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反思] 晚清宪政失败原因：精英要权力 平民

晚清宪政失败原因：精英要权力 平民只是旁观者

2010年04月30日 10:40      来源：书屋  作者：萧武   转自：凤凰网

核心提示：“是非成败转头空，浪花淘尽英雄。”历史无情，不会原谅任何人的政治失误，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错误承担罪责。清廷满怀侥幸的想用改革拖延革命的爆发时间，延缓自己的王朝寿命，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清廷已经日暮途穷，无论谁也不可能有回天之力了。宪政居然成为“救亡”手段，在如此语境下上演，幸也？不幸？回答这样的问题或许已经没有意义了，也可能见仁见智，但我们只希望，历史的误会仅此一次，不再出现。

文章摘自《书屋》2003年第2期 作者：萧武

一、历史困局下的无奈选择：宪政出场的历史语境

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海军舰队——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随后中国与日本签订了自1840年以来最不平等、赔款数额最为巨大的《马关条约》，连满洲贵族的老家东北也差点都保不住。这立刻成为维新派要求实行制度变革的最新论据。早就在鼓吹维新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们诱使人们相信：日本这样一个蕞尔小国而能战胜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进行了明治维新，实行了宪政；中国要走出危局，只有迅速变法。维新变法迅速成为社会上流传的各种救亡方案中最受人们欢迎的一种。“推动变革的政治精英已经认识到，由于传统政治体制本身的僵直和专制，文化的强大惰性，局部政策调整远不足以解决民族生存危机问题，推动更大规模的制度创新是摆脱危机和实现富国强兵的必由之路。”〔1〕连洋务派中的稳健派代表李鸿章也认为“至于根本大计，尤在于变法自强”〔2〕。《马关条约》和德国强占胶州湾的现实坚定了人们变法求存的信心。刚刚亲政的光绪皇帝在舆论影响下被维新派的真诚呼吁所激动，于1898年6月11日“根据御史杨深秀和侍讲徐致靖的奏章下诏定国是，宣布变法”〔3〕。随后的一百零三天里，清廷共颁布三十多道诏书，发布改革政令，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发动全方位的维新运动。

同时，宫廷政治斗争也在暗中影响着政治改革，改革派毫无保留地和皇帝站在一边，他们一致认为慈禧太后的“掣肘”是改革最大的阻力，只有排除了她在政治上的存在，改革才有可能进一步推进。于是，一帮手无缚鸡之力的穷书生对有实力且对外形象开明、对维新表现出很大兴趣的袁世凯产生了政治幻想，指望通过他来铲除慈禧太后的政治存在。袁世凯老谋深算，哪里会听命于他们，正当他们满怀憧憬的勾画未来的政治蓝图的时候，袁世凯出卖了他们。慈禧太后一乘青衣小轿、两个随从就足够让年轻而软弱的改革派皇帝发抖了。然后就是皇帝被囚禁于瀛台，改革派或被砍头于菜市口或流亡海外，作鸟兽散。看起来轰轰烈烈的政治革命仅仅存在了一百零三天就匆忙结束。一百零三天的时间太短，历史没有给维新派太多时间去实践他们的政治方案，改革派许多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只好胎死腹中。

戊戌变法结束后，保守派官僚徐桐等人成为新的政治主流力量，除了京师大学堂之外，其他的改革措施一律予以废除。西方列强对戊戌变法暧昧的支持态度使慈禧太后十分恼怒，渐渐萌生对西方的敌意。义和团运动恰恰在这时发生。在保守派官僚向慈禧太后就义和团事迹的转述中，义和团反西方的一面被大肆渲染，反清的一面则被忽略。慈禧太后对此表现出极大兴趣。而义和团本身并没有严密的政治和军事组织，也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反清灭洋仅仅是人们的一个口号而已。慈禧太后对义和团表现出的兴趣使整个官僚体系对义和团都转变态度，从积极镇压变成消极默许。义和团领袖们受到精神上的鼓励，放弃自己的反清口号，开始全面“灭洋”，包括火车铁路和电线杆在内的所有来自西方的东西都被当成反对对象，一概加以排除。慈禧太后在重新掌握权力后准备废掉光绪皇帝的想法遭到西方国家的反对，她便唆使义和团攻击外国使馆，并在暗中支持，给义和团战士提供枪炮弹药。按照现代国际法的观点，使馆是一个国家的主权组成部分，西方国家认为这是对他们的战争行为，就组织军队从天津登陆，一直打到北京。义和团本身就没有受过军事训练，不堪一击，受控于袁世凯的正规军又按兵不动，所以，八国联军几乎没有遭遇什么像样的抵抗就轻而易举地进入了清帝国的都城烧杀抢掠。慈禧太后只好挟持光绪皇帝“西狩”，逃往西安。八国联军洗劫北京后，清廷被迫与他们签定又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史称“庚子之变”。“西狩”途中，慈禧太后以皇帝的名义下罪己诏，同时命令各省督抚及政府大员议奏改革的具体办法。

清政府在1901年的上谕中称：“此次内讧外侮，仓猝交乘，频年所全力经营者毁于一旦。是知祸患之伏于隐微，为朕所不察者多矣。惩前毖后，能不寒心？自今以往，凡有奏事之责者，于朕躬之过误、政事阙失、民生之休戚，务当随时献替，直陈无隐。当此创巨痛深之后，如犹恶闻诤论，喜近谗险，朕德虽薄，自问当不至此。”〔4〕这道上谕表明，清政府再次在危机存亡的关头想到了改革。在随后的一系列谕旨中，朝廷明令全国各地大员及政府要员“备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提出改革办法。是年4月25日，北洋大臣袁世凯率先上呈变法奏折〔5〕。同年7到8月间，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联衔上呈著名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从1901年开始，朝廷主导下的改革在各个方面逐步展开，一些从制度上进行改革的呼声也慢慢出现。

