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中国当务之急是制约权力和资本

中国当务之急是制约权力和资本

作者：孙立平   来源：南方日报   来源日期：2011-4-17

　　孙立平 曾强摄

　　幸福要紧的不是我们有什么，而是我们有什么而我们的邻居却没有。

　　最大的痛苦是没地方说理，令好人寒心的社会就是最坏的社会。

　　政府的第一要务不是发展经济，而是维护公平正义。

　　政府不能以提升老百姓幸福感为理由干涉他们的私领域。

　　中国需要一场社会进步运动，其目标是：制约权力、驾驭资本、制止社会的溃败。

　　孙立平，著名社会学专家，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近年先后出版《断裂———　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失衡——— 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博弈——— 断裂社会中的利益冲突与和谐》、《守卫底线——— 转型社会生活的基础秩序》、《重建社会——— 转型社会的秩序再造》。孙立平关注中国转型期社会的发展，以观点新锐、犀利著称。2006年被《南风窗》杂志评为“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奖”。

　　“幸福不能变成被幸福，实现幸福要摆脱现在的发展思路，实现幸福要以实现公平正义为主线……”带着何谓幸福、怎样建设幸福社会的思考，国内知名社会学专家、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近日走进广东省委常委会集中学习讨论会，给省委、政府、人大、政协、法检等单位的主要领导做了题为《关于提升幸福感的几个问题》的辅导报告。“课前”，孙立平接受了本报的独家专访。

　　定义幸福要幸福，不要“被幸福”

　　南方日报：您怎样定义幸福?

　　孙立平：根本上说，幸福是一种满足感，是对社会状况满意的一种感觉，非常微妙。不同人在不同时段的感受是不同的。所以不论是官员还是学者，都很难完全洞察人们的幸福感。

　　以北京为例，政府可能会认为半年来北京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对于一个上班族来说，这段时间他可能会常常感到烦躁不安，因为半年来北京塞车严重，他花在路上的时间又多了1个小时。政府在衡量老百姓的幸福感时是从社会这个整体来考虑的，往往关注GDP、健康、教育、治安等因素，不会把交通堵塞程度当做一个权重很大的指标。但其实这段时间来，塞车对幸福感影响很大。所以我想，在测量幸福感的时候，真是很难做到具体和细化。不如选择笼统地在一个整体上测量人们的满意度。

　　具体来讲，我们目前所说的幸福包括三个层面的意义，第一个层面是把幸福作为整个社会追求的一种理念;第二个层面是把幸福作为一个宏观的目标，对整个国家的政策有一个基本的导向;第三个层面是将它作为官员和政府考核的指标。进入第三个层面是需要非常谨慎的。因为把幸福作为一个政治指标来考核的时候，有一定的风险。最典型的就是和谐社会这个理念。这是一个很好的理念，它让我们的社会朝着一个健康的方向发展。但是作为一个考核的指标的时候，个别地方的官员就会作假，捂住矛盾，或者用一种不正当的方式把冲突压住。所以建设“和谐社会”就变成大家调侃的“被和谐”，和谐变成了一个动词，这反倒对解决社会矛盾起了有害的影响。同样，我们也要防止幸福的愿望变成“被幸福”的结果。

　　南方日报：您认为目前哪些国家实现了相对的幸福。

　　孙立平：相对的幸福的国家可以分两种类型。一个是在非常传统背景下的幸福，例如不丹;另一个是现代意义上的幸福，例如丹麦、英国、法国。这是两种非常不同的幸福感。

　　南方日报：说他们幸福，是因为他们做到了什么?

　　孙立平：不丹的幸福感是在很特殊的情况下产生的，这种特殊条件是：经济发展水平虽然不高，但与外界隔绝，还有宗教信仰的背景。丹麦则不同：拥有发达的经济与高福利待遇，是贫富分化最小的国家，“2010年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中清廉指数排名第一，民主政治成熟，法治、安全感和生活可测性强、生活方式轻松。

　　今天我们中国讨论幸福应置于现代的背景之下。而我认为，现代幸福的条件包括要有清明的政治，繁荣的经济，健康的社会和绿色的生态。

　　建设幸福公平正义当为主线

　　南方日报：现在我们谈幸福，恐怕是因为我们不幸福。您认为是什么造成了这些不幸福?

　　孙立平：的确是这样。我觉得最基本的还是两个问题，一是民生问题，现在收入、住房、就业压力都很大;另一个是这个社会缺乏公平正义造成了人们生活的不幸福。

　　其实，关于幸福的建设可以有两条线，一是民生，当然这很重要，现在我们政府在建设幸福社会过程中，主要在围绕这条主线。而另一条主线是公平正义。依我看，公平正义比民生还重要。

　　南方日报：为什么更重要?

