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维斌 ：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及其风险发布

龚维斌：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及其风险发布

作者:龚维斌 来源: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   来源日期： 2011-03-04

　　[摘要]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社会结构，时代不同社会结构也会有所不同。社会结构的变化直接或间接影响到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动。社会结构和社会需求结构变动的一个后果是产生诸多社会问题，增加社会风险。

　　[关键词]社会结构变迁；社会风险

　　[作者简介]龚维斌，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主任，教授。

　　一、社会结构变迁

　　社会结构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占有一定资源、机会的社会成员的组成方式与关系格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等诸多方面。

　　(一)人口结构转变

　　1.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实行“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其内容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从此，中国的生育率开始大幅度下降，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了控制。本世纪伊始，中国完成了向出生率和死亡率都较低的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用不到30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经过上百年才完成的向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转变的过程。主要表现是，人口数量得到有效控制，总和生育率表现出持续的下降。1971年全国总和生育率为5.4，从那以后，这个指标大幅度下降到2，即更替水平以下，目前总和生育率为1.7左右，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国家的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水平。自1998年以来，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低于10‰，2004年进一步降到6‰以下。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中国得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人口转变过程，实现了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与这种变化相伴随的则是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老年人口比例迅速提高，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

　　由于生育观念的变化，大城市老龄化程度远高于一般中小城镇。例如，上海市老龄化程度已经接近世界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水平，比全国平均水平高近一倍。2008年上海户籍人口中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为300.57万人，占户籍人口21.61％，而世界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为23％至25％。据专家预测，到2030年上海老年人口将达到500万至600万的峰值，且上海人口日益向高龄化方向发展。而独生子女老年父母将成为上海人口老龄化社会的主体，据预测，2013年新进入老年阶段的人口中80％以上为独生子女父母。

　　2.当前正处于人口红利期

　　统计数据显示，0-14岁少儿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已经从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的40.69％下降到2007年的17.88％，足足下降了20多个百分点。而15-64岁的劳动力人口在总人口所占比重，则由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的55.75％上升到了2007年的72.78％。从理论上说，目前中国人口结构正处于人口红利期，但必须关注少儿人口的持续性缩减可能导致中国新增劳动力人口逐渐减少。

　　与中国人口老龄化发生相伴随的，是老年人口的高龄化现象。目前我国高龄老人每年增长率约为4.5％，相当于总人口平均增长率的6倍。根据联合国提供的预测数据，2010年，中国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口将达到1858万人，2015年达到2323万人，2020年达到2739万人，2025年达到3156万人，2030年高达4045万人。从这些数字中，我们可以看到高龄老年人口数量的迅速增长。

　　3.人口出生性别比攀升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人口性别比总体上基本平衡，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80年代后期，出生人口性别比越来越大。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出生性别比在130以上的省份有5个，在120-130之间的省份有7个；农村出生性别比明显高于城市。据预测，到2020年可婚男孩将过剩2400万。

　　(二)家庭结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规模小型化是中国家庭结构变化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核心家庭虽占有绝对多数，但是比例下降；小家庭式样愈益多样化。

　　1.家庭规模小型化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家庭规模小型化的速度加快，户均人口规模下降趋势明显，由1982年的4.41人减少到1990年的3.96人、2000年的3.44人，再降到2005年的3.13人。

　　2.核心家庭为主体

　　从1982年、1990年、2000年三次人口普查核心家庭看，核心家庭的比例都有所下降。80年代核心家庭占总体比例为66.02％；1990年这一比例略有上升，占67.27％；但是，2000年的比例比1990年大幅度下降了11.41个百分点，占55.86％。同时，2000年夫妇与子女、单亲父母与子女、分居父母与子女的二代户比1990年分别下降了15.7％、26.7％和22.4％。尽管如此，核心家庭在各种家庭类型中仍然占有主体地位。

　　3.家庭类型多样化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传统的家庭类型仍然占有绝对地位，但是由于人们婚恋价值观念日益多元化和城乡人口流动的增加，中国家庭类型呈现出多样化趋势。

