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江：中国政党政治的几个问题

中国改革的重要问题就是政党问题。中国政治总需要人关心，在过去二三十年前，中国没有政党政治，政党政治这一概念在过去有两种认识，第一，是西方的政治制度与中国无关。第二，是资本主义的政治。这样的认识应当转变，政党政治是政党在政治运行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是整个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政党政治改革还有很多问题解决，但是同样也是有着积极的发展方向。

　　焦洪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法学院副院长）：

　　欢迎各位老师、同学参加今晚的宪政讲堂第五讲，主讲人是中央党校的王长江教授。王老师有几个著名的著作，包括《政党论》、《政党改革的历史考察》等。待会王老师会通过讲座来讲述他的理论思考，今天他演讲的题目是：中国政党政治的几个问题。下面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王教授讲演。

　　王长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党建教研室主任）：

　　各位同学、各位老师晚上好！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来政法大学与大家研究政党问题。政党问题是一个相当有意思的问题，我对自己能否挑起这个火热的课题有些忐忑。中国改革的重要问题就是政党问题。中国政治总需要人关心，这个讲坛受到大家这样的欢迎表示衷心的感谢。党的问题关系中国的整个政治，因此我打算讲讲中国政党政治的问题。

　　一、处在两大历史性转变中中国政党政治

　　首先回答的问题是，中国有没有政党政治。在过去二三十年前，中国是没有政党政治的，政党政治这一概念在过去有两种认识，第一，是西方的政治制度，与中国无关。第二，是资本主义的政治。我认为，这样的认识应当转变，政党政治是政党在政治运行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成为整个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政党政治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

　　中国政党政治有自身的特点，十六大中提出两个转变应该是最贴切的概括，一个是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历史性转变，一个是领导计划经济的党向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党转变。把握这两个转变就是中国政党政治改革的脉搏。


 

　　针对执政党进行分析，民主政治是民众与公共权力的互动，其实现可以是直接实现，但直接民主相对来说操作比较困难。那让谁操作就具有可探讨性。政党弥补的是民众与公共权力之间的空缺，首先，政党是组织化的民众，另一方面，政党行使公共权力就需要体现民意，政党政治就是实现民主政治的方式，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政党与政体关系的比较：第一，政党是民主政治的权利。因此神权专制政治不需要政党政治的存在，在需要组织，需要多数人委托少数人行使权利的时候产生了政党，政党连接民众与公共权力，这就是原生态政党。而中国共产党是如何产生的呢？中国的政党产生于专制制度，中国的途径就是团结民众，领导民众来推翻政权之后再来建立民主制度。在中国这样倒过来的做法成功了，但是却没有起到其本身的连接作用。这种政党是领导人们革命的政党，即革命党。在取得政权之后取得了执政地位，因此，共产党也就是成为了执政党。

　　执政党与革命党的不同，我主要想讨论的是关于这两者目标上的差异。革命党的目标是夺取政权，执政党的目标是实现现代化。

　　政党说到底是不同的社会阶级、阶层或集团进行政治参与的工具，因此，在现代化进程中，执政党面临双重的任务。一方面，它要以自己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实施领导，以保证现代化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它必须不断改革自身，以适应领导现代化进程的要求，真正起到上述工具的作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民民主意识和自主意识的不断提高，人们对政党的要求也必然提高。政党过去习以为常的组织结构、体制和运作方式会逐渐变得落后和不适应。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要求，适应整个社会现代化的要求，不断改善政党内部的组织运作机制，探寻新的有效的活动方式，是每一个政党都会面临的问题。无论这个政党本身的性质是什么，如果机制、运作、活动方式不科学，缺乏适应性，它就很难获得成功，要么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被淘汰，要么给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带来消极的影响，延缓乃至阻碍其现代化进程。所以，政党必然要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而发展。作为一定阶级或集团利益的政治代表，任何政党都不可能一建立就拥有一种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适用的模式和活动方式。相反，历史的经验表明，政党只有在变革和适应中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

　　通过对两种政党的区别来分析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夺权之后是否还需要夺权，表面上共产党夺权之后取得政权，但实际上政权还在走资派手中，这样的目标是左右手之间的打斗，取得执政之后再来进行阶级斗争，当把最后一个剥削阶级都转变成为劳动者时，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的动力这句名言似乎无法行得通了，在过去曾经的几十年里就在打圈圈。这是用革命党的思维来执政、来建设，这就是产生问题的关键。2002年党的“十六大”才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从02年至今，我们始终在这条道路上摸索。

