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琴：从药品、食品到毒品——鸦片的社会学

刘志琴：从药品、食品到毒品——鸦片的社会学研究

时间:2010-11-11 09:33 作者:刘志琴 来源: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19期

　　鸦片是舶来品，在世界各地都有生产和销售，为什么在19世纪唯有中国成为社会公害? 由于中国近代史是以鸦片战争为开端，种族主义的义愤，爱国主义的声讨，都指向外国侵略者，几乎成为毋容他议的定论。然而从社会学研究，揭示自害更甚于他害的现象，这是深入认识近代中国沉沦的重要因素。

　　一、中国特色的吸烟法是魅力所在

　　鸦片原产于南欧、小亚细亚、印度、波斯等地，本名阿片、雅片、阿扁，阿芙蓉；中国民间俗称为大烟、洋烟、福寿膏等。有人说: “按烟(繁体)字，从火、西、土。造字之时，已肇今日鸦片之谶。天雨粟，鬼夜哭，有似哉。”(1) 从繁体“烟”字结构解析，苍颉在造字时已预兆这西来的烟土，使中国蒙受一场大火的浩劫。测字解意，虽是巧合，但在中国人的意识里，这来自西洋的鸦片严重损害了中国人，这一结论，轻而易举地把责任推向外国，减轻了中国人的自省。

　　鸦片是罂粟果汁的制成品。罂粟是草本植物，叶片油亮光滑，花朵硕大艳丽，形似花瓶或米囊，又称米囊花，富有观赏性。果实内的种子细如粟粒，可食用、榨油，营养丰富。在果实结成青苞未熟之际，针刺外皮，渗出乳白色的液汁，用竹刀徐徐刮下，收入瓷器，用纸封口，经过阴干，变成黑色胶浆，就是生鸦片。生鸦片含有多种生物碱，有麻醉、镇痛、治咳、止泻之功效，早在公元前1500年埃及的药物志《埃伯斯纸草书》中就有记载。古希腊神话中也有用罂粟疗伤的传说。波斯人还将罂粟的医疗作用与巫术结合起来，相信它有神奇的魔力。

　　罂粟何时传人中国，说法不一，但在隋唐以前的古籍中，未见有记载，《隋书.经籍志》“五藏论”中有底野迦善除万病的说法，唐代的《新修本草》说，底野迦主治百病，出自西戎，这被西方视为万能的解毒药，主要成分就是鸦片。唐代诗歌中开始出现赞美罂粟花的诗篇，到宋代罂粟已经花开处处，此时的罂粟花不仅是园艺中的上品，所结之粟粒已用作补品，称之为御米，以粟粒和竹沥煮粥、熬汤，味道鲜美，还可以调肺养胃，健身强体，视为大补品，称为佛粥。宋代苏轼作诗赞美“童子能煎莺罂汤”，苏辙赋有《种药苗诗》。南宋名医林洪将罂粟磨成粉浆，煮沸，滤清，再以红曲酒蒸熟，压成薄片，形似鱼片，做成药膳罂粟饼，又称鱼饼。元初设立广惠司和回回药物院，专事制造阿拉伯药剂，就包括罂粟，用以治疗咳嗽和泻痢，效果显著。随着医疗作用的扩大，对其副作用也有所认识。在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阿芙蓉被列为止泻痢、固脱肛、治遗精，镇咳嗽，缓解心腹筋骨疼痛的重要药品，并指出赤痢和白痢分别用红、白罂粟花入药，对其药性、药理已有初步分析。

　　由于鸦片具有麻醉性，即使作为药物服用，也容易引起对鸦片的依赖，明代万历皇帝朱翊钧长年慵懒，三十多年不上朝，深居内宫，群臣罕能窥其面，清人笔记说他嗜鸦片。1958年定陵发掘后，对朱翊钧的遗骨化验发现有残留的吗啡成分，证实朱翊钧是个瘾君子。不过此时进口的鸦片成品不多，价格昂贵，市面上并不多见，上瘾的只是个别的皇室权贵，尚未形成社会问题。中国人对罂粟的认识，还是在药用范围内。因此明代对鸦片的进口是按进口药材征税，万历十七年(1689年)的《陆饷货物税则例》规定，每10斤鸦片纳银2钱。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 的《货物抽税现行则例》中，则降为每10斤1 钱7 分3 厘。康熙二十三年(1684)，海禁弛，鸦片输入增多，但仍作为药品，每斤税银增至三分。由此可见，罂粟初进中国是作为观赏植物，进而作为食物、补品和药物而被中国人所接受的。