　　目前来看，居于家庭类型首位的核心家庭类型，其次就是典型的“三代五口”主干家庭。主干家庭在1982年、1990年和2000年的人口普查中，比例分别为18.8％、18.3％和19％。除此之外，城乡家庭类型多样化还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城市家庭中存在着丁克家庭(Double Income and No Kids)、空巢家庭和单身家庭。

　　丁克家庭，80年代以后开始在中国大城市出现。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不断调整，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完善，选择丁克家庭比例逐步上升，并呈现出向中小城市逐步扩大的趋势。目前对于丁克家庭的准确数字尚无法了解，但从各大城市的调查中发现，其数量已经有相当的规模。据估计全国丁克夫妇突破400万对，北京超过40万对，上海超过50万对，广州也有丁克夫妇30万对以上，发展速度非常快。

　　空巢家庭，指子女长大成人后纷纷离去，只剩下父母留守的家庭。从家庭类型看，它是核心家庭因子女的离开而形成的。代际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差异使一些有一定经济能力的人自主选择了较少引发矛盾和摩擦的分代而居的家庭模式。因此，在人口流动不断加快、分代而居成为普遍事实的情况下，空巢家庭的比例在增加。截至2004年10月，中国至少有2340多万老独守“空巢”；在城市老年家庭中，“空巢家庭”至少超过30％。当前，中国空巢家庭表现出进入空巢期的年龄提前、空巢期延长的特点。

　　单身家庭。这些年来，随着人们对婚姻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男女两性都强烈要求自我满足、自我实现。从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可以看到，一人户的比例为8.3％。

　　农村家庭类型变化主要表现为隔代家庭比例上升、分离的核心家庭增加、漂泊家庭的出现。

　　(三)就业结构变迁

　　1.就业形式市场化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城乡居民主要在国有和集体单位就业，由国家统一安排工作。1978年，城镇就业人员9514万人，其中在国有单位和集体单位就业的分别为7451万人和2048万人，占78.32％和21.53％，两者相加高达99.85％。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就业形式越来越多样化，人们在国有和集体单位就业的越来越少，就业的市场化趋向明显。2008年，城镇就业人员30210万人，其中在国有和集体单位就业的分别为6447万人和662万人，占21.34％和2.19％。这表明70％以上的从业人员已经不在传统的国有和集体单位就业，非公有制单位已经成为人们的就业主阵地。现在人们就业“不找市长、找市场”。在就业途径市场化的同时，就业流动实现自由化。

　　2.就业区位集中化

　　1978年以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其中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福建、山东、河北是第二产业聚集的地区，也是第二产业就业比重最大的地区。云南、西藏、贵州、海南、广西是第二产业就业比重最低的地区。

　　职业的分布同样出现地域集中性。我国的生产工人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其中工人在职业总体中所占比重较大的浙江(43.7％)、天津(39.1％)、上海(36.2％)、广东(35.3％)、江苏(31.5％)、福建(31.2％)。商业人员同样集中在这些地区。按照商业人员在全部职业中的比重排序，前七位分别是北京(15.8％)、上海(14.3％)、浙江(11.6％)、广东(10.9％)、天津(10.3％)、福建(10.2％)、江苏(9.4％)。

　　3.就业竞争激烈化

　　我国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2009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3％。但是，实际就业的竞争激烈程度和失业状况要比登记失业率反映的严重得多。近年来，大学生就业令人关注，一是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二是就业以后薪酬水平不高，生存状态不理想，出现所谓的“蚁族”和“夹心层”群体。

　　(四)城乡结构变迁

　　1.城镇化速度不断加快

　　1978年，我国城镇化率只有17.92％。到2009年，我国的城镇人口已经达到了6.22亿人，城镇化率提高到46.6％。2008年是45.7％，2009年比2008年提高了近1个百分点。1996年-2002年是我国城镇化水平迅速提高的时期，1996年我国城市化水平达到30％，到2002年达到40％，6年内提升了10个百分点。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逐步接近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不过，东中西部地区城镇水平差异很大。2006年，东部地区城镇化率为54.6％、中部地区为40.4％，西部地区为35.7％；城市化水平最高的是上海，为88.7％，其次为北京和天津，分别是84.3％和75.7％。由此看来，东部地区已经进入城市基本实现阶段，而西部地区则刚刚步入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与东部地区相差9年时间。