就在国内出现改革呼声的同时，日俄战争的结果再次加强了人们“宪政救国”的信心。按照当时人们的理解，正如当年战胜中国一样，小小的日本能够战胜强大的俄国的原因在于日本实行的宪政。正处于民族深重危难中的中国人对于宪政的功效有了更加浪漫的想象，甚至希望能够立竿见影。1904年，驻英公使孙宝琦上书朝廷请求立宪，地方大员中的重要人物如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等纷纷响应〔6〕。1906年，慈禧太后在召对中问张之洞如何平息留洋学生排满，张之洞轻描淡写地说：“只须立宪，此等风潮自然平息。”宪政在各方面的不同期待中正式出场了。

二、武装反清：革命派的活动

1894年，孙中山上书两广总督李鸿章请求变法，李不予答复。孙情绪低落，转而起程旅欧，归来后，与爱国资本家何宽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开始准备策动革命。差不多同时，香港商人杨衢云在香港发起成立辅仁文社，作为革命组织。不久，孙与杨会合，两个组织在合并为兴中会总部后，积极筹备起义〔7〕，并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8〕的口号，确立反清革命宗旨。

1895年，革命派在广州筹划第一次起义，但在中途流产。随后，孙中山流亡英美，把自己在伦敦被捕和脱险的经历写成《伦敦蒙难记》。该书在英国的畅销使孙中山的中国革命领袖地位确立起来。孙中山在1897年与该书的俄文译者谈话时针对国内方兴未艾的维新变法活动表示：“目前中国的制度以及现今的政府绝不可能有什么改善，也决不会搞什么改革，只能加以推翻，无法进行改良。”〔9〕同年内，孙中山还在《伦敦蒙难记》及相关文章和谈话中明确宣布了革命的目的是建立“一个负责任的、有代表性的政体”，他自己则“对立宪政府和文明国民意义的认识和感受愈见坚定”。可见他认为革命是建立立宪政府的惟一途径。进一步而言，孙中山事实上也认为宪政是中国走出危机的惟一选择，与国内的立宪派所不同的仅仅是道路选择上的分歧，在近期目标上都是通过立宪政治挽救民族危亡。但上书遭冷遇使他对温和的道路最终绝望了，而康有为则因为受到朝廷的重视而不愿意放弃改良。同时，太平天国残部的反清力量大量分散于广东及香港，形成的帮会势力，使孙中山认为自己反清的路途上并不孤单。他和他们取得了联系，并开始依靠他们发动军事暴动。

为争取革命力量，孙中山在国外大倡激进革命的同时，也暗地里与康梁派通好，一方面以过来人的身份劝说康有为放弃改良，一方面以同志身份与他们共同探讨救国方略，议论时事。但其时正值康、梁在国内走红之际，康有为认为与孙中山这样的在逃犯交往不利于自己的声名，便拒绝与孙中山通好。变法失败后，康有为率梁启超和大批维新变法的信徒流亡日本。孙中山再次伸出橄榄枝，托人转告康有为，认为“非革命，国家必无转机”，劝他改弦易辙，共商革命大计。康有为却不领情，大谈“无论如何，不能忘记今上”，先后流亡日本、英国、加拿大，成立保皇会，并自任会长，高唱反对暴力革命的论调。梁启超作为康有为的得意门生、维新派的第二号人物，识见与乃师大不相同。他主动接近孙中山，同情革命，并以《清议报》为阵地，为革命派大做政治宣传，直到1903年〔10〕。在这段时期，梁启超与康有为处于事实上的分裂和对立状态，他不但很少为康有为的保皇主张奔走，反而连续在《清议报》上发表《俄公使论中国瓜分之易》、《爱国论》、《中国积弱溯源论》、《自由书·国权与民权》、《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等文章〔11〕，驳斥专制主义，阐发民权与宪政等思想。1900年，孙中山一面争取李鸿章在广东割据独立，一面通过梁启超的弟子唐才常等人在国内发动自立军起义。虽然这次起义又和以往的所有起义一样失败了，但却使原本拥护康有为的保皇主张的一部分人分化到革命派阵营中来，壮大了革命力量。梁启超也用自己丰富的舆论宣传经验和畅快淋漓的文字鼓舞了许多留日学生，使他们成为二十世纪初期革命的骨干力量〔12〕。

1900年，孙中山策划了惠州起义。同时，国内不同于孙中山的具有政治反对力量色彩的组织也渐次出现，并且规模较大。1902年4月蔡元培在上海发起成立的中国教育会，名为编写教材，实则另有所图。1903年，黄兴在内地长沙发起成立华兴会。这些团体自动组织拒俄运动，遭到镇压之后漂流日本，和正在日本进行革命宣传的革命者一起，在1905年合并为同盟会。

