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民主需要体制内外共谋

    如果问当今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恐怕没有人再信当今的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传统说法，而是体制内与体制外的矛盾、权力与权利的矛盾、官与民的矛盾。这一矛盾将成为中国目前及将来很长一段时期内的主要矛盾，这一矛盾的解决与否，将会影响中国整个社会发展的基本走势。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就是体制内人与体制外人采纳通用民主的规则进行协商对话谋求共识。

　　有一种说法，说体制内的人已经没有改革的激情和动力，他们以守住自己的既得利益为己任，这种说法得到了部分印证。体制外的人对体制内的人充满了不满甚至仇恨，大有当年毛泽东所说的炸平庐山之势，推翻现政权。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体制内的人无论政治体制改革与否，发展民主与否，都面临失去政权、失去生命、失去财产、失去社会地位的结局，体制内人在改革中只有失去而没有得到。在政治体制改革中，他们得到的是铁链，失去的是弄权的自由。

　　体制内人的合法性不断降低，公信力不断降低。且不说如过街老鼠般的人人喊打的腐败，就是体制内人公布的统计数字不仅受到质疑，而且受到嘲笑、讽刺和挖苦。公布的经济发展指标，不是鼓舞了人心，反而成了人们街谈巷议的边角余料。一句“我是领导”就迅速掀起人们的仇恨，一句“你是为党说话还是为人民说话”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一个房改的调控目标反而使人们对房价下跌信心受到重挫。只要是体制内人说的，只要是政府说的，体制外人就不再相信。只要不是体制内人说的，不是政府说的，那就必信无疑。一个绿豆加茄子就能包治百病，信者如云。一个李一号称能利用电流断症、治癌的特别“医术”，也能召来三万弟子。一个由庞大的体制内人组成的强大政权的意识形态威力竟然败在了“绿豆加茄子”的手上。

　　体制内已经形成了逆向淘汰机制，这种逆向淘汰机制使得那些主张政治体制改革的人难以形成气候。邓小平说谁不改革谁下台，可真实情况是，谁改革谁下台，改革者确实没有好下场。如果说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党内既得利益集团还没有固定化，在改革中下台的只是个别人，况且在邓小平强人政治的主导下，改革还能进行下去，那么，现在的改革情况已经大不相同，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固定化。在这种情况下，谁想改革都是死路一条，谁改革谁下台。

　　体制内人采取的手段似乎黔驴技穷或捉襟见肘。这可以从维稳中见端倪。2003年发生群体性事件6万起，2008年是12万起。2009年是国庆60周年，为保平安，建立了各级维稳办公室，大规模增拨了维稳经费，以武装警察、防暴警察为主力，以国安局、公安局、派出所为堡垒，以片警、保安、街道积极分子(线人)为侦察兵，以网特、五毛党为秘探，编织成严密的社会控制网，却心劳力拙，越“维”越不稳，2009年的群体性事件超过23万起。(共识网：辛子陵：政治体制改革从何入手?)

　　在体制内人看来，不改革是死路一条，改革也是死路一条，且费力不讨好，体制内人于是选择了一个基本战略，那就是如何延缓死亡，他们提出了“六个不”，“三个绝不”，提出了中国模式论。以特殊模式抵抗共同模式，以特殊文明抵抗普世文明。构建自我封闭的堡垒并与体制外的人采取了“不接触、不妥协、不沟通”三个原则，以对抗体制外人的反抗。以官二代对抗穷二代、富二代，以体制内二代对抗体制外二代。中国官二代的特色在于，官二代本身就是富二代，官二代用不着权钱结合，他们本身就是权与钱的统一体，他们把持着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几乎所有的关键部门，垄断着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控制着经济发展的命脉。

　　体制外人对政治体制改革、对民主的期待是非理性的，普世价值理念匮乏。他们只想把一个政权推翻，只希望现政权迅速倒台。实际上体制外人的这种呼声和要求只是弱势群体的极端性反应，他们凝聚了社会敌意，不再相信制度、不再相信法律、不再相信规则和程序，他们的心灵是虚无主义的，他们的价值表现是无政府主义的，他们的追求是乌托邦主义的，他们只有在口号上是民主和自由的，是实质的，却无民主自由所要求的理性、宽容、妥协，也没有程序主义的审慎和心态。他们的行动是机会主义、犬儒主义和政治浪漫主义的结合。

　　体制外的人对体制内的人充满了不信任，他们已经不管对错与否，不管真假与否。他们只问体制内的人做了与否。他们再也不相信什么远大的规划，不相信什么远大的理想，不再有道德与信念，不再有精神追求，体制内人说的真理，他们不信，体制内人说的真相，他们不信，体制内人说的科学，他们不信。他们的心中只有一个目的，只有一个想法，就是现政权何时倒台?是七十年还是八十年?他们除了相信政权倒台之外什么都不信。他们以赌徒的心态把赌注押在现政权何时垮台上，只要垮台的时间定了，他们就什么也不做，剩下的就只有等待。

　　体制内人与体制外人似乎取得了一个基本共识：政治体制无论改革与否都是一个死。体制内人选择了等死，体制外人选择了等着看体制内人死。这样的结果确实使人绝望。但是，如果体制外人与体制内人不谋求共识，尤其是不谋求民主的共识，体制内人死了，体制外人也好不了。因为双方都在一个诺亚方舟上。正如地主离不开农民，资产阶级离不开无产阶级，资本家离不开工人一样，体制内人也离不开体制外人。双方有一致的地方，人类社会才充满了合作，双方有矛盾的地方，才需要公民正义去指导。对于体制内来说，如果不希望发生流血冲突，那就得需要民主，因为民主是和平更迭的最好方式。对于体制外来说，如果不希望社会矛盾激化，那就得需要民主，因为民主是谈判妥协的最好方式。对于体制内人抛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民主的橄榄枝，体制外人不能置之不理。

　　体制外人需要思考的是，如果体制内人死了，现政权倒台了，就一定有一个民主自由的新国家?答案可能是否定的，也许历史能给我们点启示，孙中山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结果是由他创建的国民党在蒋介石那里建立了专制政权。毛泽东以民粹主义的方式调动了广大群众，推翻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专制政权，而且向人民许诺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可最终建立的还是专制体制。历史的经验是推翻一个专制还会建立一个新专制，类似历史的周期率上在中国上演的实在是太多了。专制复专制，专制何其多，日日待明日，万世成蹉跎。

　　还是邓小平那句老话，旧中国留给我们的是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比较少。这一点上且不说左派，就是那号称追求民主自由的一些右派，不也是没有平等意识、人权意识吗?他们也是采取中国封建社会的丛林法则：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诛杀之。或者是道不同，不相与谋，全没了理性的沟通与宽容。

　　当前最重要的是体制内人与体制外人的沟通与合作，要把体制内人温家宝总理所说的“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要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坚决惩治贪污腐败;要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特别是要保障司法公正，重视保护和帮助弱势群体，使人们在生活中有安全感，对国家的发展有信心。”胡锦涛总书记所说的“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落实到实处。

　　体制内人与体制外人沟通必须奉行新的“两个凡是原则”，即凡是体制内人宣传的真民主就要坚定不移地支持，凡是体制内人宣传的假民主就要坚定不移地反对，使体制内人和体制外人都要回到民主的谈判桌上来，寻求民主的共谋与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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