　　鸦片在中国从唐代到明代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在漫长岁月中并没有成为社会问题，为什么在清代泛滥成灾，酿成公害? 生鸦片气味并不佳，味道苦涩，有臊臭味，作为药材，患病才用，且用量有限；作为补品、药膳，要经过调制或烹饪，以去腥臭。直接煎服生鸦片，除了治病以外，并无引人之处。但是生鸦片熬成膏燃烧，却发出香甜诱人的气味，吸一口令人周身舒泰。从饮食到吸食，享用方式的改变是诱人上瘾的关键所在。

　　关于鸦片的吸食方法有说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也有说是荷兰人从爪哇带到台湾，再传到福建，进入内地的。爪哇人有用水管吸烟草的习惯，这是将烟丝拌入鸦片膏，贮在竹筒中抽吸，可算是抽鸦片的雏形。吸烟丝在晚明就已时兴，不过吸的不是鸦片是淡巴菰，这种烟草也是传之外洋，在中国却翻出各种花样，将烟草切丝燃烧，用竹管抽吸，再缓缓吐出，称为旱烟；有用水烟壶过滤的，称水烟；还有将烟研成细末吸入鼻孔的为鼻烟，盛鼻烟的小壶精绘细刻，制作精美，成为中国一绝。吸烟的高手能在吞云吐雾之间，让烟雾幻化成崇山峻岭，人物鸡犬，须眉衣服，无不毕现，堪有出神入化之功。由于吸烟能提神通气，兴奋精神，在中国迅速流行开来，男女老少，无不手提一管，腰挂烟囊，美其名为“忘忧草”。福建有的烟草精品，吸之能醉人，号称干酒。在四川巴县:“ 咸、同以前之人嗜酒，光绪时代之人嗜烟。”(2) 人们对吸烟的嗜好大有取代茶、酒的风头。所以烟草在中国引进的初期，比粮食作物番薯的传播速度还要快，百年间遍及全国各地。明末清初的政府都曾禁烟，但禁吸的理由不在于上瘾，而是非民生之必需，徒耗钱财，从节约的角度禁烟，自然是禁下不禁上，清太宗开放烟禁，但规定:“ 凡欲用烟者，惟许人自种而用之，若出边货买者处死。”(3) 烟禁的重点是在制止走私，对自种自用者则大开绿灯，这是因为吸烟作为消闲和享受，并未肇成严重后果，人们的认识有限，这禁烟也就成为一纸空文。

　　但是，用竹管点燃烟草的方法却助长了鸦片吸食方式的改进，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在这方面大展身手。清人用小铜锅将生鸦片熬成熟膏，磋成圆粒，做成大烟泡，再用烟阡填在竹管顶端的烟斗中，两人相对侧卧在榻上，就灯头点燃，对烟气吐纳吸呼。烟榻上再配以各式果品、清茗，旁边有奴婢不时点灯上烟，捶背按摩，这是有钱人惯常的享受。没钱的照样是床上一躺，灯头一张，吸之如酒如醇，飘飘然忘乎所以，不论贫富都为之心醉神迷。

　　鸦片由生饮、煮食到吸其烟气，方式的变化，促使鸦片从药品、食品，一变而为毒品，是在中国本土完成的，受到国人的热捧，吸引上瘾者纷纷上钩，如痴如狂，不数年风行全国各地。

　　鸦片在中国传播的本土化中，吸烟方式愈来愈讲究，吸烟工具也愈来愈加精致，成为达官贵人的高端享受。吸烟的竹管，犹如洞箫，称为枪。其枪头装烟点火之具，用细泥烧成，名曰烟斗。新枪新斗，短期内不宜适口，不足以过瘾。因此要挑选长年使用的旧烟管，用之愈久，积油泥愈多，气味愈浓，愈加贵重，老烟枪们都爱斗如命，一杆好烟枪虽有至亲骨肉也不愿轻易出借。烟土更为讲究，印度将鸦片分为公班、白皮与红皮三等，中国人用之还要再经过精加工，先用净水浸泡三日夜，去渣留汁，再熬成膏，分成圆粒备用，其中以广膏最著名。烟灯的花样繁多，争奇斗艳，令人目不暇接。

