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任剑涛专访：中国如何凝聚人心

《瞭望》任剑涛专访：中国如何凝聚人心

作者：芦垚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来源日期：2011-4-18

    吃的东西、用的东西很安全，“放心吧，政府在给你看着”，而不是现在有时候你要去看着某个政府

　　任剑涛，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曾任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高级访问学者。研究方向包括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公共理论、行政伦理、当代中国政治分析的研究等。已出版《伦理政治研究》、《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等著作。

　　面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的采访，任剑涛的高速话语在一个多小时内几乎从未停歇。任剑涛的辩才颇负盛名：在来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之前，他曾任中山大学辩论队教练，率队获得第六届“国际大专辩论赛”冠军。

　　但他更多时候还是以政治学者的身份出现。专长为政治哲学研究的任剑涛，近几年来对于中国的国家价值观的重塑颇多论述。他对本刊说：“中国今天最大的问题是重新让人心凝聚起来。今天我们国家有强大的形式存在，但是缺乏精神和灵魂。”

　　2008年，有学者邀其一起为“中国模式”增色时，他却“不合时宜”地谈论了这个问题并尝试开出自己的药方：建构国家哲学。

　　“兜底的价值观念”

　　《瞭望东方周刊》：什么是国家哲学?

　　任剑涛：国家哲学是关于怎么提供一个总体政治组织的理论和一个总体的社会理论，简单地说，就是我们想要建立一个怎样的社会。

　　《瞭望东方周刊》：国家哲学和意识形态的区别是什么?

　　任剑涛：国家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国家需要什么样的基本理念成为国家运作的共同精神基础。

　　国家哲学是以中立、中性的特点，寻求能够整合中国公民，或至少是绝大多数公民，能够保证国家认同的理念。但它不是来自于传统的阶级，也不是来自于传统的主义话语，更不是来自于权力的施加，这三个相加就是意识形态的取向。

　　中国有一种表述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但是不够。目前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共识性不够，换言之，是中立性不够。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在经济领域选择唯优是举，替代了传统的斯大林式的意识形态。邓小平非常准确地指出来，市场既可以姓资也可以姓社，这就是一个中立性的进步。可以说经济改革是国家哲学上的有限突破，现实也证明了其效果。

　　《瞭望东方周刊》：但是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内容来看，它并不比所谓自由平等的美国精神要差，而甚至要求更高?

　　任剑涛：它可能对统治阶级(比如对执政党的党员)是有强大的号召力和组织力，但是有时对于组织外的广大公民来说有些太高、太远。对于普通人来说，很多时候轮不到他来做高度的判断。这使得国家精神没有办法深入到社会底层，打入到日常生活之中，因而使得国家的高端秩序和日常秩序在精神层面产生断裂。

　　普通公民关心的，正如温总理所说的，我是不是安心、放心、舒心。“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和普通公民的关系在哪里?就在于，这些法律会不会给我的日常生活带来安心、放心、舒心的生活状态。

　　从日常生活上，承认安心生活的状态就是最好的状态。这对于我们的党和国家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从革命时代开始，我们的党对国家哲学的承诺是培养、造就人民为崇高的人，最终达到共产主义新人的目标，这个目标太神圣伟大了，而千百年来人性的基本状态几乎没有改变。

　　国家哲学要解决的问题，是国家的基本理念是不是有最大多数的居民乐意认同、理性认同。这样就会使得国家的精神基础得以整合，而不是在精神上一盘散沙。其次，国家哲学在秩序上提供贴近日常生活的准则，我把它称为“兜底的价值观念”。

　　事实上，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正常人的价值，因为现在连这一点大家都不信守了，像三聚氰胺、瘦肉精事件频频发生，就是因为兜底的价值观念出了问题。

　　这不是精英和少数人内部的选择

　　《瞭望东方周刊》：为何在此时提出建构国家哲学?

　　任剑涛：今天看国家哲学的重建，是到了一个选择的关头。这不是精英和少数人内部的选择，而是一个庞大的多元社会整体的选择。这个选择因市场经济的推动而兴起，经过三十年的积累，现在已经到了不选择不行的时候。

　　革命时期，革命党用革命理念在政治上寻找最大的同心圆。那个时候，革命党的国家哲学的挑战主要是来自内部，比如党内极左派挑战党内改革派，这是少数人的挑战，是精英的挑战。但和平年代，更大的挑战来自大众，他们愿不愿意跟随国家哲学的主流呢?这样，国家哲学对社会公众的交待就不是革命党内部的维持革命理想 的问题，而是革命对社会的承诺能不能兑现的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如何看待中国的国家哲学的历史转变?

　　任剑涛：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过程，就是国家哲学重构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执政理念的转变是积极的，这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发展脉络表明，中国共产党逐渐意识到要从革命党转变到执政党的国家哲学。

　　从演变主流来看，执政党正在变得游刃有余，具有弹性。比如社区自治，这个概念的出现，尤其是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社会管理是政府管理和基层自治结合，说明决策层面已经意识到国家和社会的逻辑是不一样的，政治和行政的逻辑是不一样的。

　　《瞭望东方周刊》：和谐社会、科学发展是国家哲学的良性转变，但现实情况是，还有某些方面和这些目标是有距离的，有时候甚至是背离的?