　　2.农民和农民工尚未真正城镇化

　　我国农民工数量已经高达2.4亿左右，其中跨乡镇流动的有1.5亿。农民工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未来城市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生力军，其比重已经达到43％，制造业、服务业等行业农民工占比超过50％，建筑业中农民工占比超过80％。第二，举家迁徙的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的新型居民。据统计，目前全国农民工中举家迁徙的已经达到3000万，占外出农民工的近20％，他们在城市居住长达7年甚至十几年。但是，由于农民工不能平等地享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低保、子女教育、住房等方面的社会政策，难以真正融入所在的城市。

　　(五)社会阶层结构变迁

　　1978年以来，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结构性的改变。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分化，一些新的社会阶层逐渐形成，各阶层之间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以及利益认同差异日益明晰化，以职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逐渐取代过去的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的分化机制。这些迹象表明，社会经济变迁已经导致了一种新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出现，并且，这种结构正在趋于稳定。与1978年以前的阶层结构相比，新的社会结构在基本成分、结构形态、等级秩序、关系类型和分化机制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方向发展，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阶层主体的变化，表现为产生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原有的一些社会阶层规模增长，一些社会阶层地位上升而另一些社会阶层地位则相对下降；二是社会阶层关系的变化，阶层之间社会流动率降低，阶层结构之间的张力有所增加。

　　第一，阶层结构出现定型化趋势，阶层边界逐渐明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出现了剧烈的变动，人们的社会地位在此过程中升降沉浮，但是，很多人的社会地位并不稳定，社会变化快和流动率高。经过30多年的发展，社会阶层之间的界限开始形成，以高档住宅区和企业家俱乐部为标志的富人活动领域形成，富人与穷人的区隔明显，不同阶层的消费分层明显，社会交往上相近阶层的交流较多，社会阶层内部的认同开始形成，特别是处于社会两端的人们的社会阶层意识明显。

　　第二，向上流动率降低，阶层复制现象增多。社会阶层定型既是跨阶层的社会流动率降低的表现，也是其结果。社会流动可以区分为复制式社会流动和替代式社会流动，只有从替代式社会流动中，才可能产生新的社会分层结构。所谓复制式社会流动，是指子辈与父辈的社会阶层位置相比，特别是职业地位相比，具有同构性和继承性，即人们常说的子承父业。例如，父母是农民，子女还是农民，就是代际间的复制式社会流动，子女复制了父母的社会阶层地位。替代式社会流动，是指子女的社会阶层地位不同于父母的社会阶层地位，父母的阶层被子女的社会阶层所替代，主要表现为向上的跨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在一个传统的封闭社会中，阶层的复制现象大量存在。在现代的开放社会中，替代式的社会流动较多，使人们充满希望，社会充满向上的活力。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处于大开放、大流动的过程中，农民可以进入乡镇企业就业，可进入城镇务工经商，可以从事个体经营。普通工人农民的子女可以通过考上大学，不再从事父辈的职业。20多年后，80年代初期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工进入中老年，其中很多人的子女初高中毕业后，也背上父母的行囊加入外出打工的队伍，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农民工群众日益壮大。当前，社会上流行的“官二代”、“富二代”、“穷二代”等就是根源于社会阶层复制。