　　随着鸦片生产、经营在中国的扩大，吸食者也从上层权贵，传至城乡居民，鸦片烟馆开遍大街小巷。烟馆的跑堂原本都是男性，但上海的烟馆，为了招揽顾客，增加女堂倌。最早雇佣女雇工的是上海租界眠云阁烟馆，这家豪华烟馆的主人是一女老板，她利用女性吸引异性的诱惑，首开先例，增加女性服务(4)， 其价格比妓院还要低廉，一时生意大振，诸烟馆纷纷效法，有的还模仿妓院派人沿街拉客，有的提供免费茶水，给以各种优惠。烟馆内既有鸦片又有色情，吸毒过瘾又能打情骂俏，引得顾客纷至沓来。富人自是这里的常客，穷人也乐于消遣，吸食的不仅有纨绔子弟，富商阔佬，官员士绅，也有下层的商贩、店伙、杂役、苦力，不论贫富贵贱，士农工商，男女老少，都嗜好吸一口。烟馆不仅是人们过足烟瘾的安乐窝，也是拉关系、谈生意、叙交情的社交场所，有瘾无瘾的趋之若骛。由于享用者的身份、地位的不同，烟馆有豪华单间，客人呼朋引类，榻上一卧，谈天说地；也有低档的，称为灯吃店、燕子窝的，在昏暗的屋檐下密密地躺着烟客，你吸我吹，欢天喜地。据当时人记述，同治八年(1869年)的苏州“不论街衢小巷，到处设有烟室。”(5)有的地区到了逢村必有烟馆的地步。烟馆的普及，说明鸦片已从少数权贵享用的奢侈品变成大众嗜好的消费品，毒品从对少数人的危害，而至毒害广大民众，从上到下泛滥到全社会。

　　二、自产自销是毒染中华的第一推手

　　可怕的是这种普及，毒害到家家户户。不论尊卑贵贱，男女老少，一旦染上毒瘾，一日不吸如坐针毡，这种魔力在西方比喻为相思情，传说古代印度在栽种罂粟时，要把相恋的情人绑在一起，当两人情爱至高潮时，用利剑穿透他们的心脏，用缕缕鲜血来灌溉，由此结成的果实，才使人难分难舍，因而称为“相思草”。但是印度人种植罂粟，却不吸鸦片；中国人原本不种鸦片，却嗜毒如命。正是因为清人身受其害，对鸦片有切肤之痛，因而深恶痛绝，斥之为“妖花”，烟馆是“香粉地狱”，吸烟的是“烟鬼”等等。清代词人王尚辰就其相思之称呵责道:“ 皂鸦( 鸦片)最入肌骨腐，磨指滴血捣春华，博就相思一块土，相思土碎青烟飞，.... 相思兮相思，朝暮无常时，但愿不识相思味，待到相思悔已迟。”(6)

　　“妖花”、“烟鬼”、“香粉地狱”表现了中国人对鸦片难以摆脱而又痛恨的心情，其毒品对中国人伤害之深可谓前所未有。

　　一是，诱人上瘾，摧残身体。

　　毒品所以上瘾，是因为它有诱人之处。雍正六年(1728)，广东碣石总兵苏明良上疏说: “初吸之时，晕迷似醉，身体颇健，淫荡非为，更难枚举，是以少年子弟易坠其术中。迨至年深日久，血枯肉脱，纵自知鸦片所害，急欲止之则百病丛生，或腹痛而脱肛，或头晕而迷乱，或咳嗽而呕吐。一吸此烟则诸病立愈，精神百倍，虽苟延一息，然死期日迫。”(7)这是朱批奏折中的陈述，也是身为一方之长官面对毒品之害要求严禁鸦片的呼吁。

　　对吸毒成瘾的过程，有首《鸦片烟歌》作了这样的描述: “一吸香作兰桂馥，再吸味似醇醴熟，三吸四吸不得足，栩栩梦蝶互相逐。自以为益智粽、续命丝，讵知肝肺肾肠精液尽，病入膏肓不可医。初如蓝面卢，渐如骨立阮，口无亚夫纵理文，僵卧难复进餐饭。”(8)吸毒能使一副强壮的身体，消蚀得面黄肌瘦，直至形如槁木，行不胜衣的地步，上瘾者不是不明白这鸦片对身体的摧残，无奈的是抵御不住这诱惑的折磨，毒瘾发作涕泪交横，手足委顿，一旦过瘾又欲仙欲死，如此天堂地狱般轮回，把一个好端端的人折磨得血枯肉干，气息奄奄。

　　像这样的烟鬼愈来愈多，道光十九年(1839年)吸鸦片的有200 万人，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已达2000万人，半个多世纪增加十倍。从官绅士大夫、工商优隶，到贩夫走卒、僧尼道士，你吸我抽，相扇成风，吸毒者几遍天下。洪水猛兽之害不过一省一地，鸦片之害流毒全国各地，泱泱大国千万人骨瘦如柴，病病歪歪，由此落得“东亚病夫”的称号。中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在清末几十年里急剧下降，多与吸毒有关，人祸更胜于天灾，以鸦片为最为酷烈。