受到新政政策的影响，从内地东渡日本留学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在二十世纪开始的几年里激增，而且呈逐年上升趋势。这些人在日本受到革命宣传鼓舞的同时，又亲眼目睹了清政府每况愈下的政治现状，也开始自办刊物，讨论时政和革命思想。1903年初《湖北学生界》在东京问世之后，其他省的留学生也纷纷效法，《直说》、《江苏》、《浙江潮》等陆续创刊，有些刊物的影响甚至远及国内。同时，《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也出版刊行，从国外悄悄流传到国内。《苏报》在上海出版，从国内影响最大的反清革命宣传刊物，创刊仅仅三十七天就遭到封杀，就此由章太炎与政府在租界的法庭上公开为之辩论，“清廷虽讼胜，而章不过仅得囚禁两年而已。于是民气为之大壮”〔13〕。《苏报》被封后，原《苏报》另一主要人物章士钊又创办《国民日报》，继承《苏报》宗旨，继续进行革命宣传。同盟会成立以后，创立《民报》〔14〕，作为机关刊物和舆论阵地，随后立即由汪精卫、胡汉民、陈天华、朱执信等人主笔，与重新回到康有为门下的梁启超主笔的保皇派刊物《新民丛报》展开辩论，澄清了革命的主张和可能的后果，也驳斥了保皇派的无谓担心——他们担心中国革命会遭到列强干涉，并由此引发中国被瓜分的浪潮。

革命派一边同保皇派进行论战、宣传革命，一边积极筹备和发动武装暴动，一边也偶尔从事暗杀活动。1905年以后，革命宣传逐渐淡化，直接的武装暴动成为革命派的主要活动。此后的几年里，由孙中山以同盟会的名义在西南地区发动了几次比较大的起义：

自同盟会成立至武昌起义前夕，凡六年间，同盟会和受同盟会影响的国内其他反清分子组织和领导了十一次规模较大的武装起义。它们是：（1）1906年12月由同盟会骨干刘道一、蔡诏组织发动，由湖南会党领袖龚春台具体指挥的“萍浏醴起义”；（2）1907年5月与孙中山有联系的会党领袖陈涌波领导的潮州黄花冈起义；（3）1907年受孙中山指派的会党领袖邓子瑜领导的七女湖起义；（4）1907年7月光复会会员徐锡麟发动安庆起义；（5）1907年8月会党出身的同盟会会员王和顺领导的钦州防城起义；（6）1907年12月孙中山、黄兴直接领导的广西镇南关起义；（7）1908年3月黄兴直接领导的马笃山起义（又称“钦廉止思之役”）；（8）1908年孙中山委派会党领袖黄明堂领导的云南河口起义；（9）1908年11月安徽岳王会成员熊成基领导的安庆新军起义；（10）1910年2月同盟会会员倪映典（原岳王会会员）领导的广州新军起义；（11）1911年4月黄兴直接领导的广州“黄花冈起义”〔15〕。

其中，1907年就有五次之多。1908年以后，回国后加入国内新军的留日学生在内部自觉地组织共进会、文学会一类的组织，暗地里发展革命力量，策划武装起义。武装起义逐渐转变成有组织、有计划的革命活动。

三、反抗的行动：宪政改革的过程

早在1901年，梁启超就提出“派重臣三人游历欧洲各国及美国日本，考其宪法之异同得失……以一年差满回国”〔16〕的建议，但未被重视。朝野上下就立宪取得一致意见后，由朝廷的军机大臣瞿鸿等人重新提出，得到朝廷首肯。随后，朝廷派镇国公载泽等五位大臣远涉重洋考察宪政。宪政考察团回国后，大肆宣扬宪政国如何上下一心，民风如何淳朴，建议朝廷实行宪政。1906年，清廷向国内外宣布“预备仿行立宪”。同时，张謇在上海发起成立由郑孝胥任会长的预备立宪公会；1907年，梁启超在日本听到消息后，也成立政闻社，研究各国宪政模式，为以后的参与做准备；杨度在东京组织以拥护朝廷的人为主要成员的宪政讲习会。除上述三个为君主立宪做准备的研究团体之外，比较有影响的地方性君宪团体还有“广东的粤商自治会、湖北的宪政筹备会、贵州的宪政预备会和自治学社等”〔17〕。各地士绅纷纷自发组织这种预备立宪团体，讨论和研究宪法，准备在正式立宪以后参与政治活动。

1905年，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归来以后，朝廷对日本的立宪君主制表现出很大兴趣，于是再派达寿等人到日本专程考察。考察的结果是，1906年9月1日清廷发布“预备立宪”的上谕，诏示天下，表明立宪决心。第二天宣布改革官制，派载泽等十四人编纂改革方案，由奕匡、瞿鸿、孙家鼐总司核定。同月6日，编制馆成立，开始做政府机构改革的准备。11月6日，发布厘定官制上谕，正式改革官制。在公布的十三名内阁成员中，满人占七人、蒙古人一人、汉人五人，比原先规定的满汉对等原则下的官制倒退了一点。1907年秋，宪政讲习会向政府呈递请愿书，要求速开国会。各省闻风响应，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于1908年8月，一面以“明图煽动，扰乱治安”为罪名查禁政闻社，一面公布由宪政编查馆编写的《宪法大纲》，并宣布以九年为预备期限，承诺在“光绪四十二年”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同时宣布，在第一年内各省成立咨议局，为资政院的成立做准备。1909年12月，奉天、吉林、直隶、江苏、湖南等十六省的咨议局代表在上海聚会，以直隶咨议局骨干孙洪伊为代表第二次进京请愿，要求速开国会。1910年1月初，清政府收到请愿书，13日发布上谕，称“筹备既未完全，国民知识程度又未画一”为由拒绝请求。6月16日，请愿团第二次上书请求，清廷仍然拒绝松口。10月，参加请愿的人数急剧增加，规模扩大，不少省份出现游行请愿活动，清廷迫于压力，应承于“宣统五年”开国会。一部分请愿者对这个结果仍然不满意，继续扩大活动，要求立即开国会。政府恼羞成怒，强行镇压了这次请愿运动。之后，政府在1911年5月抛出“皇族内阁”，政治形势恶化。9月，四川爆发“保路运动”，遭到镇压后，同月25日，荣县宣布独立。10月，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倒台，宪政改革半途而废。

