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第二波疫情来临，我们有“预案”吗

　中国已经取得了这场抗击新冠病毒的全民战争第一阶段的胜利。但与此同时，当越来越多的好消息传来的时候，很多人的心中又回荡着另外一种声音：我们彻底胜利了吗？病毒会不会卷土重来？如果再来，以何种方式？我们做何种准备，才能以较小的代价捍卫住来之不易的成果？

　　当3月下旬各地白衣天使渐次收队、载誉而归之时，中央却暂缓撤离援鄂的各省援鄂疾控工作队，湖北省还与国家卫健委和各地专家合作，对全省范围从城市到乡村的医务人员进行广泛的针对新冠肺炎等传染病流行病的培训，力度大、范围广。这一举措已经透露出决策层未雨绸缪、严阵以待的战略意态。

　　作为此次武汉战“疫”一线工作的阵中一卒，笔者把对未来态势发展和对策的一些个人思考写下来，与大家分享交流。

 　 未来抗击疫情的两难抉择

　　尽管科学家和公共政策制定者还有很多分歧，但是关于新冠病毒，我们在以下方面的认知已经可以称为“常识”：

　　1.“无症状感染者”虽然比例不详，但这部分人群的存在、以及他们具有一定的传染性，却真实不虚。即便进行全民核酸检测（这其实不可能做到），核酸“假阴性”的那一部分误差，就足以为病毒保留星星之火的“宿主”。

　　2.基于以上原因，只要有一定程度的人员交流，这种病毒的继续繁衍就成为可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3。随着社会秩序逐渐恢复正常，一个越来越快速流动的社会将加速这种病毒的复制繁衍。我们不清楚的只是它传播的速度和烈度。

　　几个世纪以来，人类其实已经找到了对付传染病的方案：隔离传染源。在过去几个月里面，我们把这个方案推向了极致：封锁城市和乡村，停止社会运行，以最大程度的隔离和封锁来阻断病毒。但是这个方案也把我们推向了一个悖论和两难：当我们隔离了新冠病毒的传播路径，也同样隔离了社会的繁荣和正常运行。

　　鉴于疫苗和特效药的出现还有很大不确定性，某种意义上来说，全社会最担心的可能并不只是新冠肺炎的卷土重来，还有这种最彻底最暴烈的应对方式给社会带来的难以长期承受的后果。美股崩盘、全球陷入经济危机就是一个最直观的例证。当武汉等城市陷入医疗资源不足困境之时，全社会都在接受这种暴烈方式带来的惨痛损失，但是当病毒再度来袭，封城、全面停工停产等极端方式如果被再度采用，只能被认为是公共卫生政策的失败，也说明我们并没有从武汉人民付出的惨痛代价中得到真正的教训。

　　被新冠病毒杀死，还是让经济危机饿死？这样的一个二元悖论绝不是未来公共卫生政策的选项，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确保社会繁荣和公众健康的双赢选择。两个月以前，“封城”“停摆”这些简单直接的“霹雳手段”背后是保证社会能够尽快回复正常的唯一有效方案，其实施起来可能更多依赖魄力和政府的强力执行，并不需要特别复杂精细的协同和沟通。而一旦我们开始面对病毒的重来，应对方案的选择必然是一个精准的、跨部门跨学科的、从政府到公民各自承担责任通力协作的复杂方案，“治大国若烹小鲜”，这是对现代社会治理的更综合考验。

　　中国和韩国做对了什么？

　　尽管对未来疫情来袭的可能性以及应对方式人们还没有完全的共识，但是对于过去一段时间的疫情应对，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和同处东亚的韩国都做出了非常好的应对。中韩都是人口稠密、城市居住环境相对紧凑的东亚社会，对这些应对方式中的共性进行总结，是设定未来方案（或者预案）的基础。笔者总体地归结为以下四点：