　　二是，消弭意志，戕害精神

　　吸鸦片的往往长卧烟榻，过着夜不见星月，昼不见太阳的日子，如此消磨岁月，颓废不振。做生意的吸了烟，不理商务，事废业弛；做工的吸了烟，懒惰成性，偷工减料；种田的吸了烟，耕耘不力，田园荒芜。富贵人家吸得家产耗尽，门庭萧瑟；贫贱人家弄得缺米少柴，抛妻弃子。烟瘾越吃越大，烟毒越陷越深。个个鸠形鹄面，扛肩缩腮，心灰意冷，大好河山被这烟气薰得天昏地暗，好似一个魅影重重的烟鬼世界。

　　一首《烟鬼谣》生动地表现出烟鬼从早到晚的生活和喜怒哀乐:

　　“烟鬼起，烟鬼起，烟鬼何时起? 红日已斜西。披衣觳觫下床走， 蓬头垢面瑟瑟抖，睡起呵欠犹呵呵，此时此地懒开口。两眼赤漫漫，眼剌像汤团，眼光鹘碌四面看，疾忙过去端烟盘。”

　　“烟鬼笑，烟鬼笑，烟鬼何故笑? 膏名福寿真奇妙。吐雾又吞云，馨香扑鼻闻。一呼一吸兴致豪，谈吐风生议论高。此烟本是神仙吃，无奈世人都不识。我今吃罢鸦片烟，此身如登极乐国。吁嗟乎! 人生行乐须及时，不尝此味何其痴!”

　　“烟鬼穷，烟鬼穷，烟鬼何故穷? 烟瘾吃上家财空。头发结成饼，衣衫剩条筋，鞋皮蹋(趾-止+达)没了跟，旧棉胎里宿，乱柴草上蹲。今朝有钱且过瘾，人生三要衣食住，烟鬼生来全不顾。君不见，烟鬼多少苦形容，从前尽是富家翁，吃烟不治生人产，田地房屋一齐吸入门中，只剩穷裤御西风!”(9)

　　烟鬼也有自己的人生，可这是被毒瘾扭曲的人生，当时人这样描述:

　　“爬起身来，昏天黑地；吃起烟来，欢天喜地；放起屁来，薰天触地；高起兴来，谈天说地；做起事来，有天无地；发起瘾来，怨天恨地；讨起赈来，求天拜地；躲起债来，钻天入地；相起骂来，皇天捣地；明起誓来，指天画地。”(10)

　　清末流行的章回体小说《黑籍冤魂》，以吴廉一家五代人受鸦片毒害为主线，描绘了从道光初年到光绪后期，从鸦片初入国门到泛滥成灾的社会众生相，涉及到京官州吏，市井游民，士农工商，僧道儒生，种种嗜烟的丑态、恶行，甚至连婴儿上瘾，老鼠也受到薰染，国人堕落至此，令人悚目惊心。

　　三是，银枯兵弱，国防空虚

　　这鸦片不仅摧残身心健康，还肇致大量白银外流。道光三年(1823年)以前，每年外流白银数百万两，道光十八年(1831年)增至三千余万两，这只是广东方面的计算，在福建、浙江、山东、天津各海口也有数千万两之多。这还不包括西北陆路贸易，外流白银究竟有多少，难以计算。(11)根据今人按当年物价的粗略计算，嘉庆五年(1800) 进口鸦片四千五百余箱，外流银元二百六十余万元， 道光三十九年 (1839)鸦片输入五万余箱，外流银元三千四百多万元，40年前后鸦片进口增加11倍，外流银元增加12倍。40年间累计进口鸦片六十余万箱，流出银元达6 亿之多。(12)中国银产量原本不高，白银外流导致银荒，财政枯竭。

　　这鸦片危害于民，是病身败家；危害于国，是国匮财困；危害到士兵，则弄得战士筋疲力弱，不胜操练，而致武备荒弛，国防瘫软。在殖民者虎视眈眈的局势下，危机四伏，这是国家的大灾大患，道光十二年(1832年)湖广道监察御史冯赞勋沉重地指出:

　　“近日粤、闽各省兵丁吸食鸦片烟者甚多，即将弁中食者亦复不少。以故相率效尤，愈食愈众，将不能禁弁，弁不能禁兵，远近成风，恬不为怪，无事则偷安懈怠，有事则孱弱不堪。现在连州进兵疲软误事，此其彰明较著者。若不严行查禁，将来日甚一日，不惟一兵不得一兵之用，窃恐一省并无一兵之用，其为贻患不可胜言。”(13)