1908年，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先后去世，溥仪登基，改元宣统，由载沣摄政。慈禧太后虽然凶残贪婪，但她遇事有决断力，操权柄已有四十余年，政治经验丰富，各省督抚有很多人是她提拔起来的，对她怀有敬服感情。她的去世使政府改革失去这些督抚们的有力支持。光绪皇帝在戊戌维新中树立了一个开明皇帝的形象，使许多立宪派在心理上有所寄托，不肯贸然反清反帝。比之于这两人，载沣和隆裕太后无论是政治经验政治号召力还是政治权术，都是不够的，都不足以领导改革。载沣“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隆裕太后之为人，其优柔寡断更甚于载沣，遇着极为难之事，只有向人痛哭”。“两人不仅平庸无能，还勾心斗角”〔18〕。

1908年之后，国内立宪派加紧活动，意欲谋求速开国会，使政治加入了一个不稳定因素；在国外的革命者也一直都在准备起义，政治形势危急，但国家的政治权力却落到了更加“平庸无能”的人手中，这对改革而言自然是非常不利的。载沣的无能和短视果然导致了“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政策的出台，这两个政策正是引发保路运动的导火线，而保路运动又恰恰是武昌革命的前哨。对于一个朝代来说，他们或多或少都应该承担一点历史责任。毕竟，一个曾经兴盛而庞大的帝国最后是在他们手里结束的。作为一次“政治近代化的努力”〔19〕，清廷所遭遇的政治环境也是极其困难的，宪政的命运也就有些不幸了。

从这些改革的现实结果来看，改革不但没有缓解清廷岌岌可危的政治形势，反而诱发了许多先前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加上清廷在其他方面改革的失误措施造成的恶劣后果，使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前面提到的预备立宪计划引发的社会舆论的焦躁情绪，使人们往往处于冲动之中，任何一个小事件都可能在得不到控制的时候激变为针对政府的大规模抗议行动，从而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咨议局的成立使社会精英们容易形成相当稳定的政治沙龙，经常性的讨论使他们有条件对于某一政治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形成对政府的压力。比如，当政府已经答应速开国会的时候，一部分激进的人士就增加了信心，希望通过进一步施加压力以得到更大的让步，政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他们就成为社会上带有悲壮色彩的英雄，容易引起人们的同情和支持，使更多的人参加进来，并采取更加激烈的行动，从而导致政府陷入孤立，最后不得不以暴力镇压的方式平息这种冲动。而武力镇压又反过来进一步恶化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关系，双方之间的对抗更加激烈。地方自治运动也是一样。它让地方官僚与地方上的社会精英之间形成一种默契，结成政治利益集团，地方政府甚至有时支持地方咨议局针对中央政府的抗议行动和抨击言论。这些如果站在政府的立场上看，对于改革的顺利推进显然是不利的。这样，政府就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之中，现实的政治形势要求它进行改革，但改革又不能使社会上的政治要求得到满足，反而容易诱发出对它自己更加不利的政治要求。不断加码的政治要求使人们失去政治理性。当人们失去政治理性以后，政治形势也就像等待爆发的火山一样可怕了。换言之，在这种形势下，不改革是亡，改革了也还是亡，而且更早了。

四、清廷的枷锁：宪政面临的现实环境

政治举措失当，政柄易人，这些都是一些技术上的原因。一个庞大帝国的覆灭不仅是由这些造成的，也有内在复杂的社会、历史和政治原因。

政治认同危机。中国学者好以中国晚清与同期的日本相比较，认为中国改革失败的原因仅仅在于技术层面，在说“历史是不能假设的”的时候，其实是假设了“如果不是这些原因，宪政或许已经成功了”的。但是，这些学者至少忽略了两者之间一个显著的不同之处。日本在变革开始之前通过倒幕运动打破了以前的割据局面，重建了中央政府的威信和权威，也重建了一般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和认同。而且，日本的民族文化心理中还有“忠于天皇”的成份存在，这些对晚清政府来说都是没有的条件。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众所周知，人民对它已经毫无信任可言，它也没有在任何一场战争中取胜，历史也没有给清廷提供其他整合政治认同的机会；中国文化也不支持对皇帝的无限崇拜和效忠。与日本民族的天皇崇拜心理相比，中国的文化心理更倾向于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兴替也让人们相信，一个王朝在它的末日来临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挽救它，只有“顺天革命”，而清末的情形恰好和历史上所有已经灭亡了的王朝一样，暴露出了灭亡的征兆，人们有理由认为这个王朝已经走到了自己的终点，没有人可以挽救。与其说一般的下层民众期待现在的王朝通过改革来实现政治的清明和对他们生活环境的改善，倒不如说他们更希望能有一个新的王朝出现〔20〕。对于一次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政府权威究竟如何对于改革的成败有决定性的作用。

