简单的事情，但在当时，就是三中全会以前中央工作会议，1978年底，就很不容易

　　1978年11月10日，北京，晴。

　　下午4时，在京西宾馆，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各群众团体、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共212人到会。

　　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可容纳400余人。正面的墙上挂着描绘万里长城的巨幅国画，画的两边各有一条字幅，一边是“自力更生”，一边是“艰苦奋斗”，天花板上是8座大型花瓣式乳白色吊灯，后方是4根高大的圆柱。

　　与会者报到后，分别领到了中央工作会议秘书组印发的分组名单。中共中央主席、副主席不编入各组。整个会议按地区分为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6个组，每组指定4个召集人。

　　这是国务院务虚会议和9月全国计划会议的继续，又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预备会。国务院务虚会和全国计划会议，讨论了1978、1979年经济计划和相关经济政策，而这些内容都需要经过党的全会讨论，最后做出决定。依照惯例，此前需要召开工作会议。

　　今天，翻开很多书籍文献都有下面这样一段话：“会前，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会议先用两三天的时间讨论从一九七九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

　　翻遍《邓小平年谱》，没有找到当时召开政治局会议的内容，但却看到了另外一些重要的历史细节：

　　到1978年夏秋之交，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揭批查工作已经开展了近两个年头，许多地方、许多单位、包括军队内部一直还在持续着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揭批查，正常的工作很难展开。

　　1978年9月13日，邓小平访问朝鲜归来，进入东北后，他马不停蹄地视察了辽宁、吉林、黑龙江，然后又来到天津。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在“到处点火”，到处谈论的是关于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打开国门、对外开放的话题。

　　10月3日下午，邓小平与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谈话。邓小平说：“这次我在沈阳军区讲，揭批‘四人帮’运动总有个底，总不能还搞三年五年吧！要区别一下哪些单位可以结束，有百分之十就算百分之十，这个百分之十结束了，就转入正常工作，否则你搞到什么时候。我们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但是，总不能说什么都是‘四人帮’搞的，有些事情还要自己负责。”

　　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提出工作重点转移，全党工作的重心要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是要从根本上转变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这不仅意味着运动的结束，更意味着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否定，意味着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纠正。这对于华国锋来说，无论从情感上还是从思想认识上，都很难接受。

　　胡乔木在1983年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又提到了这一时刻：

　　把党的工作重点由清查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这看起来是很简单的事情，但在当时，就是三中全会以前中央工作会议，1978年底，就很不容易。小平同志这时坚持要转到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党的中心任务，可以说是真正的开端，意义非常重大。我们不能说华国锋同志反对搞经济建设，但是他是不同意在那个时候实行这样一个转变的，他认为太早了，要继续清查。

　　在1978年11月10日下午的开幕式上，华国锋在谈到了此次会议的三项议程之后，说：“中央政治局决定，在讨论上面这些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这就是，要在新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指引下，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要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一起抓。”

　　陈云：华主席讲话中要我们畅所欲言，我提出以上六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11月10日下午4时，华国锋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他在宣布会议开始后，讲了这次会议的议题：1、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的问题。会上要发两个文件，一个是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讨论稿，一个是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的讨论稿；2、商定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3、讨论李先念副主席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

　　第一天，会议气氛波澜不惊。

　　第二天，11月11日，分组讨论。

　　华楠，时任《解放军报》社社长。他回忆说：“会议前两天，基本上是按部就班的。大家准备好发言稿，讲话的内容也比较分散，有讲经济工作的，也有讲‘两个凡是’的，没有什么互相插话、互相启发。”

　　但是，历史在这时候拐弯了。

　　11月11日晚，陈云回到他在朝内小街的家里，斟酌再三，又一次在台历的背面写下了他的发言提纲。这是他的老习惯了。然后他叫来夫人于若木，为他誊清这个提纲，字比较大，能让他看起来更方便一些。从上世纪30年代他们结婚始，为陈云誊抄文件就是于若木的工作之一。

　　华楠回忆说：“11月12日，会议开到第三天，陈云同志在东北组发言。我也在东北组，那天开会前十几分钟，陈云从会议室的北门进来，披着大衣，拿着个皮包，走路很轻快，精神焕发，很高兴。他走到西边，坐在西边前排最南边的第一个位置。那天会议的主持人是杨勇，我坐在他后面，我对杨说，陈云同志来了，带着皮包，应该叫陈云同志发言。杨勇说，你提醒得好。不一会儿，会议一开始他就说，请陈云同志发言。”

　　陈云的发言是一口气讲下来的。他的开场白首先提到了十届三中全会之前的工作会议：“去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我有个发言，没给登简报，这次发言我希望登简报。”

　　陈云说：“我完全同意中央关于从明年起把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意见。但是，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有所顾虑。有些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