　　此患从道光到光绪年间愈益严重，官员士兵吸烟成风，在广东到了“父子联床，官兵并吸”，“举国若狂，皆沉迷罂粟之障。”(14)的地步，在沿海鸦片泛滥的地方，官兵们腰上大都挂着两杆枪，一是武器，常常是生锈的；一是鸦片烟枪，擦得油光锃亮。在内地，“十室之邑，必有烟馆，游手之人嗜之若命。”(15)道光十八年(1838年)，京官中吸毒的有十分之一、二，地方官中有十分之二、三，刑名、钱谷之幕友有烟瘾的十之五、六；长随、吏胥等不可计数。各省查办的鸦片案犯，多达数万件。

　　面对银枯兵弱的社会危机，忧国忧民的官员士大夫，力求纠正这股颓风，纷纷提出自己的主张，严禁的，缓禁的，弛禁的各执一词。道光十六年(1836年)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上疏声称，鸦片年输入二万余箱，岁耗银千万两以上，日增月益，贻害无穷。官员以查禁为名敲诈勒索，拖累良民，如此禁而不止，不如寓禁于征，提高鸦片进口税，入关交行，以货易货。又说要减少白银外流，只有开烟禁，让民间自种罂粟，以抵制鸦片的进口，并提高进口税，使外商无所得利，如此“不出二十年，将不禁自绝。”(16)这是鸦片贸易合法化的最初动议。该奏折遭到给事中许球、鸿胪寺卿黄爵滋、湖广总督林则徐等人的严厉驳斥，林则徐痛陈鸦片之害:“ 当鸦片未盛行之时，吸食者不过害及其身，故杖徒已足蔽辜。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栗!”(17) 赢得道光帝的支持，发布禁烟六条章程，限期禁绝，雷厉风行地搜缴鸦片，在虎门销烟二百三十七万多斤，这一壮举轰动海内外。

　　然而轰轰烈的禁烟运动不久就成为强弩之末，弛禁派一度被贬，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鸦片贸易合法化中重又抬头，其转捩之机是李鸿章提出以土烟抵制洋药的主张，鸦片从进口转向自产自销，自此全国盛开罂粟花，严禁派、弛禁派都在“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意识中达到了默契，鸦片税成为清政府的重要财源，

　　这一决策的直接后果是，放手种植和生产土烟，促使鸦片产量大幅增加。在这以前，因为有禁烟令，罂粟仅在云南、贵州等边远地区偷种，数量不多，自开禁以后，各地官府为增加财政收入，竞相鼓励本土种植，同冶五年辽宁牛庄自从本土种植后，鸦片进口减少了四分之一(18)，烟民却未减少。同治十二年有报道说，西人到曲阜旅游发现:“ 齐鲁道中，遍种罂粟。”(19)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 海关的赫德统计，四川鸦片产量为1.2 万担，云南8万担，贵州4万担。共13.2万担。(20) 1906年国际委员会估计，四川土药增至23.5万担；云南有7.8万担；贵州有4.8万担三省总量达到36.4万担，占全国烟土产量的三分之二。(21)烟产量最高的是四川、云南、贵州。光绪年间，自楚入蜀，沿江市集卖鸦片者，十室中不啻六七，行销数千里外。甘肃有赶大烟场的市集，每到收获季节，商贩云集，鸦片买卖一片兴旺。

　　始料不及的是，随着鸦片自产、自销的大幅增加，自种自吸的农民也愈来愈多，烟毒漫延到穷乡僻壤和社会最底层。光绪四年(1878年)山西巡抚曾国荃说: “未种之先，吸烟者不过游手无赖及殷实有力之家，至于力耕之农夫，绝无吸食洋烟之事。今则业已种之，因而吸之，家家效尤，乡村反多于城市。”(22)4 年后山西的烟民“大率乡僻居其十之六，城市居其十之八。”(23)有的乡绅以吸国产鸦片为名，逃避戒毒，大过其瘾。李伯元在《官场现形记》第46回中，叙述这样一则故事: 有位钦差大臣童子良，平生最痛恨洋人，遇有带洋字的物品一概排斥，浑身上下都穿土布，找不到一星半点洋布、洋呢，但此公有一口烟瘾戒不脱，有位王爷同他说笑道:“你不是犯恶洋货吗? 你为什么抽洋烟呢? ”这句话惹恼了他，把烟枪、烟灯统统摔掉，对家人说，从今再不吃这捞什子。谁知两个时辰不到，烟瘾上来，眼泪鼻涕一大堆，弄得六神无主，看来这一关难过了。大少爷出了个主意，拿出鸦片，冒充云南出产的土膏，说这不是洋烟是自产，这钦差一见，像见了救命恩人一样，连吸十几口，比平时还多吃了三钱。以土膏抵制洋烟土，成就了鸦片在中国的大普及，这貌似爱国，实则祸国的决策，成为毒染中华的第一推手。
 
