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立群：反思毛泽东时代——改革开放前后对比

刘立群：反思毛泽东时代——改革开放前后对比断想

时间:2010-11-11 09:37 作者:刘立群 来源:学说连线

[导读]有些人觉得毛泽东时代社会风气比较清廉，领导干部普遍艰苦朴素，因此把当今贪腐严重归咎于改革开放，主张回到极左时期…
 

　　“毛泽东时代”通常指1949-1976年即毛泽东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27年时间。这27年可分为两个阶段：1949-1957年为第一阶段，1957-1976年为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的7年以经济恢复和建设为主，毛泽东功大于过；第二阶段20年以连续搞各种极左政治运动为主要特点，至“文革”十年发展到顶点，毛泽东过大于功。为便于区分，特把1957-1976年称为“极左时期”。

　　经历过这27年的人们心中大多酸甜苦辣、五味杂陈，各人情况也极不相同：人们对第一阶段的7年普遍留下相当美好的印象和回忆，尤其是和1949年之前国家长期陷于极大战乱和政局混乱相比，那7年堪称天翻地覆、焕然一新，人们普遍意气昂扬、奋发向上；而从1957年4月开始，给中国人留下的印象便发生很大分化：当年紧跟毛大搞一系列极左政治运动、搞大批判甚至专门整人的那些人，有一些至今不愿正视和彻底否定这些闹剧和丑恶现象，甚至认为那些政治运动应当搞、搞得好；而惨遭政治迫害、受到历次政治运动摧残的大批人士（尤其是知识分子）则对这一阶段深恶痛绝，由衷地感到改革开放是一次大解放。

　　“乌有之乡”网站最近刊载一篇署名“网络”、题为“中国三十年经济改革三十项公认失败”的文章，历数改革开放30年来从“夏时制、分餐制”到“企业承包制、干部改革、机构改革、国企改革、工业改革、农村改革、土地改革、教育改革、科技改革、医疗改革、住房改革、金融改革、法制改革、宪法改革”等等，无不冠之以“失败”，声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本想发展生产力、实现民族复兴，结果却是经济越来越繁荣、生产力越来越落后、社会越来越扭曲，人生越来越痛苦”，如此等等。此文不顾大量基本事实，把一切问题都简单化地算在改革开放的头上，显然代表了该网站全面否定改革开放、主张走回头路的极左基调。目前我国允许各种不同观点意见的存在、尤其是在网络上发表，这本身就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巨大进步，这在极左时期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不过如此荒谬的文章却无人站出来据理反驳，说明中国学术界得了“软骨病”、“无能病”，或者说极左思潮依然有很大势力。

　　有些人觉得毛泽东时代社会风气比较清廉、领导干部普遍艰苦朴素、没有严重的贪污腐败现象，因此怀念那个时代，把当今贪腐严重归咎于改革开放本身，甚至攻击为“复辟资本主义”、主张回到极左时期。当今社会贪腐严重无疑是丑恶现象，理当深恶痛绝；不过在极左时期是非颠倒、随意整人同样是十分丑恶、十分不正常的现象，绝不应让其重演。也就是说，这些都同样是丑恶的现象，都不应当肯定。问题的关键是要找到产生这些荒唐丑恶现象产生的原因并认真研究应当怎样解决，而不应因噎废食、走回头路。

　　毛泽东时代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整体收入水平很低，收入差距很小，实行低水平的平均主义，人们的财富欲望普遍很低，客观上贪腐的机会也很少，加之当时刚刚走出革命根据地和战争年代，民风淳朴，社会风气因此普遍较好。改革开放以来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整体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收入差距迅速拉大，人们的财富欲望大大提高，贪腐的机会也大大增多，加之思想理论创新严重不足，人们的思想出现严重混乱，各项制度建设存在许多空白或软肋，社会风气因此严重下滑。这说明市场经济对人的素质、对品德教育、对制度建设、对政府管理、对理论创新等都提出了远比计划经济时期高得多的要求。换句话说，计划经济时代社会风气比较好并不能说明计划经济本身是可取的、正确的，改革开放以来问题增多并复杂化也不能说明改革开放及市场经济体制本身是错误的。