　　1.果断封锁，聚“歼”于一隅

　　具体来说，中韩分别封住疫情严重的中国湖北和韩国大邱，这就使得新冠疫情被限制在一个区域和“战场”，可以聚“歼”于一隅。

　　2.医疗资源弹性配置、快速形成优势兵力

　　1）快速配置方舱医院和隔离点作为缓冲带（武汉用了很多体育馆和展览馆，韩国动用了很多大型企业的培训中心和员工宿舍）；2）重症医疗资源（四分之三的中国ICU医生护士赶到武汉）快速跨区域聚集，以充足的资源集中防范医疗挤兑踩踏，为重症患者留出生命通道。

　　3.社会力量快速动员和切换，向医疗全过程集中

　　在武汉和中国的绝大部分地区，一些政府干部队伍和社区工作人员被动员起来，承担运输、动员、宣传等医疗的部分功能。在韩国，私营企业和社会组织也被动员起来，承担与中国社区工作人员类似的工作。尽管之前的培训和准备不足，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社会动员和执行力，要快速遏制疫情是“不可能的任务”。

　　4.大数据、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引入战“疫”

　　新冠病毒兼有西班牙大流感类似的杀伤力和H1N1“狡猾”的传染性，传统的以访问、笔录、人力摸排为主的流行病学调查和溯源方式根本跟不上病毒暴发的步伐。韩国和中国的一些城市不约而同采取了利用手机GPS信息、信用卡消费记录等综合来源数据进行大数据挖掘的方式来寻找“密切接触者”，并取得了非常切实的成效。

　　同样，在核酸试剂缺乏的背景下开发出来的机器学习、AI诊疗等问诊方式，已经在实践中不断成熟，有望成为未来快速诊断、快速隔离并有效防范医护感染的利器。

　　上述四步棋，也基本上是应对传染病暴发的经验总结和因地制宜的应用，未来应对可能的新暴发，我们的应对“药方”应该基本还是这几味药，问题在于如何斟酌这些药的君臣配伍和剂量分寸，从而使社会肌体在这个过程中不至于受到太大的干扰和损失。

　　比如封锁在何种信号下应该执行，如何保证封锁的是最小范围，集中医疗资源应该有几级预案，何种情况下调动哪些地区的哪些医生？社区干部和政府机构的人员能否进行定人定岗的提前培训和演练，保证问题发生时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新岗位上做到来之能战？从流调到AI诊断，新科技能否抓紧完善并在某些地方进行深入的实操？把这些细节想好了落实了，我们面对新冠病毒心里就越来越有底了。

　　预案！预案！！预案！！！

　　笔者曾经参加过一些企业和社会危机事件管理，也上手编制过很多危机管理的手册和预案。做这些工作的人们往往知道，即便你做了100种预案，事到临头你可能会发现其实是第101种。但这绝不意味着预案的准备是刻舟求剑，有这100种垫底儿，你对第101种突发情况的应对就会从容许多。因此，在胜利的消息伴随着春光不断到来的时候，我们要大声疾呼：预案！预案！！预案！！！

　　治病救人的预案，卫生部门在短时间内迭代了很多版本，在病人进入医院和隔离地点之后的方案，可以说已经完备而周详，本文重点针对社会防控和公共政策提出一些建议：

　　1. 建立跨学科专家组成的决策委员会，研究整理一套针对不同城市规模、不同经济和自然态势的信号预警体系和指标体系。

　　在武汉保卫战开打之后，中国依赖政府强大的执行力，事实上形成了以政府行政官员为主导的决策体系，这种体系非常适合大暴发的战时状态，发一令而全城从。但是当未来的防疫目标变成了一个治病救人和经济社会活力兼顾的复合多重指标的时候，这种方式就容易“过犹不及”。

　　武汉的形势和咸宁的形势，北京的目标和贵州的目标，乡村的状况和交通枢纽的状况是完全不同的，在未来的防疫战中的作战目标也不尽相同，要想达到“以较小代价控制疫情”的目标，就必须真正从传染病学、公共卫生、城市运营、经济发展等多角度来审视我们可以采取的措施，形成针对不同类型、不同场合、不同区域的不同方案。尤其重要的是，要形成一整套信号体系，来指引城市和社会既要及时行动，又不至于一下子用力过于猛烈，并在采取每一级行动的时候引入多元专家意见，尽量科学决策。