　三、官员腐败加速毒瘾的传播

　　清初官员中有吸淡巴菰烟丝的，康熙帝对此非常反感，不止一次的表示厌恶，对鸦片自是远离，然而皇帝的好恶并不能自发抵挡鸦片的流行，况且其时还未有禁鸦片的法令公布于世。雍正时期已呈现流行的趋势，鸦片泛滥之处，治安混乱，道德沦丧，世风败坏。因吸毒倾家荡产，沦为盗贼，犯案作乱的不可胜数，在广东尤为严重，这才有广东碣石总兵苏明良《严禁贩卖鸦片以拯民生折》的出台，认为“厦门、台湾盗贼之盛者，皆由于鸦片之根源。”(24)种种祸端促使雍正七年颁布禁烟令:“ 兴贩鸦片烟收买违禁货物例，枷号一个月，发近边充军。若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船户地保邻右人等，俱杖一百徒三年。如兵役人等藉端需索计赃，照枉法律治罪。失察之(氵+凡)口地方文武各官，并不行监察之海关监督，均交部严加议处。”(25)

　　清政府这样痛下决心禁毒，是因为毒品已成为败坏风俗的大害。自古以来为政必先究风俗，就是历代王朝的治国方略，也是历代君主恪守的祖训，《康熙起居注》多次录有对风俗的忧思和指令。《清史稿》记述雍正皇帝一登基即颁布诏书表明 :敦励风俗的方针。嘉庆帝沉重地指出:“自鸦片烟流入内地，深为风俗人心之害。”(26)亲自下令痛打吸毒的贝勒德麟，逐出内廷。一代清王朝有关正风俗，挽浇风的上疏、进言屡见不鲜，有关制止鸦片败坏民俗的训谕，载入《清会典事例》“训饬风俗”中，以垂后世。他们都把禁烟作为整顿风俗，安定社会的首务，尽管官吏贪渎，地方舞弊，执行不力，但当政者对鸦片有害风俗民心的认识还是清醒的。

　　然而从雍正七年(1729年)清政府颁发第一道禁烟令以来，历时一百八十二载，终清一代不仅不能解决鸦片的祸害，鸦片烟泛滥到全中国，这有内外原因，互为因果:

　　外因是殖民者的大量倾销。葡萄牙殖民者最先来到东方，在东南亚及中国沿海骚扰，剽窃行旅，杀人越货，先后在广东屯门、宁波双屿港、漳州走马溪与明军交手，大败而归，此后不敢对中国再以兵戎相见，改以贿赂官员代替炮火强攻，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借口货物沾水，借地晾晒，买通广东按察使汪柏，以年租金 500两，货税二万两，租借澳门，建房数百间，繁衍生息，这是殖民者在中国建立的第一个据点。葡人从印度低价收购鸦片，作为药品输入中国，谋取暴利，接踵而至的还有西班牙、荷兰，但葡人因有澳门之便，在对华贸易中长期占有上风，直至乾隆中叶仍然起主导作用。

　　在鸦片贸易中，英国是后来居上者。十八世纪后期英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竭力向外输出商品，由于英国布匹、钟表等商品在中国滞销，而中国的茶、丝和瓷器却深受英国市场的欢迎，进出口的不平衡使英国贸易逆差日渐增大，这对英国经济发展非常不利，为了扭转这局势，千方百计向中国推销鸦片。英国于1600年创办的东印度公司，实际上已变成拥有武装、占有地盘的国中之国，在印度建立了殖民统治，强制当地农民种植鸦片，并获得鸦片的制造权和专卖权，从此英国以纺织品从印度交换鸦片，再用鸦片交换中国的茶叶和丝绸，用转手倒卖的手法，牟取高额利润，使对华贸易从入超变为出超。

　　雍正七年的禁烟律令，并未得到切实执行，偷运鸦片的快艇，横行海上，昼伏夜行，往来如飞，甚或鸣炮拒捕。鸦片贩子的走私所以这样猖獗，是因为有贪官呼应，奸商接应，大小官吏巧令名目，敲诈勒索，中饱私囊，“水师有费、巡船有费、营讯有费、差保有费、窑口有费，自总督衙门以及关口司事者，无不有费。”( 4)由于内外勾结，包庇纵容，走私鸦片年盛一年， 偷运的鸦片逐年增加， 英国“在1820年，偷运来华的鸦片，达五千一百四十七箱，1821年七千箱，1824年一万二千六百三十九箱。”(27) 不到百年鸦片进口增加63倍多，到道光年间已成为英国对华贸易的主要商品，道光十九年(1839年)，一次拿获“趸船存贮鸦片二万二百八十三箱”(28) 鸦片的大量进口，刺激本土鸦片的兴旺，而本土鸦片的廉价销售，获得更为广阔的市场，遂使烟毒一发而不可收拾。

