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到底治谁

　　就我最近的时评中，批评过当权者要求维权人“依法维权”，也批评过为政者把举报人软禁起来，声称这是帮助他“学习法制”，还见过一些地方要求教师上课要“依法从教”。看起来，我们的社会越来越重法，法治甚至可以早日期待。其实不然。最近“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上有一篇官方人士杨建平(中共中央办公厅)谈法治民主的文章(刊发在若干年前的《战略与管理》杂志上)，觉得这里的观点有明显的认知性舛误，而且沿袭至今。也正因为法治民主被如此误解，才会出现“依法维权”之类非法治的表述。

　　杨文的题目是《法治民主：后发国家的政治选择》。该文指出中国民主与西方民主的不同，即西方民主是“自由民主”，中国强调的是“法治民主”。那么，什么是法治民主，“它的简明涵义是在民主的实践中强调法治对自由的约束。法治民主强调社会稳定是发展民主的前提，强调法治对自由的规范，强调政府管制的有效性……，这与自由民主以充分的个人自由为民主发展的前提有所不同。”

　　把法治民主与自由民主对立起来，显然是一个知识错误。如果将这两个语词中的同类项“民主”暂时搁置，法治与自由的关系，不是两回事，而是一回事。英国洛克说：“法律的目的不是取消自由或限制自由，而是维护和扩大自由”。又说：“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可见，法律与自由的关系是自由为本，法律为用。现代文明社会，自由必须靠法律保障，否则，你可以侵害我的自由，我可以侵害你的自由，其结果，你我之间，两无自由。如果我们不能从知识上拆分法治与自由，那么，我们不但可以把西方的自由民主说成是法治民主，还可以把它称为宪政民主。这三种民主不是对立的，而是逻辑一致、曲径暗通的;并且三者俱以自由为中心。

　　如此强调自由，盖针对以上的法治民主居然是“强调法治对自由的约束” 和“法治对自由的规范”。如果说法律在保障自由的同时，确实有对自由的规范，比如你在行使你的自由时不能侵害别人。但，就法治而言，这层意思已不复存在。这里率先需要弄清这两个概念所面对的不同对象。法律主要是针对权利和权利之间的关系，不允许它们之间在自由上互相侵害;法治不然，它面对的是权力和权利之间的关系，专门防范权力对自由的侵害。所谓法治民主，如果民主是一种制度表述，它表现为经过选举而获得的权力。问题在于，任何权力包括民主权力都有可能伤害自由，因此，必须对它进行法的限制(即法制)。如何限制，此即，权力不能按照权力者的意志为所欲为，它必须依照预先制定的法律尤其是宪法进行社会治理：这是法治的本意。按此本意，法治非但不是用来对自由约束或规范自由;相反，它是为了保障自由，对权力进行规范和约束。

　　杨文“强调法治对自由的约束”，显然混淆了一个问题：法治治谁(此问题不搞清楚，看起来口口声声是法，但完全可能是现代法治的反面)。法治的对象，不是自由，而是权力。换言之，法治治官不治民。如果背离这一点谈法治，那就要问它是什么法。的确，我们曾经有过漫长一个时代，法是专制用来统治民众的手段。中国古代法家声称“夫法者，民之治也”(商鞅)，此即治民之意。因为“民众而奸邪生，故立法制……以禁之”。这样的法是王法，是“帝王之具”。但，它完全可以穿越历史隧道，保持在权力意志的最深处;且不妨碍它表现出来时，却满是民主、法治之类的语言。当今时代，无法不治。尽管人人口中，都可以法字当头;但，我们却要根据它的具体内容，仔细辨析它到底是“王权法”，还是“民权法”。

　　回到开头，根据民权法，依法维权，根本不通。维权是权利受到侵害，民众通过上访或法院告诉冤屈。请问告状又如何依法，自古而今也没有“依法告状”这一说。这里需要依法的是权力，你必须依照法律解决前此侵权的问题。广而言，在权力和权利的对举中，依法的主体是也只能是官员，需要法制学习的首先也是它，毕竟权利只是法所需要保障的对象，它是被动的。如果公权张口要求对方依法，比如过去我们经常搞普法学习，要求民众遵纪守法;那么，在现代法治眼中，那个法已然和帝王统治下民的王权法脱不了干系，哪怕它披着现代外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