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滞”的年代，仍有天使存在

余一中/ （南京大学俄语系教授）

                   来源：左岸文化网

   《针尖上的天使》，(美)尤里·德鲁日尼科夫著，王立刚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5月版，38.00元。

    美籍俄罗斯作家尤里·德鲁日尼科夫的作品《针尖上的天使》，完成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几十年来广受世界范围高度推崇，日前由译林出版社翻译出版大陆版。它是迄今为止我国翻译出版的最深刻、最详尽描写苏联“停滞”时期的长篇小说。 

    1969年2月末的一天，《劳动真理报》主编马卡尔采夫在莫斯科的老广场旁突发心肌梗塞，跌倒在地。这是美籍俄罗斯作家尤里·德鲁日尼科夫的长篇小说《针尖上的天使》（以下简称《天使》）开头描写的情景。 

    他获救了没有？作为享受顶级医疗服务的苏共中央候补委员，他怎么会突发心脏病的？读者不由自主地带着这些疑问往下读。答案是，马卡尔采夫凭着求生的本能，挣扎着爬到了广场旁的苏共中央大楼，被值班人员救起。而他之所以发病，是因为遇到了麻烦事：几天前有人往他的办公桌里放了一本批评沙皇专制的私自出版物———《1839年的俄国》。按照刚刚修改过的法律，“传播或制作或保存”这类东西是要被判重刑的。这东西是谁放的———是情侦部门在试探他的政治坚定性？还是另外什么人别有用心？他该怎么办？旧的疑问得到解决后，又冒出了新的疑问。就这样，《天使》用一个接一个的悬念，刺激着读者的好奇心，让他们欲罢不能地读下去。 

    我以为这是一部侦探小说，读完才明白，它实际上是一部社会心理小说。小说像拆解俄罗斯套娃那样，层层递进地展示侦查过程；同时，也向读者介绍了当时苏联社会上至最高党政领导、下至平民百姓各色人等的言行和心理。 

    苏联“停滞”时期的贫富悬殊 

    众所周知，1969年的苏联正值勃列日涅夫统治的“停滞”时期。在这之前是赫鲁晓夫的“解冻”时期（1953-1964）。“解冻”实际上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扩大了公民权利，包括言论自由的程度，缓和了紧张的国际关系。这一切改善了人民生活，促进了社会意识的发展。但由于“解冻”的思想解放是不彻底的，斯大林建立的僵化的意识形态与行政命令体制并没有得到改变，加之“解冻”带来的有限改革触动了特权阶层的既得利益，于是该集团于1964年10月用保守的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当了最高领导人。勃氏上台后开始逐步推行新斯大林主义：重新肯定斯大林的领袖作用，停止平反冤假错案，提高情侦部门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出兵干涉捷克内政，加紧书刊检查，限制公民权益……《天使》的故事就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展开的。 

    从小说的描写，我们可以看到，由中央大员们组成的苏联社会最高层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住房是国家提供的套房和别墅，办公室里有进口的专用家具，专车外出时沿途的人和车都须“肃静”与“回避”，购物有商品齐全的特供商店，保健有顶级的医疗服务。他们贪婪地攫取名利，“许多人都通过了论文答辩”，拿到了学位。他们还随意地送妻子出国旅游，安排子女进入名牌大学读书，安插子女担任党政要职，包庇违法乱纪的亲信、子弟……进入了“发达社会主义” 的苏联变成了特权阶层的天堂。 

    普通苏联人的生活，则是另一番景象：农村贫穷而愚昧，城市里的公用电话大多损坏严重，商店里没有什么可买的东西，地铁里是臭哄哄的气味，工人在工作时间干私活赚小费，医院里收受贿赂，学校的“目的是让人放弃思想”，科研所只接受“事先指明应当得出何种结论的任务”，普通人出国旅游要经过单位、区委、警局等层层审查，警察随意殴打与勒索无辜的公民…… 