　　为什么愈禁愈多? 有识者指出:“ 推其究竟，贵者以势怙，富者以赂免。” (29) 有权、有势、有钱的，相互勾结，外联财大气粗的洋商，内结游手好闲的无赖，沆瀣一气，盘根错结，有的官员索性自开烟馆营业。上至军界、政界、学界、商界下至细民贫户，无不沉沦烟籍，一蹶不振。

　　严重的后果终于使清政府认识到土烟的危害。光绪三十二年(1906)光绪帝作出在十年之内禁绝洋烟、土烟的决定:“ 限十年以内，将洋土药之害，一律革除净尽。”(30)实施禁种、禁卖、禁吸，宣统年间又加大禁种的力度，云贵总督锡良提出在半年之内一律禁绝: “禁种不力，即禁卖、禁吸亦断无效。无论如何困难，勿以一篑之亏，致铸九州之错。”要求雷厉风行地“祛积害而垂宪政。”(31)从鼓励自产鸦片抵制鸦片的进口，转向国内禁种，是一大进步。

　　然而禁止本土鸦片比打击走私更为艰难，打击走私，只是打击一小撮，而禁止自产自销则涉及一大片农民的生计。由于种鸦片对土壤要求不高，而获利比一般作物要高三倍。农民争相种植这收益多而又省力的作物。在山西“山崖水溢，不宜于他谷者偏宜于种烟，用力不多，而获利甚厚。”(32)有些地区种鸦片成为农民致富的主要来源，一旦禁种就有可能面临贫困或破产，自产自吸使许多农民上瘾，以鸦片交友待客已成为社会风气。直接利益的驱动，习已成俗的习惯势力，使禁种寸步难行。官府动用各种方法，有的劝告改种棉花、稻谷，有的动员已种者拔苗，有的用武力胁迫，并提高税收，这些措施首先遭遇农民的自发反抗，光绪三十四年山西黎城百姓对劝导禁种的张县令“饱以老拳”。(33)甘肃张掖发生聚众殴官案，“请兵弹压之禀，殆无虚日。”(34)山西文水县有二三十个村庄，联合违抗禁种令，县令派人缉捕，乡民鸣锣聚众一万多人，拒绝交出带头人。山西巡抚丁宝铨调兵弹压，双方相持10余日，当场击毙十余人，逮捕百余人，才得以平息。在陕西米脂县农民围攻县城，在甘州反对禁烟的三万多农民捣毁城内的商店、统捐局和住宅。甘肃兰州知府全家被杀。贵州数千人反抗拔烟苗，酿成流血斗殴，安顺县农民反对禁种，打伤知县。浙江宁波被停种以后，由于稻谷歉收，农民请愿，要求恢复鸦片种植以弥补亏欠。宁海县有二十余村农民联合抵制对烟户的处罚。有关烟农闹事，集体抗捐、捣毁禁烟局、火烧巡船、打伤巡兵、冲击学堂，哄闹县署等等事件，在报刊上多有报道。

　　禁种也不乏有成功的事例， 如云贵总督锡良在禁种的同时，购买桑、棉、 红茶等种籽，代替鸦片的种植，劝惩兼用，恩威并重，对“已铲者劝令相度土宜别营树艺，或改种杂粮；未铲者立即眼(跟)同锄铲，不使留未尽根株。以故入春而后，通省无丝毫新烟出现，依限净尽，实为官民始料所不及。”(35)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殊属难得，然而人在政在，人去政亡，在锡良调离后，立即出现反复，一切又都依然如故。

　　清政府在新政期间，加大了禁烟、禁种的力度，光绪三十四年(1908)订立《稽核禁烟章程》，规定各省仿照皖豫晋，开办土药统税后所设的土市公行，负责查土报税，“种户须凭行卖土”以缩小种植地区。宣统元年(1909)，颁《禁烟条例》，凡种植罂粟、制作贩卖，设烟馆的俱处以徒刑。并查处虚报肃清的河南、山西、福建、云南、新疆等省的督抚。此时的国际环境也有变化，英国下议院有人就英国在中国贩卖鸦片事宜提出诘问，英国政府被迫同意帮助中国禁止鸦片。(36)宣统元年(1909年)由美国发起在上海召开万国禁烟会，《申报》评论为，这是万国救生大会、万国实业大会、万国济贫大会、万国体育大会(37)。同年，禁烟大臣恭亲王溥伟续拟禁烟十条出台，主要是严格查禁官员，凡有吸食者，革职，永不叙用；戒后复吸者，罪加欺饰一等。此时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政策都有利于禁烟活动的发展，但是不论怎么努力，禁烟也未能如期的效果，问题不仅在于官员执法得力与否，还在于烟农利益与民族利益的冲突，加大了禁烟的难度。