　　孙立平：要知道，最大的痛苦是没地方说理，令好人寒心的社会就是最坏的社会。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道德的基础，道德的底线就会丧失;没有公平正义，不满和冲突就接踵而来;没有公平正义，每个人都觉得是受害者，都是弱者;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合理的财富分享;实际上，没有公平也就没有真正的民生;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社会的稳定。所以，我认为公平正义是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

　　但是现在我们谈幸福的时候，主要还是强调民生，对公平正义的强调还是非常弱的。我觉得如果没有公平正义，民生状况也是改变不了的。

　　南方日报：能不能这样理解，当人们认为自己所处的环境不是公平正义的环境时，再好的民生也难以增强人们的满意度。

　　孙立平：没错。幸福感是相对的，产生于比较，要紧的不是我们有什么，而是我们有什么而我们的邻居却没有。幸福来自相对成功，不幸福源于相对剥夺。所以，你看现在几乎所有的人，尤其是大家还比较羡慕的一些人群，都在说自己是弱势群体。普通公务员、领导干部、警察甚至有的法官都说自己是弱势群体。他们都是弱势群体的话，工人、农民怎么办呢?其实这个现象意味着几乎所有人都对自己的状况不满。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非常不正常的状态当中。我认为这不正常的原因就是缺少公平正义。

　　观察当今中国的社会生活，人们可以注意到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我把它叫做“牵出现象”。首先是表现为一些地方政府行为的失范：权力的霸道和蛮横，暴力截访，血腥拆迁;执法部门的腐败使得一些地方的民众有冤无处申;腐败开始成为一种民众无可奈何甚至只有默认的现象;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甚至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强势利益集团在财富的掠夺上肆无忌惮，对公平正义造成的严重侵蚀导致社会生活“西西里化”趋势出现;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

　　权力失控的直接结果，是社会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在降低。同时，政府公信力丧失，道德优势弱化，只能越来越依赖强力与强制。

　　南方日报：这是最可怜的。

　　孙立平：是的。所以我认为政府的第一要务不是发展经济，而是维护公平正义。我想，如果在建设幸福社会的时候，强调这一点，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将是一件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

　　当务之急 制约权力，驾驭资本，制止社会溃败

　　南方日报：您认为当前中国要建设幸福社会应该做些什么?

　　孙立平：我认为，第一要公平合理地使用经济发展的成果。现在的社会矛盾产生于资源分配上的不公平，甚至有既得利益集团把持资源分配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建立起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包括：获得相关信息的机制、利益诉求表达的机制、诉求凝聚的机制、施加压力的机制、协商谈判的机制、矛盾调解和仲裁的机制。

　　第二，要营造具有安全感和希望的社会生态。要建立一种制度，给人们提供安全感，通过制度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降低人们的焦虑感。比如，财富的稳定性、职业和收入预期的稳定性、通货膨胀与货币稳定性。

　　第三，要形成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改变我们刚才谈的目前社会上普遍的弱者心态与社会生态。而公平正义的社会有赖于社会组织的发育。社会组织是社会自组织能力的载体，一个正常的社会需要这些社会组织，以应对可能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从而使社会生活能够有序进行，降低社会转型的风险。

　　第四，就是要形成平和向上的价值观。我觉得营造幸福感需要一种新的价值观，肯定的是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还是那句话，幸福来自于比较，一个社会有一种恰当的成就观是至关重要的。

　　南方日报：您刚才讲到了在建设幸福社会时，政府和社会的作用，您认为它们应当在提升幸福感上扮演怎样的角色?

　　孙立平：我觉得这是边界的问题。比如幸福，政府关注人们的幸福感，但不能进入人们的私生活领域。如果两口子吵架，他们感觉不幸福了，政府去制止这两口子吵架，这就涉及权力扩张的问题。政府不能以提升老百姓幸福感为理由而干涉他们的私领域。因为，有自由才有幸福。政府应当保留老百姓私生活的空间，在这个自由的空间当中，社会能形成一种自我管理、自我形成秩序、自我化解矛盾的能力。

　　南方日报：您曾提出“社会溃败论”，认为维护公平正义面临很多困难，包括要突破既得利益集团对现有政治框架的影响等等。那么现在我们能做什么?

　　孙立平：从历史上来看，很多国家都经历过类似的过程。比如当年的美国，19世纪末的美国经历了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但政治上腐败严重、经济上寡头垄断、权力和资本勾结等现象普遍存在，整个社会生活没有规则、道德堕落。但是它通过三个非常重要的步骤，使社会得到了重要改变。这三个步骤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进步运动;罗斯福新政时期的社会改革;20世纪60年代建设“伟大社会”的运动。通过这些社会进步运动，美国社会溃败的势头得到了明显的遏制。

　　我认为，中国也需要一场社会变革，需要一场社会进步运动。社会进步运动的目标是什么?三句话：制约权力、驾驭资本、制止社会的溃败。这是中国现在要解决的很重要的问题。实际上也是建立一个有公平正义的社会，最主要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南方日报记者　赵杨

　　实习生　司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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