　　陈云讲了六大问题，仿佛在平静的水面上投下了六颗重磅炸弹：

　　一、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二、对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定为叛徒的同志应给以复查，如果并未发现新的有真凭实据的叛党行为，应该恢复他们的党籍。“七七决定”、1941年决定中所涉及的同志和在“两面政权”中做了革命工作的同志，对他们做出实事求是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这对党内党外都有极大的影响。不解决这些同志的问题，是很不得人心的。

　　三、陶铸、王鹤寿等七七抗战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从监狱中要出来的同志，（“文革”中）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在结论中留有“尾巴”。应由中央组织部复查，把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况中去考察，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像现在这样，既有中央组织部又有专案组，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应该结束。

　　四、彭德怀同志对党贡献很大，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五、关于天安门事件，现在北京有人也提出来了，还出了话剧《于无声处》，天安门事件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六、康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是中央文革的顾问，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其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

　　陈云浓重的吴语普通话盖过了会场所有的杂音，代表们诧异、惊愕、兴奋，心情随着陈云抛出的一个比一个更有力量的炸弹而跌宕起伏。

　　陈云最后说：“华主席讲话中要我们畅所欲言，我提出以上六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陈云的发言，在会场引起强烈反响。他所提出的历史遗留问题都是此时党内外极其关注的重大问题。大会当即就将陈云讲话印发了简报，很快所有代表都看到了这份不同寻常的简报，整个会场气氛顿时热烈起来，各组发言的重点迅速集中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上来。

　　在陈云发言之后，接着赵健民在东北组揭发了康生的问题，姚依林、陈国栋、陈漫远、程子华、马文瑞在华北组讲了61人案、天安门事件、康生和谢富治的问题。13日上午，肖克在华东组明确表示，陈云讲的问题有关安定团结，有必要加快解决。

　　但是，在13日下午召开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华国锋仍按照他原来的设想，宣布：“从当天下午开始，会议转入讨论农业问题，用6天时间。”

　　为配合华国锋确定的会议议程安排，纪登奎紧接着就《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施行草案）》两个文件作了说明。

　　然而多数与会人员并没有服从这个安排，仍然围绕着历史遗留问题展开讨论，而且火力越来越猛，提的问题越来越多，还对中央某些负责人提出了意见。

　　万里：“陈云提出的五个问题要解决，不然人民心里不舒服。”

　　聂荣臻：“关于案件问题，陈云在这次会上首先提出来，我很同意。这类问题相当大，各省都有一些，如武汉的‘百万雄师’、四川的‘产业军’等等。”

　　陈丕显：“上海的‘一月风暴’问题应该弄清楚。”

　　康克清：“凡是林彪、‘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都应予以推倒。康生、曹轶欧血债累累，这样轻轻过去，太宽了。”

　　胡耀邦：“冤案、假案、错案的平反昭雪，工作量很大，现在全国脱产干部（包括文教）1700万人，立案审查的约占百分之十七，加上被审查的基层干部、工人、老百姓和他们的直系亲属，将近1亿人。这么多人的问题解决不好，就很难同心同德，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危害团结的因素就消除不了。”
 
从这时开始，华国锋控制不住局面了，会议逐渐脱离了他所设置的轨道。

　　曾涛：加标题发稿是我们新华社的惯例，这事由我们负责，你不必管了

　　在《叶剑英年谱》中，记载了一个颇有意味的细节：11月12日陈云发言当天，叶剑英对华国锋说，“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问题要从速表态，以免中央被动。

　　叶剑英是华国锋至为信赖的前辈政治家。相信这一席话对华国锋的触动极为深刻。

　　此时，在京西宾馆的会场外，还有一个会议，这就是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这是一个特殊的常委会。9月，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开幕，此时吴德依然是市委第一书记，一个月后，吴德被免职，林乎加从天津调北京取而代之。常委会扩大会继续召开。11月11日，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关于“天安门事件”依然没有结论。代表们对此反应极为强烈。会议的公报几经修改，仍未能最终敲定。11月13日，市委进行会议总结。晚上，最后拟定会议公报。

　　14日上午，林乎加给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几位政治局常委写了一份报告，紧急请示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处理问题，信上说：“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已于前天结束，我们准备了一篇7000字的新闻报道稿，到会同志强烈要求在报道中加上一段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话。”

　　林乎加的报告并没有提及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要求。

　　据称，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在信上画了圈。这就是后来各种史书文献上所记载的：“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的由来。其实，作为常委之一的邓小平此时尚未结束在新加坡的访问。他肯定没能亲自在上面画圈。

　　中央常委们的审阅和批复应该是在当天中午之前完成的。

　　因为当天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新华社北京分社副社长周鸿书也应邀到会。新闻由北京市委第三书记贾庭三发布。他讲着讲着，离开了讲稿，从桌边拿起一张纸，念了一段话：