　　当前是疫情被强力压制的一个难得的“缓冲期”，上述各种预案能否在某些地区分别试点实施，可以在真实的社会实践中去发现问题，掌握病毒的传播规律和各种措施的真实效果，从而来得及在未来可能的真正的大战之前进一步将其完善。

　　2. 制定跨行政区域的公共卫生执行预案，实现医疗资源根据实际情况的最优配置。

　　在中国，城市群的形成和中心城市的发展已经使得医疗等资源的分布不再与传统的行政区划重合，而城市圈的交通发展也为更灵活配置这些资源提供了新的可能。在设计新的抗击疫情预案时，我们或可顺应这一发展，不必完全依从行政区划来进行设计和指挥。

　　比如在武汉城市圈，越来越多的医疗资源集中在武汉，周边城市相对出现了医疗资源空心化，以至于援助医疗队到达黄冈时，发现当地建成的传染病医院无法使用。但是，其实武汉周边孝感、黄冈、鄂州、黄石等地，均处于武汉的“一小时城市圈”。针对这种情况，打破行政区划，实现武汉城市圈在未来的抗击疫情战斗中的“共治”，或许是打破医疗瓶颈的一个值得探讨的方案。在全国，这种城市圈的情况应该还有很多。

　　3. 跨专业的疫情抗击中的角色定位和流程重构

　　如前文所述，流行病调查和快速诊断是抗击传染病的传统武器，前一阶段人工智能技术在这两个领域的应用已经崭露头角，能否由此出发，彻底重构相关的疫情研判和防治流程？社区工作者、机关干部下沉一线是中国的宝贵经验，能否将此扩大？使得医护人员和志愿者的转岗、培训，社区工作者的危机分工等工作能够形成明确教程和方案，进行大规模的培训和多场景演练，让城市的疫情抗击者们做到心中有数，必要时放下工作就是一位专业的抗击疫情的战士。能否使我们的城市和社会能够在疫情来袭的时候，弹性募集绝对优势资源和兵力，快速、最低成本地解决战斗？

　　4. 跨层级的社会沟通体系和信息传播体系

　　信息透明是人类社会团结抗击灾难最好的武器，所有的公共卫生防疫预案应该得到全社会的充分探讨，必要的地方（比如使用公民个人数据）还需要用立法的形式加以确定和限制。同样，对于疫情信息的发布和政府与民众的互动，也应该有明确的规章制度，这方面沟通越充分、信息越透明，公民的自觉意识会越强烈，社会共识反而会更加容易形成。

　　5.跨观念的政绩考评体系

　　毋庸讳言，中国的强有力的政府体系在过去的两个月是胜利的核心要素，也是打赢未来之战的核心力量。也就意味着，不管多少科学家参与、进行了多少跨学科的讨论，最终还是政府的核心管理者下决心、负总责。这是优势也是保障。但是，在过去的情况下，我们也发现一元化的政绩观念和压力，也会使得决策者往往用力过猛、过犹不及，或者重大决策时因担心出一些纰漏而畏首畏尾，坐失良机。

　　抗击疫情是目标更多元的一场科技之战，有很多结果不在我们预案的范围之内，也有很多情况并非人力可以控制，因此，有必要在未来的预案中给城市的决策者们松一松绑，使得我们的观念和执行中有一定的自主和容错机制，让我们的未来抗击疫情的战争指挥更加灵活而科学。

　　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将新冠肺炎疫情比拟为西班牙大流感。该流感先后出现3次才销声匿迹，其中第二次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了第一次。我们从心底里期望这样的情形不会在新冠病毒的流行中重演，然而西方人说过：克服恐惧的唯一办法是面对它！这正如孙子所云：不恃敌之不来，恃我之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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