1901年以来的新政非但未能缓解原先的政治危机，改善人们的生活状况，反倒增加了许多原本没有的捐税。沉重的民族灾难和艰难的生活环境逼得农民们造反，下层农民群众纷纷起来反抗苛捐杂税，其规模和声势之大、范围之广，都是1901年以前太平天国以外的任何反抗运动所不能比拟的。据不完全统计，这样的反抗活动“1905年为一百零三次，1907年为一百八十八次，1910年增至二百六十六次”〔21〕。在长沙的饥民暴动中，甚至有人喊出“抚台给我饭吃”、“把抚台拖出来杀死”〔22〕的口号。这说明，在政治危机当中，政府没有能让民众和自己同甘共苦，也就不可能渡过难关了。下层民众用这些行动反映的或许不是对新政的态度，但是，这却能表明他们并不甘心和清政府死在一条船上，不愿意忍受官府以新政为名增加的经济负担，政府没有权利强迫人们和它一起共渡难关。清廷也许不应该忘记它们之前的明朝末期的教训，朝廷为了与满洲作战而加的税赋，人民不堪忍受，起而反抗，最终，明朝不是被满洲，而是被自己的臣民们灭亡了——农民起义军把崇祯皇帝逼上了煤山。“前事不忘，后事之鉴”，在历史的轮回中，清朝同样不是被外来的危机压倒，而是被国内的起义终结。改革是应该付出成本的，但是，这种成本必须是在普通民众能够接受的限度内，绝对不能把改革成本当成敲诈普通民众的借口，否则，只能激化民众与官府之间的矛盾。

就社会的中上层来说，已如前述，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先后去世已经使许多官僚士绅断开了和现政府的政治感情，双方的关系已直接成为政治利益的博弈行为。在支持宪政的人当中，官僚一般倾向于日本的立宪君主模式，士绅和政治无权者则比较倾向于英国的君主立宪模式。政府本身当然希望是日本模式，因为在日本模式下的宪政中皇帝保留了最大限度的权力。但是，政府在声称仿照日德模式进行改革的同时却推出了一个“皇族内阁”。皇族内阁不但让倾心英美的立宪派们感到失望，也让中国支持宪政的官僚们感到不满。因为，这明显是皇族企图利用组阁的时机从汉族官僚手中夺取已经失去了的权力的措施，严重损害了汉族官僚们的既得利益。海外的立宪派声称“保皇立宪”，但他们所“保”的是光绪皇帝，而不是随便一个什么皇帝，而且，他们百日维新期间和漂流海外之后的言论一再流露出了他们对英国模式的钦羡之意；国内立宪派如张謇者，则希望新兴的士绅阶层能够在新的政治体制中与皇权体制下的官僚和贵族们共享政治权利，尽管他们的目标虽然没有言明，但在方向上却是指向英国模式的。而“皇族内阁”的出台对士绅们在感情上造成了伤害，疏远了他们和中央之间的距离，减少了他们对中央改革诚意的信心。

清政府本身在社会公众和下层社会民众中的形象本来就不是很好，虽然在表明改革决心的上谕中显得言辞恳切，但戊戌政变对人们造成的影响依然存在，人们有理由担心这次的改革宣示仍然是官样文章。政府在一般民众心目中的形象本来就不开明，对西方事物虽然一直宣称有学习的兴趣，但同时却在政治上大批地选用保守派官僚，外界形象比较开明趋新的袁世凯等人则一直受到压抑、排斥和打击。政府基层官吏的形象也没有丝毫的改变。相比于日本倒幕运动以后“上下一心”的状况而言，晚清政府的形象缺乏必要的亲和力去整合人们的政治认同。

社会系统紊乱。中国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一直没有受到体制性威胁的原因在于，中国古代社会存在一个超稳定系统。士绅、官僚和皇权之间的互动使基层社会系统保持着外人难以想象的稳定性，每次大规模的社会动乱之后，社会系统仍然能依靠这个超稳定系统进行自我修复。在这个超稳定系统中，地主的土地兼并和商业的发展繁荣属于“无组织力量”，这些力量的发展壮大破坏了原有的平衡状态，打破了这个超稳定系统。所以，每当王朝结束的时候，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和商业繁荣就出现和扩大；每个新王朝的初期就垦荒分地，限制商业发展〔23〕。清代的土地兼并从乾隆后期开始出现和扩大，1840年以后进一步加剧；商业在鸦片战争以后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绅商作为一个新的权势阶层已经渐趋形成，并开始谋求政治上的权益。所以说，以往的超稳定系统已经遭到了破坏，而且，这次的破坏不是内生因素，而是来自外界的干扰，根本不可能得到修复，王朝的灭亡也就在所难免了。

“在传统的四民社会中，‘士大夫’已成为一个固定词组，‘士’是‘大夫’即官吏的基本社会来源，道统与政统融为一体”〔24〕，读书识字的直接目的就是做官。清末以后，大量的下层知识分子却并未许身科举，而是另谋出路。比如著名的王韬就从没参加过科举考试，曾经试图加入太平天国起义，后来又先后在上海和香港以为报纸撰写评论为生。这种情况并非个别，与此相类的还有为外国资本充当买办和代理人的，服务于近代企业、从事技术性工作的张謇。他考中状元后也没有走上宦途，而是竭心尽力的创办近代企业。王韬和张謇这类人不同于传统的知识分子，他们一方面并不委身仕途，另一方面又仍然保持着在政治体制之外关注政治的姿态。这种人的大量出现，形成了一个“公共空间”，成为干预政治的力量，改变了原来农村中的“大共同体社会”结构〔25〕，使官府的权威从绝对变成相对，以致经常出现绅商对抗官府的局面，官府有时还必须做出让步以换取地方社会精英在政治上的支持。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因为顾及民间舆论而不敢贸然废掉光绪皇帝就是最好的例证。在同一次事件中，上海商人经元善敢于以布衣身份上书朝廷、干预国政而不担心遭到报复也说明了新兴的绅商阶层的权利感和参与政治的自觉性。