　　极左时期搞闭关锁国，国外好的东西进不来，不好的东西也进不来，这也是当时中国的社会风气相当好的重要原因之一，没有卖淫、赌博、吸毒等丑恶现象。而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外好的、有价值的东西大量进入中国，同时也有大量不好的、丑恶的现象和影响也进入中国，由于实行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加之各项制度建设和改革创新一时没有跟上，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没有跟上，人们思想出现较大混乱，一部分人便趁乱大搞贪污腐败、胡作非为。闭关锁国固然可以十分简单地把好的和坏的东西都拒之门外，但那是历史的倒退，是不现实的，也是心胸狭隘、心虚气短的表现，是小农意识、小家子气的表现。

　　当今社会贪腐严重、贫富分化严重主要不应归咎于改革开放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恰恰应当归咎于改革开放依然还不够，主要是思想解放、制度创新仍远远不够，即解决问题的关键并不是走回头路，而是必须正视现有的各种问题，打破各种思想束缚，尽快创造出全新的理论学说去认识和解决大量新的问题。（详阅笔者《超越西方思想（增订版）》一书及“学说连线”等网站上笔者发表的60多篇学术创新文章）

　　极左时期虽然没有严重的贪腐现象，但那时人性被普遍地严重扭曲，盛行“亲不亲，阶级分”等荒唐的做法，号召对所谓“阶级敌人”不能心慈手软，而是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完全丧失了起码的人性，黑白颠倒、是非混淆，制造出大量冤假错案，酿出许多人间悲剧和惨剧，昔日功臣劳模成为阶下囚、冤死鬼，发生许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参阅《炎黄春秋》杂志及其网站所披露的大量事实）

　　毛泽东固然为中国的解放和进步立下了历史性功劳，但是他本人有很大历史局限性，尤其是他的知识结构相当片面和陈旧，他熟知中国古代文学和历史并笃信马列学说百分之百正确并坚决贯彻实施，此外还有相当严重的小农意识、家长制作风和封闭色彩，他一生没有到过西方发达国家，只是从书本上了解西方，因此并不了解西方国家战后以来的最新真实情况。这些都是造成他晚年大搞极左的主要原因。他把“反修防修”作为最严重的政治问题和最大的政治任务，而民生问题则是次要的。在他看来，“富则修”，因此他几乎从来不提“致富”，而且反对刘少奇等“发家致富”、采用一部分市场经济因素的主张，甚至把农村小小的自留地都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不允许存在。四人帮因此引申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种荒唐透顶的逻辑，使亿万劳动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民重新“受二茬苦、遭二茬罪”，在20年间有约上千万人非正常死亡。毛泽东通过其警卫员等一些渠道得知农民受苦的情况后也十分痛心并自己一度限制吃肉等，但是他并没有把这种现象与自己所坚持的政策路线联系起来。也就是说，毛泽东是心系劳动人民的，主观上想为劳动人民谋利益，但是他的观念和路线实际上却强迫中国人民走到一条基本上是错误的即共同贫困的道路上。这无疑是他个人的极大悲剧。

　　毛泽东是人而不是神，任何人本来都会有局限、有缺点，都会犯错误，但是偌大一个中国的命运却完全掌控在他一个人手中，他一人拥有无限大的权力，同时也就必然承担着实际上他无法承担的无限大的责任，客观结果就是中国和中国人民为此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包括几亿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青春年华、上千万人的身家性命和巨大的社会财富，而他本人的一世英名也因此严重受损。

　　毛泽东还犯有一个特殊的重大失误，即人口决策的失误，“错批一个人（马寅初），多生几亿人”。这个错误所产生的后果极为严重，纠正极为艰难。庞大的人口基数连同其巨大的增长惯性已经产生一系列严重后果并会继续长期影响后世，同时大大增加了经济及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有社会经济问题的因果链条或多或少都可以追溯到人口过多这个根本性大问题上。如何解决好由此引发的自然资源紧张、生态环境恶化、人口平均素质不高、经济运行吃紧等一系列难题，给后世留下极大的后遗症，在很长时期内将是对中国最大的挑战。