    用谎言与暴力维持稳定 

    苏联最高领导层是如何面对如此巨大的贫富差距和社会问题的呢？小说中，组成最高领导层的三个人是：“长着浓眉的人”、“瘦削的同志”和克格勃主席（他们的人物原型分别是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和安德罗波夫）。“长着浓眉的人”平日里深居简出，偶尔外出就是打猎和飙车。他的文章与讲演全都是由写作班子炮制的。他关心的只是日渐衰老的身体和自己的子女（他的儿子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外贸部副部长）。“瘦削的同志”“是一个斯大林派”，“掌握着对内和对外意识形态的所有脉络”，并且因此感到“特殊的满足”。克格勃的主席1956年曾任苏联驻匈牙利大使，他主张扩大克格勃机构的编制，增加其经费，动用刑侦和医疗手段，不经审判地处置“与意识形态有牵连的知识分子”。也就是说，面对尖锐的社会问题和强烈的民众怨愤，苏联领导人没有丝毫的现代政治文明的意识，他们采用的是封建君主“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陈旧理念。他们认为，用意识形态的宣传和国家镇压机器，也即谎言与暴力就可以维持苏联的稳定。

    报纸是苏联的主要宣传工具之一。《劳动真理报》主编马卡尔采夫认为，报纸上“所说的都是司空见惯的事。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可能自发地改变。报纸所登的内容只根据指示改变”。副主编雅古博夫主张，“无论世界上发生了什么，订报人读到的都是，我们国家一切正常。”报社里还“创造”了一套伙同基层单位、投合中央领导的制造假热点、伪典型的机制。 

    为此，资深老记者拉伯波尔特痛苦地承认自己是“说谎者”，哀叹苏联“进入了一个伟大的造假时代”。连“印刷工人都鄙视自己的报纸，而在家里透过无线电干扰收听消息”。 

    在《天使》中，暴力的主要代表是克格勃。它是苏联的国中之国，党中之党。正如书中一位克格勃高官所说，“我们代表实力……我们决定，政治局应该知道什么，不应该知道什么。赫鲁晓夫刚一蛮干，我们就被迫推翻了他。”“现在这个人（指勃列日涅夫———本文作者注）是大众意志的执行者。如果我们决定了，他无论什么都会签字的。”克格勃以报社记者的名义把自己的特工人员派往国外，输出他们的意识形态，必要时赤膊上阵，和苏军一起武装干涉别国内政。镇压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运动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在国内，对他们“信念”（即是否是共产党员）已经没有那么大的作用了“，他们习惯于把人们”分成自己人和外人“。所谓自己人就是克格勃工作人员，其他人都是外人。 

    为了达到控制“外人”的目的，克格勃依照新通过的一项法律，“对写作过程的处分要比对非法隐藏射击武器的处罚严厉得多”。在克格勃内部专门设立了“打击诋毁我国制度消息处”。他们“登记所有类型的复制装置，首先是打字机，并且对它们进行监控”，“往文学家之家加派告密者”，在全国调查私自出版物的传播者和读者，把“犯事”的知识分子或撤职，或公开开除，以便“杀一儆百”。他们还组织各种各样的行动小组，用极端卑劣的手段对付民众。例如，“朗诵组”专门在大会上带头呼喊拥护领袖的口号，操控鼓掌、欢呼的时间和热烈程度等等。“占位子小组”专门“在公开的政治诉讼案中”和“外国政要、学者演讲场所”“事先占据所有的位子”，在大使馆前举标语，砸玻璃，“表达苏联人民的愤怒和愤概”。“打击违反苏维埃道德现象小组”的成员则“把试图进入教堂的年轻人带到一边殴打”，在以色列大使馆前痛打“希望到以色列去的犹太人”。他们甚至无视任何法规，肆意拦截和搜查行人，搜查居民住宅，职业化地殴打被怀疑的人…… 

    谎言不可能永远骗人 

    但是，谎言只能骗众人一时，却不能骗众人永远。正直的苏联公民看透了特权阶层的唯心主义本质：他们“认为言论是第一性的，比物质更重要，许诺代替了物质财富”。当谎言被人识破时，建筑在谎言之上的暴力也就失去了恫吓力。尽管“大家”表面上“都不说话”，但经历过“解冻”洗礼的人们，例如《劳动真理报》社的许多人，却遵循良心和真理的呼唤，紧张地思考着，行动着。原本深受克格勃信赖的波利修克，拒绝了克格勃派他到国外当驻外记者的诱惑，对寄到报社来的为政治犯辩护的公开信不加登记，并销毁之，以保护公开信的作者们。马克西姆更是用恶作剧的手段来戏弄克格勃的打手们。拉伯波尔特经常和青年人交流自己的看法：当局指责赫鲁晓夫，是“因为真相妨碍像以前那样盲目地相信”：“马上就要开始新崇拜了”，“因为我们这里的崇拜都是在血泊里开始的……对斯大林是在消灭了富农阶级后……对赫鲁晓夫是在用坦克镇压匈牙利之后”，“对现在的”“是在捷克事件之后”…… 