　　然而时不待人，在光绪帝发出十年戒毒的法令后，不到5 年，清政府即被推翻。终其一朝兴亡，终未解除鸦片毒患。

　　鸦片在中国从药品、食品到毒品的历程，貌似爱国，实则祸国的决策，内害更甚于外害的后果，足以使中华民族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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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金山  张多甲隽(?)生著《烟话. 序》， 阿英编:《鸦片战争文学集》上册，第765页，古籍出版社，1957年。

　　(2)《巴县志》，《中国地方志资料汇编》西南卷上，第46页

　　(3)《东华录》，崇德朝，卷三，崇德六年二月戊申条。

　　(4) 池志徵：《沪游梦影》第159-16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5) 《上海新报》，1869年8 月7 日。

　　(6)王尚辰:《谦斋诗集. 相思曲》。

　　(7)《广东碣石总兵苏明良奏严禁贩卖鸦片以拯民生折》，《宫中档. 朱批奏折》。

　　(8)阿英编:《鸦片战争文学集》上册，第198页，古籍出版社，1957年。

　　(9)彭养鸥:《黑籍冤魂》初编第二十一回，改良小说社“说部丛书”1909年。

　　(10)彭养鸥:《黑籍冤魂》初编第六回，改良小说社“说部丛书”1909年。

　　(11)参见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上册，第433 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

　　(12)参见刘鉴唐:《鸦片战争前四十年间鸦片输入与白银外流数字的考察》， 《南开史学》1984年第1 期。

　　(13) 道光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湖广道监察御史冯赞勋奏请严行查禁弁兵吸食鸦片烟折》《军机处原折》。

　　(14)苏泽东《梦醒芙蓉集》，光绪二十五年(1899)。

　　(15)清. 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八。

　　(16) 道光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奏为鸦片烟例禁逾严流弊逾大应亟请变通办理折:“嘉庆年间，每岁约来数百箱，近竟多至二万余箱。...  岁耗银总在一千万两以上。....以中原易尽之藏，填海外无穷之壑，日增月益，贻害将不忍言。...盖凡民之畏法不如其骛利，鬼蜮伎俩，法令实有时而穷。 更有内河匪徒冒充官差，以搜查鸦片为名，乘机抢劫。臣前在广东署臬司任内，报案纷纷。至栽赃讹诈之案，尤所在多有。良民受累者，不可胜计。此等流弊皆起自严禁以后。... 令闭关不可，徒法不行，计惟仍用旧例，准令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 入关交行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夷人纳税之费轻于行贿，在彼亦必乐从。”《夷务清本》，马模贞主编《中国禁毒史资料》第51 页，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

　　(17)林则徐:《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 《林文忠公政书》乙集， 卷五。

　　(18) 《上海新报》1866年10 月24日。

　　(19)《申报》1873年6 月25日。

　　(20)朱寿鹏编:《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中华书局，1958年，总第3963页。

　　(21)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 辑，第457页。三联书店，1957年。

　　(22) 曾国荃:《申禁栽种罂粟以裕民食》，《曾忠襄公奏议》卷八。

　　(23)《张文襄公全集》卷四，奏议四，第135-136页，中国书店，1990年。

　　(24)《广东碣石总兵苏明良奏严禁贩卖鸦片以拯民生折》，《宫中档. 朱批奏折》。

　　(25)《大清律例按语》卷五十，第42页。

　　(26)  《清仁宗实录》卷270，嘉庆十八年六月十四日。

　　(27) 《马克思论鸦片贸易》，载《鸦片战争》第一册，第5 页。

　　(28) 道光十九年四月十五日，《上谕档》，转引自马模贞主编《中国禁毒史资料》第139 页，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

　　(29) 夏燮:《中西纪事》卷二十三，《管蠡一得》。

　　(30)朱寿鹏编:《光绪朝东华录》第5 册，中华书局，1958年，总5570页。

　　(31)锡良: 《部议禁烟年限太宽恳请缩期禁种折》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锡良 遗稿》奏稿卷七，第931页，中华书局，1959年。

　　(32)泖浦:《清谈万国禁烟大会》，《申报》1909伸 月1 日。

　　(33)《汇报》光绪三十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34)《追记甘肃拔烟祸事》，《东方杂志》第7 卷第11期，第348页。

　　(35)《滇省缩限禁烟一律禁净请将筹办出力官员分别奖叙折》，《政治官报》第759号。

　　(36)《英政府愿助中国禁止鸦片》，《申报》1906年11月1 日。

　　(37) 《晋抚宝(芬+木)奏陈禁烟办法》，《申报》1908年 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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