　　毛泽东时代也取得不少成果和一定的进步，毛泽东本人无疑也有一份功劳，不过尤其在1957年之后，中国所取得的成果和进步应主要归功于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较为务实的努力，尤其是周总理在“文革”十年混乱中力挽狂澜，尽最大可能减少国家和人民的损失；而所产生的巨大问题及混乱和倒退（尤其是“文革”期间）应主要归咎于毛泽东及他所倚重的极左分子、林彪集团和四人帮集团等。

　　和毛泽东相比，邓小平的理论水平并不算高，但是邓懂得并相信常识，而毛却不顾常识，教条式地以为马列学说完全正确并坚决全盘贯彻实施之。需指出，邓小平以极大的勇气纠正极左错误、实行中国的改革开放，为这一历史性转折立下了最大的功劳，但是他也有思想上保守僵化的一面，尤其在理论创新和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现在应当在他所开辟的解放思想、改革开放道路上继续大胆向前走。

　　计划经济体制不可能真正和持久地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不可能做到“物质极大丰富”。极左时期虽然高喊要达到“物质极大丰富”，但实际上却缺吃少穿甚至吃糠咽菜；改革开放以来才真正实现了物质极大丰富。

　　极左时期压抑了广大中国人的积极主动性和创造性，“八个样板戏”唱了十几年，让人听了直倒胃口。改革开放极大地释放出十几亿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工作热情、创造力和想象力以及生活情趣，不仅物质产品极大丰富、大多数人丰衣足食，而且文艺创作空前繁荣，科技发明成果层出不穷，人们的精神面貌普遍发生很大变化，这些在极左时期都是不可想象的。仅举一个具体例子为证：从1949年至1978年近30年中，我国有出国经历的人仅约28万，平均每年出国不到1万人次，占当时平均约6亿人口的6万分之一，即每年平均每6万人中才有一人次出国。而改革开放以来出国人数逐年递增，仅2007年一年就有4000万人次出国，占13亿人口的约1/30，即平均每30人有一人出国，同时有5600万人次外国人来到中国。没有改革开放，这些情况都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这说明中国是世界大家庭的一员，而不是孤立于世界之外闭关自守的中国。

　　目前社会风气不佳与奢华之风盛行有关，应当采取多种手段即通过有关立法、建立有关制度来严厉遏制奢华和奢靡之风，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追求过度奢华和奢靡是一剂社会毒药，是与收入悬殊、富人炫富密不可分的丑恶低俗现象，类似于卖淫吸毒等社会弊病。应当尽快造成以奢华奢靡为耻的社会风尚。人类迄今对此问题的认识仍远不够，尤其是西方社会在这方面带了一个很不好的头，引发世界性奢华之风，而中国不少富豪由于缺少必要的基本素质，因此更加变本加厉。由此可见，许多问题并不是中国所特有的，而是世界性的问题和难题，是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尽管在各国的具体表现有一定差异。

　　需要指出，奢靡之风这个全球性社会问题的存在与所谓“资本主义”即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并无必然关联，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并无必然关联。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并不是万能的和绝对的，并不意味着对市场经济本身没有任何限制和约束。同理，这个问题的存在本身也不能说明改革开放是错误的，恰恰相反，只能说明必须在新的情况和基础之上加速进行大胆研讨和创新，包括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去解决这些连发达国家迄今都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在将来应当向发达国家传播中国人所做出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成果。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同样是世界性问题，西方以多党竞选制为主要特点的政治体制同样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绝非十全十美，更谈不上是人类的理想状况。

　　总而言之，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方向是正确或基本正确的，在局部上则有不少失误及偏差，所出现的大量问题主要是前进道路上的问题，而且许多问题和困难的出现或加剧与极左时期酿成的严重失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在为过去所犯下的巨大错误来“买单”；而极左时期的大方向基本上是错误的，在局部上则有可取或正确之处。

　　如果说毛泽东等由于历史的局限而犯下巨大的极左错误，那么当今时代的中国人不应重犯当年的错误，不应死抱住过去的陈旧教条不放，更不应走回头路，而应当与时俱进，不断汲取国内外各种经验教训，创造出新的思想、新的知识，否则才是愧对先人、愧对先烈、愧对伟大的祖国，无论是主张倒退回改革开放之前时代的极左思潮还是主张全盘照搬西方政治体制的极右思潮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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