　　针对第二个转变来分析，政党政治是民众与公共权力之间，但在实践中政党是两者利益的平衡。首先，政党是否掌控公共权力有着巨大的区别，权力有放大人能力的作用。但是，政党掌控公共权力要得到大家支持，那么执政就需要能体现民众的利益与诉求。当不允许个人追求其利益时，将个人需求控制在最低限度之下时就是采用计划经济，这造成追求个人利益是“老鼠过街”的境况，这样的问题在于个人需求始终无法得到满足。计划经济建立的基础就是承认个人需求但不允许其追求，而由国家统一来满足。国家统一个人需求，形成庞大的社会需求，通过建立社会系统来满足这个社会需求，由此也满足了个人需求。这种制度缺乏动力，干好干坏区别不大，这就是计划经济的掣肘。邓小平说过，精神的东西对少数人可以，对多数人不可以；对短期可以，对长期不可以。这就是对计划经济做出的一针见血的评价。改革开放就是对人的本性承认，由此国家的发展也有了最强大的动力。

　　党在政治体制中处在连接人民群众与公共权力的中间环节上，那么政党的基本功能和作用，概括地说，就是要体现本党所代表的那部分民众对公共权力的影响和支配；具体说来，就是政治学中通常所讲的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和政治社会化等功能。政党定位不正确，就往往难以正确地履行功能。把政党摆在与公共权力重合的位置上，就使民众和公共权力之间失去了沟通的环节，民众也失去了对公共权力实施影响、监督和控制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保证政党和民众之间不出现隔阂是很难的。实行计划经济时，政党被公共权力吞噬，造成的必然后果就是政党脱离群众。此时公共权力与民主之间就失去了连接，这必然就是导致两者的对立。实行市场经济时，政党就是公民社会的诉求表现，通过代表诉求来行使公共权力。这就是政党的巨大转变，而中国的政党政治就是处在这样的一个转型时期。

　　二、中国当代政党政治中的民主问题

　　中国共产党在实行市场经济之后，人民有了自己的利益诉求，这必然要求共产党要搞民主政治。我这里对几个内容进行讨论：

　　第一，党内民主与社会民主。首先，党内民主有示范性作用。有的学者说党内民主体现的是我们对过去从社会最底层人民开始民主的改变，这是不是表明民主与文化素质有什么关系呢？我认为，但文化素质并不必然与民主相关联。中国共产党开始民主的时候是在延安局部执政时就已经开始了民主政治。陕甘宁边区在美国女记者看过之后觉得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比美国的民主还民主，但当时的百姓90%都是文盲，由此可知文化素质高低与民主没有关系，例如当时的投豆选举法、烧香烫洞选举法。总之，政党是利益决定民主，文化素质不决定民主，其决定的是民主水平的高低。这条边界的目的是，要不要民主不是执政党思考的问题，在实行市场经济之后，执政党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提高民主政治的水平。

　　第二，民主与多党制的关系。民主意味着利益诉求，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在政党中体现出的就是政党政治，即多党制就能体现民主。很多人认为多党制就是民主，民主就是多党制。多渠道的政治沟通是不是只能通过多党制来实现？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今天，时代发展给我们提供了更加丰富的选择。政治沟通载体的多元化，是当代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趋势。除了政党之外，至少还有两种力量的发展也越来越承担起沟通载体的功能，并在事实上不断挤压着传统上属于政党的活动空间：一是迅速发展的非政府组织，二是高度发达的媒体。因此，政治沟通的模式可以有三种模式，第一，政党与政党，第二，政党与非政府组织，第三，政党与非政府组织和媒体。

　　在一些方面，非政府组织和媒体这两种载体所能起到的沟通作用是政党无法达到的，具有政党所不具备的优势。例如，在维护群体的具体利益方面，一个党的组织可能会在市场面前束手无策，而销售合作社则具有专业化的应对手段和途径；在利益表达途径方面，民众通过党的组织层层表达自己的诉求，可能会因组织层级多、手续复杂而延误和变形，而媒体(特别是网络、手机短信等新兴媒体)则能以最快的速度传播并保持信息的准确性；在利益表达方式方面，政党可以在各种不同利益之间进行协调，但无法只代表一个群体的利益，民间组织则可以确定地作为某种利益的代表参与博弈，等等。在这种深刻变化面前，即使是西方国家也越来越明显地开始在传统多党制之外挖掘政治沟通的资源。其实，政党从来都不是唯一的政治沟通载体，现在更加不是唯一。

　　三、制度是中国政党政治建设的落脚点

　　邓小平曾指出，制度建设是决定性问题。制度建设比人的素质更重要。制度建设就是提出要求，制定规定、条例。这些要求、规定、条例都是制度的要素。

　　1、深化对制度的理解：第一，要把制度要素与体制机制区分开来；第二，制度是要素之间有机连接形成的体系和系统。例如，禁止公款吃喝的规定，全国性的文件有三十多个，这三十多个文件为何管不住一张嘴呢？这就是连接作用没体现，这仅仅是要求，不做也无法得到解决。