有清一代，民间的秘密反清组织一直存在，后期逐渐变成秘密社会类型的帮派和会党。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余部辗转流落到各省成为秘密社会的新成员。清末的政治危机和下层人民生活处境的恶化加剧了这一现状，例如，义和团就曾经是一种秘密组织类反清力量，孙中山在组织兴中会的早期采用的也是秘密社会的组织方式，后来又利用这些组织在国内发动起义。秘密社会的成员成份复杂，来自各种社会阶层和行业的都有，但他们往往是对抗官府统治的一种有组织的力量。同盟会成立后，会党在同盟会的影响下吸收了更多下层社会的精英，组织形式也变得更加严密了，开始有组织地抵制官府发布的各种政策，有时甚至利用政府的某种政策漏洞和失误鼓励下层民众反抗官府，他们自己则充当核心领导力量。这时，无论宗教还是帮会都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的组织形式。清廷财政紧张，地方上无力镇压，只能坐视它们日渐壮大。

鸦片战争以后，原有的社会生活秩序和社会系统都被打乱。这种状况的存在使官方的政治行为在基层取得的成效大打折扣。这些新的社会势力也非常容易变成政治参与力量，如果缺乏有效的化解对策和吸纳渠道，就很容易引起他们在民间的对抗行为。宪政运动触及不到这些距离下层民众较近的社会领域，人们往往是从这些人那里知道新的政策动向，然后做出反应，当最新的政策被他们解释时，无论是好是坏都可能成为最新的煽动借口。更为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宪政改革的几年里，同盟会的努力使这些潜在的力量转变成现实政治的干预力量，最后和他们结成反清的联合阵线。换句话说，如果官方的改革在基层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那就很容易在下层社会遭到抵拒和反抗，官府和民众之间形成紧张的对抗关系。

行政系统的低能。作为一次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宪政不但需要中央政府的有力领导，也需要地方官僚的配合和切实执行。清末时期的政府信誉众所周知，从最高层的慈禧太后以至最基层的普通公务人员，无不收受贿赂、徇私枉法，中央发布的改革政令到了地方基层政府往往变成收取苛捐杂税的新借口，或者变成官与民争利的行为，比如著名的路矿权之争。官府首先将路矿权出让给外国资本，国人出于爱国心，通过集资从外国资本手里赎回以后，正准备自己营运的时候，政府又想把路矿权无偿的“收归国有”，引发各地广泛而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和保矿运动。

满洲贵族入主中原以后，为了防止汉族文化对满族的同化和汉族官僚掌握权力，长期以来，一直都在政治上对汉族官僚怀有戒心，在地方制度设计上严格限制汉族官僚的权力。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以后，满洲贵族依靠自己的实力无法镇压，只好选用汉族官僚，同时由于战时需要，把很多原本属于中央的权利下放到地方督抚手中。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以后，地方督抚中已经有一半以上的人是汉族官僚，他们所拥有的权力也比以前的督抚们大得多，经济和政治上皆然，军政上更成尾大不掉之势。这只要看看1860年代后中国政府的军队称号就可以了——先是湘军，后是淮军，再后来又是袁世凯的新军。中央用自己的钱其实养了一支私人军队。他们首先是效忠于自己的首脑，然后才是朝廷。武昌起义后，袁世凯的亲信就逼迫朝廷退位，帮助袁世凯登上最高权力宝座。1898年，中央主导进行戊戌维新，但中央发布的政令在地方上就只有湖南等少数地方才有回应，大多数地方则置若罔闻。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清廷的政治存在受到威胁，中央下令全国各地督抚“勤王”，但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却擅自与敌国签订条约，约定“东南互保”，置清廷生死于不顾。很多官僚在自己的辖区内任用私人，安排亲信，经营自己的势力范围，把治下之地偷偷地变成一个个“诸侯”国，然后，又与地方士绅结成利益共同体。中央诏令到达地方以后，督抚们往往不是遵行，而是看是否于自己有利才决定，如果可能危及自己的既得利益，则以“民意”为借口拒绝执行。后来的一篇时政评论文章对此说到：“前清督抚，常利用其中国地位，以论其狡狯之伎俩，当民气强盛时，豫揣中央之意旨必将屈从舆论，则竭力鼓吹发扬民气，藉人民之后援以抵制中央。”〔26〕1909年，国内爆发的谋求速开国会的请愿活动也是受到地方督抚们的默许和支持的。这样，中央势力逐步削弱和地方势力逐渐壮大，最后演变成近代军阀割据的局面。

