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五大发明”这系列文章，是我的一个尝试，尝试着用中国固有的概念体系看待和理解中国的历史。列出的“五大发明”只是我个人的浅见。冒昧地写出来，希望能抛砖引玉，引出高人高见。
一个往往被人熟视无睹的现象就是：我们实际上一直在用西方的概念体系看待和理解中国的历史。李约瑟的“四大发明”就是典型的例子。无论是否接受这“四大发明”，只要你开始讨论这个话题，就已经脱离了中国历史自身固有的概念体系，是在削足适履地看待和理解中国历史。
为什么要强调“自身固有的概念体系”呢？这不是固步自封吗？为什么不能用别人的概念来理解你呢？
这是因为，在世界上，中国确实很独特，在很多方面都自成一“极”。妄自菲薄，不但态度上有问题，理论上也是错误的。
虽然人类古文明有好几处，但从根本上来说，只能分成“东”“西”两大分支。中国是“东”，其他文明都属于“西”。
欧洲、波斯、印度、阿拉伯等文明的差别很大，但和中国相比，他们之间的共性更多：有神论、拼音文字、古文明没能持续至今。中国这个“东”则截然不同：无神论、象形文字、一脉相承的文明。所以，尽管印度、阿拉伯、波斯等在地理上属于亚洲，但在文明分类上，他们应该属于“西”。
“东”“西”这两大文明分支如此截然不同，不应该随随便便用此之概念，理解彼之历史。李约瑟的“四大文明”的问题就在这里。
对西方人来说，近代以来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突破，至关重要。正是这场技术突破，让西方一跃成为世界的中心和主导。西方人当然因此认为技术创新才是社会发展的重点。
当他们看待其他文明时，也就自然而然去寻找那些文明中的技术创新。李约瑟就在中国历史中找到了“四大发明”。问题是，技术创新在中国历史中的作用，和西方完全不同。
常见的说法是，中国历史是“长期停滞”型的。这种说法其实很片面，是对中国历史一脉相承源远流长的歪曲式理解。实际上，任何古文明，从技术的角度来看，都是“停滞“的。区别只在于，其他古文明早就灭绝消失了，他们当然不可能“长期停滞”。他们只有机会“短期停滞”。
在煤炭、石油天然气这些能源被开发利用以前，世界各地的人类社会，技术水平没有很大区别。大家依靠的无非都是人力、畜力和水力。古埃及人能建造金字塔，玛雅人也能。欧洲人建造的城堡，和中国人建造的城墙，技术上属于同一代。在能源利用没有突破的情况下，技术上的发明创造，既不能大幅度提升生产效率，也不能真正改变社会的组织形式。
因此，人类遇到的核心问题其实是两大类：一是在能源利用有了突破，社会生产持续增长发展的情况下，如何管理社会？这是工业革命以来出现的新问题。西方人在这方面很有心得。
而除了这种特殊状态以外，人类长期面临的问题都是：在能源利用并没有突破、也想象不到可能有突破的情况下，如何管理社会？
中国代表的“东”文明在解决后一类问题上，成就斐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虽然不能避免历史的周期变化——谁也不能避免，但中国文明保持了延续性，并且范围持续扩大，到今天成长为广土巨族型国家。
“西”文明，尤其是欧洲人，抓住了能源利用突破的历史时机，风光了三四百年。但在如何解决第二类问题上，他们表现不佳。工业革命以前，“西”文明在各个方面都远远不如“东”文明。并且，当“东”文明补上了技术短板以后，“西”文明的风光，也就越来越黯淡了。他们在社会整合上的进展，乏善可陈。
问题是，能源利用的突破，是可遇不可求之事。实际上，今天的世界又一次陷入这方面的停滞。热核聚变、开发火星等等，都尚在想象中，不知何时甚至不知是否能够变成现实。或许，未来很长时间内人类就是没有能源利用的突破。可见，第二类问题，才是人类始终要面对的真问题。
中国的“东”文明，在这方面很有心得。我提出的中国古代五大发明，都是致力于解决这种情况下怎样组织、管理社会这个大问题。科举制解决了社会内部的开放问题，能充分利用人力资源。文官政府和文治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建立起和谐关系，最大限度降低治理成本。福利国家确保人民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重农抑商降低了社会的投机性损失，让资源尽量投入到生产中。皇帝制度则确保社会始终有承担最终责任的行动主体。
这五大发明构建的制度体，让社会找到了可持续之道，而且，不以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为必要条件，所以，中国文明才能历经各种劫难，一次次复兴。相比之下，其他文明的表现就要差多了。
李约瑟的“技术创新视角”在观察社会时其实很狭隘，就是基于欧洲特殊时期的特殊视角，遮蔽了人类社会的真问题，普世和普适价值不大。
以这种欧洲的特殊视角来观察其他文明，是不得要领的。这种观察带来的扭曲，不仅反映在过分夸大技术创新的作用，更表现在把欧洲特殊时期的社会规律当成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
比如，在整合社会的问题上，欧洲一直远远落后于中国。这不但表现在欧洲统一遥遥无期上，也表现在他们各自国家内部的阶级分裂上。他们的政党，正是对应这种国内阶级分裂的情况而产生的，所以，各政党都理直气壮地只代表所属阶级的利益。政党之间的竞选等斗争，就是他们国内阶级斗争的反映。
中国则从很早起就致力于整合社会，不但范围越来越大，内部的阶级分裂也一直被压制，不允许肆意发展——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对最高统治者的要求，是他一定要超越于国内各阶级、各利益集团之上，发挥调和的控制的作用，承担最高也是最终的责任。最高统治者绝不能赤裸裸地代表某个阶级或者利益集团。这种情况虽然在现实中不可避免，但从来都不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最高统治者必须代表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
显然，如果用西方政党竞争的概念体系，来理解中国历史，只能看到“专制独裁”，而看不到对党争、对国家撕裂、对利益集团的高度警惕及其中包含的政治智慧。
概念体系非常重要，采用了错误的概念体系，即使那些事实就摆在你眼前，你也只会视而不见，成为观察历史的睁眼瞎。
应该毫不客气地指出，中国悠久漫长的文明史，在很多人类重大社会问题上都给出了出色的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对人类文明的重要性，是任何技术创新和发明都远远不及的。
要想充分认识和理解中国历史中这些伟大的智慧，就必须深入到中国自身的问题情境之中，用中国“东”文明的概念体系，去看待和理解中国历史和现实。
当然，应该尽量利用全世界的知识和观念，最好能做到融会贯通，但认识中国历史，终究要以中国自身的概念体系为主。那种全面放弃自我、完全依从西方概念体系的认识方法，就是在削足适履。
在这种长期的“削足”之下，中国历史被描述得面目全非，甚至被大大丑化。到了恢复中国历史的本来面目，彰显其伟大成就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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