　　“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愿。广大群众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这就是政治局常委画圈同意另外加上的那段话。这段话里没有一处提到“天安门事件”，但是，老记者周鸿书却从中听出了弦外之音。他敏感地意识到，这段话实际上是为“天安门事件”平了反。一散会，他驱车匆匆赶往新华社，找到国内部主任杜导正，汇报了会议情况，问他是不是能将这一段内容单发。杜导正说：争取吧。

　　周鸿书又匆忙返回北京分社，琢磨了很久，决定先写一篇2000多字的大稿子，把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那部分内容放在文内，然后另外再单写一条消息，争取单发。

　　当天晚上10时许，周鸿书送北京市委书记审核的稿子有回音了。市委书记毛联珏给周鸿书打来电话说：“老周，你送的会议消息我看过了。如果就照这样来发，我这里通过了。关于‘天安门事件’那一段拿出来单发，我定不了。这得请示乎加同志。”紧接着他又补充一句：“恐怕他也定不了。”

　　周鸿书通告新华社国内部：大稿子已经通过，你们处理吧。

　　晚上，国内部的编辑们谁也不踏实，他们找到副总编辑穆青，说出了他们的编辑意图。穆青很赞成，立刻就让他们摘出几百字，其余的统统不要。

　　为慎重起见，穆青打电话找到社长曾涛商量，当时曾涛正在京西宾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穆青把这个意见告诉了他，并说：你现在正好在会上，可以征求其他同志的意见，听听可不可以这么做。

　　所以，当天晚上新华社并没有发出这条消息。第二天一早，周鸿书被召回总社。在国内部杜导正的办公室，大家开会研究怎么突出报道“天安门事件”的消息。

　　讨论了半天依然拿不定主意，最后杜导正说：咱们做两个方案，一个是把“天安门事件”平反放在导语里，把稿子整个调整一下。第二个方案是拿出来单发，最后由穆青来定。

　　稿子写完后，舒人加了一个标题：“中共北京市委宣布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然后送到穆青处。穆青又将稿子发给曾涛。

　　在京西宾馆，为这篇稿子，曾涛又扯进来另外几个人，他们是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以及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于光远。

　　胡绩伟回忆说：

　　这天的午饭后，新华社社长曾涛把光明日报的总编辑杨西光和我找到他住的房间里，与我俩商谈。……看了这个消息，我们都很兴奋，认为这是一条能够引起轰动的头条新闻。杨西光说，应该标一个鲜明醒目的题目。可是要标明“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悼念周总理完全是革命行动”，文字太长，不能成为标题。我想了一想说，不如索性标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他俩都赞成，认为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标题。因为中央一直有人说天安门事件的性质是“反革命事件”，这个新闻和标题就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翻案。

　　为了更慎重，我们还特地把于光远同志请到曾涛的房间来，征求他的意见。

　　于光远后来回忆道：

　　……我先看了他们拟的新闻稿，然后把桌上放的那张《北京日报》看了一下，特别仔细地看了其中他们划了道道的有关天安门事件的那几行。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新闻稿的标题和北京市委会议上的那几句话不完全对得上号……但我转念一想：市委会议关于天安门事件那段话，与我记得很清楚的1977年3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的话相比，有很大的进步，甚至可以说翻了过来。市委的那几句话虽然没有写明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如何如何，实质上是为事件平了反。只是因为中央没有表态，不敢明白地写出来。现在新华社发出一条新闻，加上他们拟的那个标题，把市委几句话的实质点破，也许可以促使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

　　最终，于光远也表示赞成。

　　15日晚上7时左右，临发稿了，曾涛又打电话给穆青，说：“怎么样？穆青，下决心就这么发好不好？”

　　穆青说：“好啊！我们大家都同意这么发。”

　　曾涛又说：“如果这篇稿子出了问题要坐牢，你可得陪着我一块去。”

　　穆青回答：“行，我跟你一块去。”

　　1978年11月15日，新华社通过电波向全中国发布了这条重要的消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

　　第二天，中国的许多报纸都在头版头条以通栏大标题刊登了这个只有239个字的消息。

　　当天的《人民日报》送到京西宾馆会场的时候，举座皆惊。代表们兴奋地争着去跟曾涛握手。

　　于光远还记得，那天上午8点多他去西北组住地的会议室，纪登奎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后来忍不住了，说了一句“像这样大的事，总应该在政治局谈一下才对”。他是政治局委员，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事先他一无所闻。当时在场的人几乎同时说：“这么做有什么不好？”“新华社发出这条新闻实在太好了！”纪登奎就不再出声。

