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媒体近日报道，北京将对流动人口多于户籍人口的“城中村”试行“封闭管理”，通过建围墙、堵路口、封闭村庄道路、安装监控探头、对村内人、车实行持证出入，将整个自然村“包围”起来，以改善“城中村”社会治安。

　　4月25日，北京警方已在大兴区金星地区的16个村推行“自然村‘封村’整治”。“封村”整治的效果将作为警方参考数据，如能切实有效改善该地区社会治安状况，将有可能在全市推广实施。

　　大兴区西红门镇老三余村是实行“封村整治”的第一批试点村。该村共有本地村民600余人，但外来流动人口却达到6000多人，人口“严重倒挂”。村子被围墙相连后，共有13个路口，每个路口处都装有一扇黑色的铁门，门上的指示牌醒目地写着“开门时间早6点，锁门时间晚11点。

　　大兴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左宝栓称，“首批16个自然村封村完毕后，随后将在剩余的村庄推行封闭式管理，预计6月底前全部完成。”

　　该消息一经公布，即引起了热烈争论。有网友甚至语含讽刺地把该举措与日伪政权的“良民证”相比，更有网友谴责此举严重侵犯了外来人口的基本权利，属于“户籍歧视”，与首都的形象极不相称。

　　对流动人口超过本地人口的村落实行“封闭管理”，是否有足够的法律支持？这样做能否真正解决“城中村”的治安问题？“封闭管理”，“封”住的究竟是什么？

　　国家发改委小城镇与城市研究中心副主任袁崇法认为，“封闭管理”封住的不仅仅是外来人口，更是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道路，而且还会对城市甚至国家的形象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封村断路，有百害而无一利”。

　　袁崇法表示，与其他城区相比，大兴区的常住居民的结构的确比较复杂，外来人口相对较多，管理难度也相对比较大，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并不能将此作为“封闭治村”的理由。

　　所谓的“外来人口”，也就是户籍不在当地的人口。袁崇法表示，无论在任何城市，这部分人群都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谁也不能否认，“一个城市的繁荣与‘外来人口’密切相关”。

　　他指出，这些长期被有意或者无意歧视的“外来人口”，至少有两方面的好处：首先，为当地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因为人口涌入，必然会造成相关产业的发展，进一步推动就业岗位的增加，而这种增加将呈“几何级数”变化。因此“外来人口”除了解决自身就业、创业的问题，也为当地居民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另一方面，由于“外来人口”租用当地居民的住房、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这不但为增加了当地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而且也为整体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还增加了当地政府的收入。“外来人口”事实上对城市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袁崇法表示，这些外来的城市建筑者和服务提供者，仅仅由于“户籍所在地”不在本市，就一直受到“非居民待遇”，“是很可悲的事”。而将地区治安问题完全推到“外来人口”身上，显然“有失公平”。

　　他介绍，长期以来，城市政府的许多管理都是通过户籍管理来实施，而这种办法对于非本地居民大量涌入缺乏良好的应对。这说明中国的城市管理体制没有及时按现代城市发展的规律调整，难以满足发展过程中流动人口的各种需求。

　　袁崇法强调，认识到了这一问题，政府的对策应当更加积极一些，应采取“疏导”而非“封堵”的方式，以更加文明和合理的方式解决这一矛盾。如果仅仅采取“城防策略”，“与回到旧的计划体制有何不同？”

　　袁崇法表示，给村民和外来居民发放“出入证”或“通行证”的做法，是否经过了“全村公决”，并得到了全体村民的认可，非常关键。他认为，如果这样的做法是由村民自发提出，并被所有（至少大多数）的本地或外来居民所认同，那么推行这种管理方法“无可厚非”。但如果是由政府或公安机关强令执行，那就“非但不合理，而且不合法”了。

　　他认为，特别是公安机关，不能仅仅出于本部门的利益，为了执法方便，滥用行政命令，从而牺牲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甚至影响整个地区的发展。“这种因噎废食的办法，除了反映出自己工作不力，还能有什么用？”袁崇法不能认同大兴公安分局以“降低犯罪率”为目的的“官方解释”。

　　在谈到应当如何应对“外来人口”问题时，袁崇法呼吁，首先应借鉴其他国家或城市疏导外来人口的成功办法，从“封堵”转变为“沟通”，由“防”变“控”，积极推进城市管理思路与功能的转变。其次，应当给予流动人口“市民待遇”，消除户籍歧视，同时要把发展重点逐步从超大城市向周边二三线转移，引导外来务工人员多元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