　　第三，出现失利阶层和失意阶层，一些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的社会地位下降。历史地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绝大多数社会阶层成员的整体经济地位都有了较大改善。但是，在总体经济状况不断趋好的情况下，一些社会阶层的经济利益却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出现失利和失意现象。由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大量农民土地被征占，全国失地农民约有4000～5000万人，其中有一部分成为“种田无地、就业无岗、打工无技、低保无份”的“四无人员”。在国有和集体企业改革过程中，全国几千万工人下岗，尽管各级政府花了很大气力实行再就业工程，后来相当一部分下岗工人又重新找到了就业岗位，但是，在此过程中，不少人的经济状况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在阶层地位整体位次上移的情况下，一些社会阶层成员的社会地位却出现了下降。在城市化和城市建设过程中，一些农民和居民的房屋拆迁没有得到很好的补偿和安置，利益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相当一部分失业人员、失地人员、失房人员的经济利益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保障，社会阶层地位有所下降。失利很容易导致人们心理失衡，出现失意，对生活和社会产生不满。

　　近年来，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是出现了强势阶层与弱势阶层，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有所扩大，中产阶层成长遇到了新的困难。

　　二、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

　　社会需求是建立在个人需求之上的，是绝大多数个人需求的集中表现，但是社会需求又不完全等同于个人需求。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人们的社会需求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近十几年来，人们的社会需求表现出如下一些特征：

　　(一)需求更加现实和理性，显现出个性化特征

　　1978年以后，老百姓从近乎狂热的精神追求里走出来，在政策允许的条件下，开始正当地关注自身的物质生活条件改善，追求过上一种体面的生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社会需求开始呈现出个性化的特征，表现在衣食住行、休闲娱乐、文化消费等诸多方面。人们不再满足于一种单一的、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生活模式和消费模式，也不再满足于一种被安排的生活，表现出很强的自主性需求。

　　(二)基本生存需求逐渐得到满足，发展需求越来越强烈

　　我国于2000年之前就已经总体上进入小康社会，困扰中国人民几千年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上得到解决。1978年我国仅农村就有2.5亿贫困人口，而现在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下降到3000万左右，城镇有2000多万生活困难群众，国家对于这些生活有困难的城乡群众实施扶贫帮困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基本的衣食住行等生活需求满足之后，人们开始关注自身的发展，注重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的投资，注重精神文化投资和消费，希望能够更加全面地发展。人们渴望能够得到好的教育和培训，能够有好的发展机会和发展平台。家长对于子女的教育表现出前所未的重视，特别是城市家庭望子成龙心情更加迫切。

　　(三)基本需求的标准在逐步提高，权利需求越来越强烈

　　衣食饱暖等基本需求满足之后，人们开始由注重生活的量向注重生活的质方面转变，开始关注和追求生活的舒适和品位，人们不再简单地满足于有房子住，希望住上宽敞明亮、设施齐全、交通便利、环境优美的大房子；人们不再满足于有饭吃，希望能够吃得科学、吃得健康、吃得有档次；人们不再满足于有学上，希望能够上好学、上大学读研究生甚至读博士；与此同时，人们开始关注和重视自身的权利，希望能够有迁徙的自由，希望能够有表达的权利、参与的权利，希望自己的知情权、监督权等能够得到保障和实现。

　　(四)社会安全需求越来越强烈

　　由于生活质量的提高，也由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人们的社会安全需求越来越强烈地表现出来。这也是现代风险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近年来，人们对于就业、养老、住房、医疗、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交通安全等方面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由于制度的不健全、不完善，由于政府工作不到位、不得力，人们的社会安全感不稳定，对社会安全的满意度不高。

　　(五)阶层之间和代际之间需求差异较大

　　由于收入条件、生活经历等不同，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社会需求有很大差异。城市中产阶层出门希望有自己的车子，农民出门希望能够坐上公交车；相当一部分城镇居民希望能够粗茶淡饭，减少肥胖和心血管等方面疾病的困扰，而相当一部分农民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农民希望能够一日三餐都有肉吃，增加营养成份；普通百姓希望穿干净整洁、体面的衣服，富人大款则希望穿着高档名牌；普通百姓希望能够参加体育运动，有钱人则希望打高尔夫球打保龄球，玩高雅运动。

