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德刚：“讲真话难”阻碍科学发展

董德刚：“讲真话难”阻碍科学发展

 作者:董德刚 来源: 南方周末  来源日期：2011-04-13

　　讲真话难致使决策过程中时常信息失真，上层决策者很难了解真实情况包括党心民意，容易出现重大误差；即便是明显不当的决策也很难得到真实反馈。

　　讲真话难是我国社会的严重病症。它所造成的信息失真阻碍我国科学发展。必须落实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直至选举权，保证党员在党内生活中的民主权利，鼓励人们讲真话、讲实话。

　　一段时间以来，“讲真话难”成为相当普遍的社会现象，越是上层越难听到真话，很多人包括不少高级干部都为之感叹。受人景仰的季羡林先生坦承，自己是“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

　　讲真话难决不是一件小事，而是我国社会的严重病症。为什么那么多领导干部甚至高级干部都感到“讲真话难”呢？它反映了党内民主不够、社会民主不够。大量经验表明，在官场（主要指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中，常常是报喜得喜、报忧得忧：你总反映领导工作中的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最后是你有问题；谁总说上边不愿意听的真话，领导不满意，是要付出代价的！这就是我们的体制、机制问题了：下级的命运（升降荣辱）几乎完全掌握在上级手中，与干部的德才勤绩难以对应，更与民众评价脱节，经常强调的是与上级保持高度一致，还有多少人敢于冒着风险，违逆上意，犯言直谏，拿自己的前程开玩笑呢！

　　官员虽然号称人民公仆，其实大多也是理性的经济人。他们不能不考虑个人的利益得失，一般不会去做那些得不偿失的事。而讲真话往往就是这样的事情。这也反映出不少官员的无奈：他们并不是不想讲真话，但社会环境不允许，代价太高，个人承受不起。

　　然而，讲真话、讲实话本来是最基本的社会道德，是做人的起码底线。如果连这个道德底线都做不到，还何谈更高的道德要求？可是，讲真话在官场中却常被看作是“冒傻气”，相当多的人都取明哲保身的态度。一叶落而知秋，讲真话难所反映的官员素质、道德水平实在堪忧。如此道德水平的官员，会如何处理各种问题不难想象，作表面文章、弄虚作假直至以权谋私也就不足为奇了。

　　更严重的是，讲真话难致使决策过程中时常信息失真，上层决策者很难了解真实情况包括党心民意，容易出现重大误差；而且，即便是明显不当的决策也很难得到真实反馈，作为下级的不少官员常常心口不一地“完全拥护”、大唱赞歌，纠正偏差十分困难。当然，真话不等于真理。但是，只有通过真话才能够达到真理，却是不二途径。如此讲真话难，缺少信息真实这个起码的基础条件，怎么可能实现科学发展？正如《同舟共进》所言：“说真话，自己付出代价；不说真话，国家付出代价。”（该刊2009年第12期第5页）深信此言不虚！我们常说，我国现行制度的一个重要优势，是便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但还应进一步说，搞得好的话，这是我们的优势；搞得不好，也是我们的劣势——集中力量办错事，盲目决策，劳民伤财，代价高昂！这样的实例不胜枚举。而搞得好与不好的关键，就看决策是否民主、科学，其中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人们特别是相关官员能否讲真话。

　　既然病理已经清楚，药方就不难开出：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包括党内民主，允许对上级决策进行批评质询，鼓励人们讲真话、讲实话，违背者要受到批评以至处罚。为此，就必须改革权力过分集中、少数人有权决定诸多大事而又缺少监督制约的体制机制，改革干部大多只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的体制机制，落实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党章规定的党员权利。这是体制改革问题。

　　值得庆幸的是，讲真话难主要表现在官场中。而在普通老百姓那里，基本不存在这个问题。他们没必要去曲意逢迎领导，企求上司庇护。我们也历来不乏诚信笃行“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官员和知识分子。这些是我国科学发展的主要希望所在。如果通过体制改革，真正落实了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直至选举权，保证了党员在党内生活中的民主权利，讲真话就决不会再是难事，我国的科学发展就能逐步实现！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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