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涛 评论作者

原题《孔子的价值与国学热》

时常想，比如非洲的刚果，南美的巴拉圭，或是南太平洋群岛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在他们的历史上，是否也有过孔子这样的先知？是否也曾执迷于“振兴中华”这类的民族集体梦想？而在实现这一梦想的过程中，一旦陷入瓶颈或遭遇挫折，会不会也有学者跳出来论证，就因为那位先知几千年前确立的政治伦理与制度框架太落后，因此，流毒至今，让他们没能过上好日子？

从这样的视角解读孔子，我们或可发现，无论是打倒孔家店及批林批孔，或是与之反动的历次国学热潮，背后似乎都潜藏有一种怯懦与推诿的群体心理，透露出巨大的思想惰性与惊人的责任缺失。

将所有的恶习与罪愆，都赖到孔子头上，我们就为自己当下的不作为找到了逃避的借口，从此高枕无忧心安理得。正如那样一个无所事事的混小子，在街上看到富二代鲜衣怒马，招摇过市，于是心下愤愤难平，回到家来高声责骂父亲：你怎么活得这么窝囊！

同样，沉迷于国学热，可能又类似于听信了街头的传言，日夜守在自家灶下掘土挖宝，指望一夜暴富，从此过上不劳而获的生活。这样一场又一场的言语狂欢，只会呈现出无果花处于盛开期的短暂绚烂。热闹与喧嚣过后，捧不到果实，只残留迷梦；没有实质进步，只有虚幻的自我安慰。

国学热的出现，原因复杂。其中之一可能是，经济高速成长带动信心爆棚，催生了大国角色认同的需要。也有论者刻薄地指出：看看暴发户们是怎样热衷修族谱的，你就理解了，国学，就是族谱的放大版。但我的感觉则是，整体社会埋头发展了三十多年，大家不约而同都想抬起头喘口气，回头看看来路，结果目光一下放远了，落到了孔子和国学身上。

那么，国学热，到底热什么？是不是黄帝内经跑出来指导我们的健康，也算国学热？有人乐于把目前的国学热比做西方的文艺复兴，有一种弄假成真式的冲动。可是，要知道，当年欧洲的文艺复兴，并不是要恢复光大古老的希腊文明，而是借壳上市，推销当世的创造。无论达•芬奇，抑或米开朗基罗，都是旧瓶装新酒，所谓复兴，只不过是一张通行证。那么，今天倡导国学，我们的新酒在哪里？它有什么样的芬芳？

不知道当下的我们，为这个世界做出过什么实质性的贡献。电脑电视自行车洗衣机冰箱汽车火车飞机，这些须臾不得离开的日常物件，没有哪一样是我们的发明或创造。今天的我们也承认了，在这些物质成果的背后，潜藏着巨大的精神能量。因此，我们需要的不是韬光养晦，而是扎扎实实地当好学生。这时候，最可怕的，可能就是这样一种按捺不住的狂想：风水轮流转，明年到我家，不用管我们做过什么或没做过什么，反正就该我们在文化上主宰世界了。似乎祭出孔子，涂上国学的八卦油彩，我们就可以周游列国环行世界当先生去了。

若干年前，韩国曾引起过我们的深度关注，他们既在文化层面上保持着对孔子与儒学的端正崇敬，同时又顺利完成了国家的全面现代化，这的确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可是，事实上，众多学者和批评家，在观察与思考的方向上，却放弃了大路，选择了胡同。他们不去探究韩国人实现现代化的技术细节，更无视他们为此付出的辛劳和痛苦，而只强调儒的一面，总有一种企图，要把儒论证成为现代化的动力之一。其目的，似乎只在于给自己找到自信，一种狭隘而盲目的自信。实际上，在韩国，无论经济结构或政治模式，最基本的社会框架都已西化，你硬要说这样一个国家的成长，是儒教起了关键作用，如果不是基于无知，就是在故意误导。

今天，到孔子的学说中寻找实质性的精神资源，注定是徒劳无功的，而且毫无必要，毫无意义。与当年的韩国一样，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开放社会最一般的问题。没有什么秘密，也无需高深的理论探讨，更不必到远古去寻找任何原典支撑，事实上，想找也找不到。

在一个封闭社会里，小到随地吐痰、缠足、纳妾、溺婴，大到皇权专制、愚民残民，只要关起门来，我们自己喜欢，那就可以自成一统，打造出自己最适的生活方式。但现在，开放社会让我们认识到了自由与共和等普世价值的可贵。这种可贵，并不是要满足我们的正义冲动或理念美感。它非常实用，足以给我们带来现实功利。其中之一，就是多元群体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社会矛盾会因之得以随时化解，不致累积成为深刻严峻的危机与冲突，这才是摆脱兴亡周期律的不二法门。

这样的认识，在知识阶层或已成为常识，正在向更广大的层面扩展。因此，我们又何需到孔子学说中去寻找对应物？又何需把孔子的学说改头换面，就像一定把蹴鞠说成是现代足球的鼻祖一样？

在建设开放社会的进程中，我们也不必过于担心民族特质会消失殆尽，正如韩国人一些源自中原大陆的传统并未在一夜之间完全西化一样。注重祖先崇拜，讲究长幼尊卑，坚守家庭价值，追求人际和谐，这些异于西方社会的传统，都是靠民间力量得以延续的。而民间社会的力量，有着非常顽固的保守性。事实证明，这种保守性，比警察、监狱和网络封锁更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因此，写作《我的朋友孔丘》，就是试图打造一个健康常态的孔子形象，谢绝无厘头恶搞，也不是要重新向他顶礼膜拜，而更像是一种致敬和告别。还原一个孔子，走近他，充分了解他，然后了无牵挂地远离他。说到底，就是一种撇清关系的努力。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孔子没有义务为我们今天生活的幸福或不幸承担任何责任。在他的时代里，他想要的，他做到了极限。他是那个时代的先锋和异类，极具创造性。胡适先生说过，“儒”字本身，有多重含义，其中之一是用以表达亡国遗民柔逊的人生观。而孔子则把殷商遗民部落性的儒，充实扩大到“以仁为己任”，进而改造为刚毅进取的儒。这可能就是他对中华文明最本真的贡献。那么，今天，无需孔子告诉我们什么东西是好的，我们自己很清楚。问题只在于行动，像孔子一样去争取，去创造，这才是孔子的核心价值。

行动是艰苦的，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一点，我们也很清楚。因此，坐在书斋里骂孔子或捧孔子，都是容易的。关于传统与现代，关于儒学与西化，我们的论述已经太多了，无需更多。在与一位韩国学者交流时，我曾语带羡慕地说：你们的制度已经理顺了，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的回答当场让我羞愧难当：我们的制度也不是白来的，我们流过汗流过血，当年汉城大学学生自焚的事件你听说过吗？我们每年春天，都要为他纪念流泪。你们既然想要，为什么整天就是坐在那儿发议论写文章而不是抬起屁股去争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