　　任剑涛：这就是重建国家哲学必要性的显现。我们国家的制度跟进远远落后于社会转变的速度。社会经过市场经济的刺激已经变成了竞争性社会，但是在管理上还是单纯依靠行政层级向下施加命令。

　　胡锦涛总书记说：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的必然要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

　　从党内民主推向社会民主，再和国家民主匹配，这是很理想的过程，也是我们党正在努力的。但是具体怎么演变、夯实，需要一个细致的过程，这个过程在精神层面就叫国家哲学的重构。

　　制度怎么关爱我?

　　《瞭望东方周刊》：国家哲学和政改之间是什么关系?

　　任剑涛：政改是新的国家哲学兑现的结果，而不是以政改来形成新的国家哲学，应该以国家哲学引导政改。政改经常被认为事关国家前途命运，但不是这样的。

　　《瞭望东方周刊》：那应该如何看待政改?

　　任剑涛：对掌握国家权力的执政党和执政者，如何通过有效、良性的机制促进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这是执政党和执政者的事。讨论政改，不是讨论谁来做主，而是讨论这个做主的怎样做好主。

　　公众的基本要求其实是很低的，制度上就要满足这个最低的基本要求。然后怎么更好，都是可以讨论和改进的。如果连基本要求也不能满足，这种社会就会形成高度政治化的状况，执政者为维持秩序就会非常紧张。

　　所以国家哲学应从政治生活退后到社会生活，再从社会生活退后到日常生活。国家就是要解决公众维持日常生活的安全感和尊重感。吃的东西、用的东西很安全，“放心吧，政府在给你看着”，而不是现在有时候你要去看着某个政府。

　　《瞭望东方周刊》：具体来说，如何退后?

　　任剑涛：国家哲学要解决的制度布局问题是日常性制度，跟日常生活有关的制度，比如基层社区怎么工作，基层权力结构怎么运作，权力在总体上怎么对待人民。

　　制度怎么关爱我?春节、地震、偶发性事件的时候关怀我，让我感激涕零，这些不解决问题。偶发性的关爱，是一时的道德冲动的产物，但是作为一个制度的日常安排，是指人民的要求可以限制住制度的猖狂，并且在制度安排中得到满足。

　　要通过一套法治和制度安排，提供“恭敬”的社会行政服务。不只是简单通过政治的宏大布局，比如市政厅联署办公，这还是革命党的思维。公众真正需要的，是你效率高一些，程序妥当一些，我付出的成本小一些，你尊重我一些。这些要求是非常利益化，非常琐碎的。只要你把那些细皮碎毛的东西给处理好，把琐碎的作为革命 党不屑的事情处理好。

　　像强拆这些事情，就是因为法律层面的这些细碎的内容没有构建好，所以一个社会事件、行政事件有时候会上升为政治事件和国家事件。

　　《瞭望东方周刊》：还是要转变执政思维的问题。

　　任剑涛：一个国家哲学在制度层面上的理性投射，应该是反映局部的、个别的、因时因地的、细致的行政艺术，而不是宏大的全民运动式的政治气魄。

　　国家和社会的转变对执政党是历史性的考验。我们习惯了革命党的举国体制，习惯了在一切事情上支付政治成本。比如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气势恢宏，震人心魄。

　　奇怪的是，如此巨大的国家行动处理得很漂亮，但是就连拆迁，一两座房子的小事，都变成了我们国家危言耸听的大事，以至于有时候要放到维稳乃至国家社会的长治久安上来讨论。这是非常奇怪的倒置。

　　有些人老是觉得群体性事件就是要推翻社会秩序，这是错的，这些群众丝毫没有推翻社会秩序的任何意愿，更不要说政治意愿了。这么想，等于是让对手借助日常组织的空间来积聚反对自己的力量。所以，在统治问题不必要成为国家哲学日常制度体现时，应该尽量把群体性事件当成纯粹的个案处理。

　　建立一个中立性的国家哲学

　　《瞭望东方周刊》：其实共识不能说没有，比如中央这些年来提出的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和谐社会、科学发展。

　　任剑涛：这种现象应该解读为两个分裂：一个是国家哲学建构的过程中，理念和制度没有匹配。再强调权为民所用，权为民所赋，你还是从用权施政的角度来考虑，是在强调权力的道德观，而没有强调权力的制度观。依靠道德能力和认知能力，每个人差别很大。现在没有制度匹配，就产生了第一个分裂。

　　第二个分裂，因为政府用权有垄断性，资源都在你手里，因此产生了政治与社会的分离。国家与社会分离，国家做什么，社会抱着不信任的态度。有时候领导是发自内心，带有强烈的真诚感，公众也会认为是在走秀。

　　《瞭望东方周刊》：政府信用问题已经成为当下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比如在钱云会事件中，无论当地政府给出怎样的结论，大量网友始终发表自己的质疑。还有地震局、环保局等机构，常常成为网友讽刺的对象。

　　任剑涛：中国社会要建立一个中立性的国家哲学，首先要遏制这两方面的恶性发展。如果任由其发展，重建国家哲学基本就没有空间了。

　　温家宝总理在两会上说，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现在有些地方、机构政府在传递信息时存在自恋偏好，总是报喜不报忧，以为这样显示了权威，实际上这样就会被社会拒绝，你的权力就是在自娱自乐。社会对政治进行大拒绝，这才是权力最大的危险。执政党对此应该具有高度的危险认知，这也说明了重新构建共识 和凝聚力是多么必要和紧迫。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国家哲学?

　　任剑涛：这个问题，温家宝总理的论述切中肯綮：“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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