在中央，袁世凯势力的过于强大引起了皇族们的不安，加之各种复杂的利益同盟的斗争夹杂其间，使政府的改革方向总是处于摇摆之中。身为军机大臣的瞿鸿本来是政治改革的倡导者和积极筹划者之一，但在编制改革方案时却从个人利益出发，阻挠预备立宪。袁世凯是地方督抚中对政治改革反应最积极的一个，但他却在暗中联络奕匡，排挤岑春煊等政治异己力量，企图在内阁中安排自己的亲信徐世昌、段祺瑞等人。慈禧太后死后，载沣也借组阁之机排挤袁世凯和其他汉族官僚。“在官制改革后的十三名内阁大臣中，满人占七人，蒙古人一人，汉族官僚仅五人，连原来规定的满汉对等的比例都不曾达到，所谓‘平满汉畛域’便成了欺人之谈”〔27〕，朝廷自己也希望利用改革的机会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预备立宪和政治改革不但没有取得政治上的实效，反倒成了官僚们相互倾轧和排挤的机会，各种利益集团都想在这个名义下浑水摸鱼，捞取好处。

1908年以后，宪政运动进入实质性阶段，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却猝然死去。在当时的官僚中，一部分人是慑于慈禧太后的威严，一部分人是出于对光绪皇帝的同情，他们死去后，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就自然失去效力。现实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小官僚们假公济私，争权夺利，中央权威继续下降，地方势力则更加公开的和中央抗衡，政府效率下降到了最低限度，宪政运动不能成功也就可以理解了。

政治参与爆炸。1905年，戊戌政变后一度复辟的科举制终于被废除。作为一种政治和社会制度，“科举制是一项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的体制，它上及官方之政教，下系士人之耕读，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循环的流动之中，在中国社会结构中起着重要的联系和中介作用”〔27〕。它的存在使知识分子至少可以和政府表面上保持政治方向上的一致性，让他们不至于站在政府的对立面从事反政府的活动。科举制被废除标志着知识分子和现存政治体制之间的关系断裂，他们多年来汲汲以求、皓首穷经的努力一旦遭到官方体制的遗弃，引起的情绪反弹是不言而喻的。

毫无疑问，任何制度上的变革都将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在制度变革开始之前，必须进行配套的制度改革，以使这些即将失去一部分利益的人能够平稳的过渡到较为平和的利益分配格局中去。如果配套制度尚未准备完全就忙着进行实质性的制度变革，必将引发社会抗议运动，由此带来的政治风险也是十分巨大的，而且在着手变革这种制度的时候也应当做好承担和化解风险的准备。从1901年到1905年，“张之洞与袁世凯等人关于科举制的奏折所提出的办法几乎是一月一变，一变就是跃进一大步；前折所提议的措施尚未来得及实施，新的进一步建议就接踵而至”〔28〕，一个新的制度始终没有在这些关键的改革主导者之间达成一致，这些人“下岗后干什么”始终都被忽视。年轻人还可以出洋留学，多年接受传统的科举考试训练的人则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知识结构上都已经基本定型，不可能在短期内适应新的教育方式，他们是这一制度变革中的真正利益受损者，只得被迫适应其他社会工作。在从事其他社会工作的同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式的传统士大夫的政治关怀没有被消解，他们仍然希望能以其他方式表达他们对政治的意见。这样，强烈的不满混杂在这种传统的政治关怀之中，最后就成为他们积极评论时事、关注政治并参加其他类型的政治活动的动力。在后来的地方咨议局中就有大量这类科举失意者，他们的声音往往是最激进的。这不可能和他们曾经被抛弃过没有关系〔29〕。

甲午战争以后，除了政府公费和其他资金资助的留学之外，也开始出现大量的自费留学者，其中日本地理上靠近中国，文化上相近，很多人都首选日本作为留学地。1901年为一百八十余人，1905年为八千多人，正式停止丙午科举考试的1906年则多达两万人以上。在日本，他们一面学习政法、工艺之类的西学，一面接受革命者和保皇派的政治宣传，有时自觉参加政治活动，发展到后来，就自己组织政治活动。有许多人为革命的宣传所吸引，加入革命者队伍。大量具有政治热情的青年受到政治宣传的鼓舞和现实政治活动的训练之后回国，必然在民间和体制外形成一股极其庞大的政治参与力量。同样，政府没有办法消解和转移这种热情，也无法平息他们对时局的抱怨，更无法抚慰他们“救亡”的冲动，只好任其自流。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并不是社会下层，而是社会精英，他们返回民间社会以后散落在各种社会群体中间，影响着他们身边的人对时局的态度，一旦遇到什么政治突破口就会广泛产生社会动力。

这两个群体无疑是社会精英，在后来声势浩大的请愿、抗议活动，甚至是农民暴动中都有他们的身影闪烁其间。宪政作为一个近期政治目标使他们产生相互之间的认同，进而促使宪政运动变成了一个政治突破口。参与政治是他们真实的目的，至于立宪则不过是他们争取社会舆论同情和支持的一个话语策略罢了。在后来请求速开国会的请愿运动中爆发出来的正是这种政治参与的狂热表现。那时，事实上，无论政府做出多大的让步，他们也是不会得到满足的。在这种时候，政府的初步让步正是对他们这种狂热的让步，过多政治上的退守往往激起更进一步——有时甚至是过分的——的要求，他们在新的目标下达成一致后就会促成更大规模的政治参与浪潮 〔30〕。

总之，一场自上而下的立宪运动要想取得成功，就至少要注意到上述的环境条件：广泛而统一的社会政治认同，使政府能够全力以赴的促进改革；开明而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保证改革的方向和节奏受到控制；高效而统一的行政系统，使改革的每一个步骤都能在地方上取得进展；做好配套的制度改革，扩大过渡时期的政治参与空间，转移和降低政治参与膨胀带来的风险。晚清政府不能具备这些条件中的任何一个，反而常常出现重大决策失误，且又不能整合人们的政治诉求，最终导致辛亥革命在偶然中爆发而取得成功，而清政府的改革计划也就一起进入历史的坟墓了。