　　严格说来，我们平常所说的那种制度，更多的不是制度。比如说出台一项规定，我们就有了制度。说这个规定是长期的一系列要求，我们有的人说，我们建立了长效机制。不能那么说，你说的那个内容，顶多只能算作制度的要素。什么叫制度呢？制度确实是由要素组成的，但是绝对不仅仅只是要素。我在很多地方都做过论述。比如，一台车是由各种各样的零件组成，但是你不能把那个零件就叫汽车。汽车是一个行驶系统，为什么？就是因为它零件之间相互是有机咬合在一起，相互连接在一起，才能使汽车真正运作起来，我们所说的制度就应该是相互有机连接的这么一套网络和系统。系统是制度的原意。我们现在缺乏的是这个东西。我们出台了很多要求，甚至连不许“包二奶”这样的要求也有了，我们还能再细吗？我们已经不能够再细了，这已经到头了。但是为什么人们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就是因为相互之间缺乏一种有机的连接。

　　2、制度建设的重心：由制度要素建设转向制度体系建设。中国政党政治已经有了开头，因此虽然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始，但是仍然需要思考，需要大家的思考。制度问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知道，我们过去一说党的建设就是三大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似乎是埋藏在里面的。实际上是没有受到重视。后来，邓小平老人家发现了这一点，他就觉得制度问题非常重要。制度好了，好人能干好事，制度不好，好人也没法干好事，坏人横行。所以他对制度非常重视，应该说制度建设思想是邓小平老人家思想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应该说这样一种思想是得到全党广泛认同的。所以，这些年来，制度建设也在不断地向前推进。但是我个人觉得，制度建设推进到今天，我们也发生了一些问题。比如过去一旦党内发生一些小的毛病，我们就可以说制度缺乏，制度不完善。你这样即使是冒着去说，没有任何调查，这可能就是说对了，为什么？因为制度确实太缺乏了。但是今天人们忽然不敢说了。为什么？你说一个问题出现了，说是制度问题，我马上拿出一大堆制度，十个八个，条例若干条，规定若干条，不许几十个，不准几十个，我能叫没制度吗？有制度，他还做不到，还出现问题。说明什么呢？说明制度不重要了。于是有人开始说，制度真的那么重要吗？这就对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开始认识降低。如何真正地认识它的重要性，就必须使制度这个概念科学化。

　　因此今后应当进一步推进制度建设，但是，制度建设的重点应当从过去更多的制度要素的建设，也就是说，提出一条一条的要求，做一个一个的条例，具体拿出一条一条的规定。不是这个，这个可以还继续做，但是重点已经不应该在这儿，重点应该转向制度体系的建设，就是怎么把它有机地连起来

　　我想制度建设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从总体来说要更多地从制度要素的建设转向制度体系的建设，把连接因素整合起来。中国政党政治改革还有很多问题解决，但是同样也是有着积极的发展方向。这里我就给大家提供一些思考，希望大家也能对我的思考进行批评指正，谢谢！

　　焦洪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法学院副院长）：

　　王老师的讲座让人觉得朴实又亲切，朴实的语言却有着深远的含义。他谈论了三个问题。第一个事实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定位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等两个转变是一个事实判断的问题。第二个价值问题，王老师反驳了民主与文化水平之间的必然联系。民主是一个价值问题，从村委会开始民主如何做就涉及价值判断的问题。我的感受就是现在的党内民主是书记说了算扩大到常委加入讨论，这是党内决策民主的变化之一。这样的变化实际上如何存在一致意见也存在着问题。民主化进程是否需要下沉到从九亿农民选举权发展后再进行就是一个价值判断，马英九竞选时指出国民党的权力集中在上面，这是我们败给民进党的重要所在，因此，国民党接下来的方向就是将权力开始下放。这应该是政党政治中解决本身民主化的问题。第三个是规范问题，规范建设问题。王老师从制度建设角度分析，通过法制化来实现政党政治的权力交接，这些问题都是从王老师讲座提供的思路中延伸出来的思考。下面我们有请杨阳老师来做出点评，我们掌声有请！

　　杨阳（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研究生院副院长）：

　　王教授所讨论的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尽管之前没有与王教授的私人接触，但今天听过王教授的讲座之后发现王教授的智慧。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制度要素背景下，虽然我们拥有言论自由，但这种言论自由仍然有一定的局限性，官方的话语与学术话语是两套不同的话语体系。王教授的智慧就是其刚才讲座的表述就是恰恰在这两种话语体系之间，对这种智慧我表示衷心的敬佩。我将刚才讲述的问题来用学术的语言为大家进行讲解。