　　胡耀邦看到这一天的《人民日报》，嗔怪胡绩伟：你们事先也不打个招呼！

　　晚上吃饭的时候，江西省委书记白栋材和新疆自治区委第一书记汪锋，都对曾涛表示，如果你因此在新华社呆不下去，欢迎你到我们那儿去。

　　林乎加给曾涛打电话问他那个标题是怎么加上去的，曾涛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反问道：“这条新闻报道北京市委会议的话与事实有无出入？”林乎加说：“没有。”曾涛就说：“加标题发稿是我们新华社的惯例，这事由我们负责，你不必管了。”

　　宗福先：最后决定调我们去北京演出的是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同志

　　11月1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用通栏标题刊登了这条新闻——《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

　　这一版报纸的下方，还发表了署名“特约评论员”的长篇评论《人民的愿望，人民的力量——评话剧〈于无声处〉》。此前，陈云在12日的发言中，也特别提到了这出戏。

　　1978年5月，上海热处理厂青年工人宗福先利用病休的时间，花了20多天写下了那部推动历史的话剧剧本《于无声处》。30年后，当记者们蜂拥而至采访宗福先时，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却是：“这部戏不属于我，甚至不属于我们。”

　　作为上海的一名普通工人，在1976年那个特殊清明节里，他也同样感受到了千里之外天安门广场的悲壮气氛。4月6日，他在上海火车站旅馆遇见一位刚从北京过来的朋友，宗福先回忆说：

　　他为我展示出一幅悲壮、雄伟的画面：花圈成山人似海，黑纱遍地泪如雨。这个消息对于我是陌生的，可这种情感、这种气氛，对于我却是熟悉的！听着听着，我热泪盈眶……我们站在旅馆的大厅里，他全然不顾周围川流不息的人群，直呼其名地诅咒那几个“狗男女”……

　　这位年轻的工人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压抑和愤懑，直至两年后他用“于无声处听惊雷”的诗句作为自己话剧的名字，这是1934年鲁迅在中国最黑暗的暗夜里写下的诗句。

　　1978年9月23日，《于无声处》在上海工人文化宫的小剧场上演，主办方甚至不敢把戏对公众开放，只是邀请了自己的家属和亲朋好友们来观戏。嘈杂的剧场随着戏剧情节的发展，越来越安静，当最后一句台词“人民不会永远沉默！”喊出时，剧场内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

　　接下来，一场接一场，一连演了40多场。话剧从小剧场搬到大剧院，那时候的上海真的是一票难求。《文汇报》很快发表了长篇通讯，题目就是“于无声处听惊雷”。

　　此时，身在北京的新任社科院院长胡乔木看到《文汇报》的文章后，立刻飞赴上海，专门观看演出。

　　又过了三天，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刘复之也来到上海，宣布调《于无声处》进京公演。同时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都在头版用通栏大标题宣传这个戏，《文汇报》还破天荒地用三天时间连载了剧本。11月7日，中央电视台要求上海电视台向全国实况转播《于无声处》，中央政治局委员彭冲还亲自到演播厅里来看戏。

　　此时，在舞台上，“天安门事件”已经得到平反，但在京西宾馆，双方势力还处于拉锯、胶着状态。

　　1978年11月13日，《于无声处》剧组接到即刻进京演出的调演令。

　　宗福先后来转述马达的回忆：最后决定调我们去北京演出的是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同志。马达，时任《文汇报》总编辑。

　　11月16日，《于无声处》在首都举行了极为隆重的首演仪式，台上台下一片沸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振华、倪志福等领导，以及文化界要人周扬、曹禺、林默涵、周巍峙、贺敬之、张光年、冯牧、刘白羽、李伯钊等出席。新闻报道这样描述北京首演现场：

　　剧终，灯光骤亮。曾经参加过天安门事件的首都群众代表走到舞台上。他们当中，有的曾在广场上张贴过第一张声讨“四人帮”的战斗檄文，有的曾冒着危险传抄、珍藏过广场上的革命诗文。一些在被“四人帮”投入监狱、在被审查期间从未屈服的人，这时眼里闪动着泪花。

　　其实，这篇报道已相当内敛。事实是，那天许多人哭着、抽泣着，拥上舞台，拥住了台上的演员们，他们中大多数是“天安门事件”的亲历者，甚至还有一些是刚刚从大狱中出来的。

　　11月19日，剧组专门在京西宾馆为中央工作会议的代表演出了专场。

　　胡耀邦：华主席一锄头打开一个缺口，历史的潮流究竟把缺口冲破多大，这就完全要看人民的力量了，谁也不能事先估计到

　　1978年11月14日晚，邓小平从东南亚回国。他很快来到了叶剑英的住所，两人就中央工作会议的进展充分进行了沟通。他们还谈到了“中央要加强集体领导，反对突出宣传个人”的问题。这显然是有所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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