五、尾论

“救亡压倒启蒙”〔31〕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基本线索，任何社会运动都必须为“救亡”服务。宪政也是一样，人们之所以能短暂地支持宪政就是因为他们认为宪政可以救亡。重新检讨这段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传统的社会和政治体制已经难以为继了，社会革命正在悄悄地进行中，相配套的政治革命必然到来，问题仅仅在于是以激烈的社会动乱和暴力实现，还是以温和的、渐进的改良方式实现。如果清政府的宪政改革真的要取得成功，事实上也是一种政治革命，那么它必须打破既存的政治格局，实现传统政治体制向现代政治体制的转换。这种转换发生之后，皇帝是否保留都仅仅是一种象征，实质性的政治革命在历史中不可避免。

检省世界上比较成功的宪政国家的历史经验，人们往往忽视了一个历史事实：这些国家都是在经历了一次广泛的社会革命和思想启蒙之后，社会阶层分化已经趋于完成，人们崇信民主和自由这些现代性价值，社会公众对政府有比较强的政治认同，基层官僚体系在革命中受到整顿，有效率且与中央政府做了比较明确的权限划分，社会基本进入稳定时期，中央政府有能力和决心领导这样一场政治革命〔32〕。而中国晚清时期的现实情况与此恰恰相反：社会危机四伏，中央政府权威崩解，地方基层官僚体系中贪污成风且效率低下，人们对政府持普遍的不信任态度，革命正在酝酿和发生中，改革进程随时都有可能被革命打断。实行宪政并不是化解既存的政治和社会风险的手段，而是在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以后，为了谋求长远的稳定而在制度上进行的政治变革。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宪政在这时普遍的被人们当成一种救亡手段，这本身就是存在局限的，在有时还是人们寻求认同所采取的话语策略。而他们本身对于宪政是否理解、他们自己能否为宪政做出建设性的努力还值得怀疑。

“是非成败转头空，浪花淘尽英雄。”历史无情，不会原谅任何人的政治失误，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错误承担罪责。清廷满怀侥幸的想用改革拖延革命的爆发时间，延缓自己的王朝寿命，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清廷已经日暮途穷，无论谁也不可能有回天之力了。宪政居然成为“救亡”手段，在如此语境下上演，幸也？不幸？回答这样的问题或许已经没有意义了，也可能见仁见智，但我们只希望，历史的误会仅此一次，不再出现。

注释：

〔1〕喻大华：《甲午战败与中国近代化的巨大挫折》，载《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中国近代史热点问题研究与争鸣》（上），改革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页。

〔2〕〔4〕 萧功秦：《戊戌变法之政治激进主义的再反省》，《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中国近代史热点问题研究与争鸣》（上），第53页。

〔3〕〔5〕〔7〕〔8〕〔9〕〔13〕〔15〕〔16〕〔18〕〔21〕〔22〕〔26〕〔27〕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6、170、173、169、230、311、321、411、309、352、324页。

〔6〕〔19〕 李育民：《重论清末新政的宪政改革》，《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中国近代史热点问题研究与争鸣》（上），第87页。

〔10〕 1902年以后，梁启超自创《新民丛报》，继续鼓吹革命。1903年以后又与康有为和解，重新成为革命的反对者。

〔11〕这些文章后来成为他的文集《饮冰室主人合集》。

〔12〕同一时期比较重要的刊物还有章太炎主笔的《国民报》，但其主要阵地和读者在国内，寿命极短，只办了四期就被查封。

〔14〕 《民报》创办初期的名称是《二十一世纪之支那》，后改名为《民报》。

〔17〕此说采自李育民：《重论清末新政的宪政改革》，《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中国近代史热点问题研究与争鸣》(上)，第93页。

〔20〕 近年来的经学研究颇有向建国前复归的趋势，许多人都考证说中国的革命传统不在别处，就在中国思想内部，尤其是被儒家奉为经典的《易经》，刘小枫是其中影响比较大的一个。详参刘小枫：《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收于《个体信仰与文化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另外，这篇文章也被上海三联书店印成小册出版。

〔23〕 详参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24〕〔28〕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之《引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6页。

〔25〕 秦晖：《中国传统社会再认识》，《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4期。

〔29〕废除科举制所引起的社会效应是复杂而广泛的，这里仅取其中对政治参与力量格局的影响。详参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之《引论》。

〔30〕 如果可以，其实本文想说，这时的人们是失去政治理性的，是疯狂的，他们这种得寸进尺的要求可以被视为一种“撒娇”。但是，这不表示本人认为当时政府的镇压是对的。本文认为，当时应该采取其他方式来疏导这种政治洪流，把人们的政治参与热情转化成一种积极的建设热情。

〔31〕 此说为李泽厚先生在八十年代所倡，最近已经受到学者的质疑，但本文仍然取这种说法，因为这种模式在解释中国近代历史时还没有其他说法可以替代。详参李杨：《“救亡压倒启蒙”？——对八十年代一种历史元叙事的解构》，载于《书屋》2002年第5期。

〔32〕 对于这段评论，笔者已经见到许多反对意见，但是，这个问题在这里不能展开讨论，需要另文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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