　　第一，政党政治是代议制民主政治的差别。政党政治是制度体系下的产物，放眼历史考察，英国美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并没有政党的产生，政党是利益集团的组织化，他们是为了选举而产生。政党政治它不同于一般利益团伙，作为现代组织，能够进行充分的社会动员。政党的组织形式来完成其任务，进行更为充分的社会动员的政党就是革命党，革命党的社会动员方式就是采取一种刚性做法，因此暴力方式这样刚性的做法就不用遵守既有的规定。这就是革命党和执政党在操作方式上存在的巨大差异，革命党要转型与执政党就存在一定的问题。我觉得难度非常大，原因在于，革命党掌握政权后都完成了国家化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与中欧、苏联的共产党的差别在于中共同样完成了社会化。苏联的各个部门有国家化但却没有社会化，至少是没有彻底的社会化。中国共产党就是两者都完成了，中国的整合严重依赖于这一组织，因此这一组织的转变就引起一系列问题。虽然我和王教授都希望以渐进的方式发展中国的政治民主、政党民主，我认为这样的难度是相当巨大。

　　第二，民主与多党制这个问题我与王教授有些不同的观点，利益集团形成多党在逻辑上不成立，但我认为这个问题是从经验上不成立而不是在逻辑上不成立。王教授举例说的也是经验上的例子。我认为这在从经验上与逻辑上没有做到统一。逻辑上与经验上不统一的原因应该从政党的功能来考虑，政党的目的是更充分的社会动员来获得公共权力，组织的规模决定动员能力，因此利益相近的集团就能暂时的联合在一起，所以代议制民主从逻辑上趋于多党制。但从政党功能角度，我认为代议制倾向于两党制，例如墨西哥和日本的政党政治始终没有两党制运作的成熟。

　　最后，制度建设问题，我们的确存在很多制度要素，但是却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我们将要素等同于制度体系，特别是官方意识形态化中存在的问题。

　　这是我对王教授讲座的一点理解，在这里我也代表同学们对王教授表示感谢。

　　焦洪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法学院副院长）：

　　王教授态度像是耶鲁的校训“真理与光明”，而杨教授却像是“苍蝇趴着玻璃上”，前途光明却是找不到出路。但杨阳教授评论上相当到位，王教授是党员，杨教授是民盟的盟员，我们都知道共产党领导和民主党派实际上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总之，这就是中国政党政治的特点。下面，由同学进行提问发言。

　　提问：

　　胡锦涛主席在常委会中作用是什么？

　　王长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党建教研室主任）：

　　谢谢同学的提问！在四中全会之后我们准备向公众讲讲四中全会的问题时，有大使就提出了相同的问题。我当时的回答是应让胡主席亲自来回答。道理就是党内运行的规矩、要素是明确的，但在运行过程中要素无法连接，连接没有明文连接，实践中实际上就形成了潜规则。规定与实践操作中有相当大的弹性，你的问题我觉得仍然有待于进一步的规范化。

　　提问：

　　贺卫方教授在国外的讲座中将共产党翻译成“dang”而非“party”，party实际上就是一部分，那么政党是否真的能代表所有人的利益？

　　王长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党建教研室主任）：

　　我同意政党是代表一部分利益，但在实践中，政党冲着其代表的利益努力靠拢时就是一种进步，其此种追求是符合社会进步的要求。而代表全体人的利益这种表述是表达的一种愿望，而要作为一种实述时，我认为这就是过去存在的问题。我认为实然和应然应当有一个明确的分开。

　　提问：

　　民主是否一定是多党制，我希望提出一些自己的观点。第一，一党执政如何进行制约？第二，民间组织的合法性问题，政府是否允许其存在？能否与政府抗衡？第三，媒体的自由度是否有其诉求？

　　王长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党建教研室主任）：

　　针对一党无法受到制约这个问题，我们总将一个执政党看成铁板一块，体制内与体制外都能出现不同声音，即使中央、地方、基层都能有不同的观点和态度。处在第一线的组织想改变自身处境就可以是改革的最原始动力。而高层不一定能感受这种处境，因此这种差异就能是制约的开始所在。

　　后两个问题我认为不是问题，对民间组织、媒体的理念与体制应该全方位改变才能真正实现民主。我在这个方面和你的思路一样，但是我的态度是想起推向一个更为理想的状态。

　　提问：

　　改革的操作方式决定党内民主的成败，我想听听您对党内民主的改革看法。对西方全民党的做法，如墨西哥、日本都是从一党制走向多党制，我想请教您对这样做法的想法。

　　王长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党建教研室主任）：

　　党内民主是不健全的民主，其借用的是民主的一些概念和内容，党内民主与社会民主应当良性互动，我认为授权民主方面将是大的推动，这是实施党内民主的方式。

　　多党制的推动，我认为发展到最理想的状态中国有其发展的空间。至于发展空间多大，如何发展那就是另当别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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