    报社的两位工作人员伊夫列夫和娜嘉是令读者难忘的。他们原本都是所谓根红苗壮的青年。伊夫列夫的父母都是苏共党员。他中学毕业时得过金质奖章，后来又毕业于名牌大学哲学系，一直笃信官方宣传，但采访军事演习的经历让他看到了体制弄虚作假的顽症。在老一代记者的帮助下，他渐渐地看透了体制的虚妄，看到了苏联国家与尼古拉一世专制俄国的相似之处，因此翻译了19世纪法国人写的《1839年的俄国》一书。他出于正义感，勇敢、机智地深入内务部监狱，调查警界黑幕，妙笔著文，救出了深陷囹圄的同事。而他自己则受到了克格勃无休止的迫害。 

    娜嘉身为克格勃高官之女，一直过着优渥的生活，但她天生纯真、朴实，热爱生活。在俄罗斯经典文学和正直的同事们的影响下，她认清了克格勃的残忍和冷酷，并当面批评父亲，说他在“当父亲时也不忘记当克格勃分子”，他和他的同事们干的是“扼杀最美好的激情”，“管的是强迫人停止思考”。她不惜以死抗争，来捍卫她对伊夫列夫纯真的爱。虽然他们两人最后一个被捕入狱，一个服毒自杀，但他们却是作者和读者心中的天使，是极端恶劣的社会环境中为数极少的天使———“针尖上的天使”。 

    和聪明正直的人横遭打击、备受苦难相对照的是，娜嘉之父和副主编雅古博夫等不学无术、头脑僵化、德行不正的人却在飞黄腾达，扶摇直上。娜嘉之父经过几次专家培训都未能通过外语考试，身居高位，还想以《论意识形态斗争中控制思维过程的可能性》这种狗屁文章获取副博士学位。雅古博夫“如果不算中学听写的话，他一辈子从来没有写过任何东西”，但却接替马卡尔采夫当了报纸主编。这不能不让人想到，苏联体制是擢劣汰优的体制。对这一体制的命运，拉伯波尔特颇为自信地说：“这一切都会过去的”，“我要把这部电影看到底！”

    客观而论，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人民生活的贫困化是相对贫困化，他们的生活比以前任何时期都好，但是“人活着并不单是靠面包”。苏联当局无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尤其无视人民对民主、自由、法制、公正、人道等精神价值的追求，一味瞒骗、打压。他们不懂得毛泽东同志早在1945年就说过的话：“现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反动逆流总有一天会要被克服下去。”1991年，地球人看到了苏联这部电影的 “底”。我们在赞叹《天使》（写于1969-1976）的预见性时，不能不再次为亚里士多德的名言所折服：“诗学比历史更具哲理性。” 

    《天使》是一部严肃的现实主义小说，但读起来丝毫不觉凝重，其原因除了贯穿小说始终的侦探情节外，还有镶嵌在小说中的无数令人忍俊不禁的讽刺与幽默。例如，“根据法律，所有的残疾人，包括胳膊和腿的数量少于标准的，应定期接受区兵役委员会的重新鉴定，为的是检查，他们是否长出了新的肢体。” （第94页）再如，克格勃人员在污蔑索尔仁尼琴时说，他“是个小人，为德国美元完全出卖了自己”（第215页）。又如，医院拒收癌症病人，“免得增加癌症的死亡率”（第314页）。但是，德鲁日尼科夫的幽默与讽刺和果戈理的一样，激起的都是“含泪的笑”。读者在发笑的同时，又会联想到许多。   

*免责声明：本站文章图文版权归原作者及原出处所有 ，文章内容为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站。如果您发现网站上有侵犯您的知识产权的作品，请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会及时修改或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