　　不同年龄段的人社会需求也有着较大的差异。老年人追求稳定、安逸，青年追求变化和新奇。80后、90后农民工与他们的父辈们相比，对于工作地点、职业环境、工资待遇、个人权利等方面表现出很强的自主性和选择性。正是由于青年一代农民工与其父辈社会需求的差异，他们往往敢于对一些雇用他们的企业老板说“不”，劳资关系因此比以往更加复杂，劳资冲突大大增加，农民工中出现有人没事干和有事没人干并存的现象。

　　三、社会风险不断加大

　　社会结构和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动带来了诸多的社会风险，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滞后进一步加大了这些社会风险。

　　(一)养老风险加大

　　一是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全球化难题，我国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老龄化社会来得早，是“未富先老”，而且来得快、持续时间长。西方国发达国家60岁以上人口比重从5％上升到10％，普遍用了40多年时间，而我国只用了18年。2008年末，我国60岁以上人口近1.6亿，占总人口的12％。老龄化、高龄化社会加大了养老和医疗保障的风险。初步测算，到2040年，我国将从目前的7个劳动力供养1个老人演变为3个劳动力供养1个老人。二是家庭结构小型化和传统的社会支持网络缺失直接影响养老保障。三是农村土地减少和土地保障功能的弱化也直接加大了养老的风险。
 
(二)生存和发展风险加大

　　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的快速推进过程中，社会结构快速变迁，生存和发展风险加大。一是就业问题、住房问题、医疗问题、教育问题更加突出，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日益突出。一些人因为就业困难、看病困难、上学困难，发展能力受到限制。农村“留守儿童”和城市农民工子女教育状况堪忧。由于缺少医疗保障，城乡居民中因病致贫现象仍然广泛存在，农村更为严重。二是家庭发展风险加大。分离家庭、漂泊家庭带来了家庭的不稳定，生活品质的降低。独生子女面临着成长的风险、成才的风险、婚姻的风险和养老的风险。三是工伤事故增多对脆弱的家庭生存和发展带来很大伤害。

　　(三)贫富差距扩大风险加大

　　我国的收入差距正呈现全范围、多层次的扩大趋势。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国际上最高在2倍左右；地区间差距拉大之势虽有所减缓，但仍在扩大；行业之间职工工资差距也很明显，最高的与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二次分配不合理也是原因之一。在二次分配中，没有以制度形式明确各级财政用于社会保障以及转移支付比例，难保二次分配的公平性、合理性。由于现有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在二次分配领域甚至出现“逆向调节”现象。在城镇就业人员中，养老、医疗保险参保率仅为62％和60％；农民工的参保水平更低，参加养老、医疗保险的不足20％和31％。

　　(四)社会融合风险加大

　　1亿多农民工及其家属进城成为城市化快速推进的主要力量，但是由于不能平等地享受包括社会保障权益在内的经济社会权利，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难以真正融入到所在的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和农民工子女在这方面的问题尤为突出，很多人就是在城市出生、成长的，根本没有农村生活的经历和经验，他们既不认同于父母的老家农村，也不同认同于所生活的城市，或者说不被所生活的城市所接纳，成为心理上没有归属的群体。很多中等职业学校、高级职业学校技术学校毕业生和大学毕业生等在流动人口中所占比重增加，他们在城市不仅要打工挣钱，而且还要找到“生活的意义”，要求归属感、认同感和被认同感。流动人口居住的区域相对比较集中，在很多城市里居住在所谓的“城中村”。北京城乡接合部居住1万人以上流动人口的城中村就有100多个。一旦发生冲突，场面会难以控制。

　　(五)社会和谐风险加大

　　在社会结构变迁中，不同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之间的张力也在增加。政府机关、事业单位需要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但是，任务十分艰巨。不改革不符合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方向，现在的保障办法效率不高，而且引起广大群众的普遍不满；改革搞不好又会受到既得利益群体的反对，困难重重。近年来，由于单位和行业之间社会保障待遇差距过大引发的社会矛盾不在少数，有些问题是保障不到位造成的，有些问题是横向比较保障水平较低引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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