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城市不要丢失公民生活与人本文理想

徐贲：城市不要丢失公民生活与人本文理想

时间:2011-02-28 09:32 作者:徐贲 来源:作者博客2011-02-26

　　一说起“城市”，人们一般想到的首先是人口密集、有许多街道和高大建筑物、人群熙攘、商业活动频繁的地方。这固然不错，但是，“城市”并不只是一种居住地的形式，还更是一个与人的身份定位和群体制度有关的“观念”。这个身份定位便是“公民”，而群体制度则是“共和”和“民主”。

　　城市的观念

　　“城市”的观念与“公民”的观念是联系在一起的。是古希腊人创造了“公民观念”（citizenship），citizenship也可以翻译成“公民性”，它与“公民”有关，但并不具体实指个体的公民，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公民观念。“公民性”这个观念把属于公民或公众的公共领域从传统的部落、族群或其他亲缘关系区分开来，形成一种新的公共生活方式。公民性是以政治特征为标志的，因此，希腊语的“政治”（polis）也常常理解为“城邦”（city-state）。当然，城邦的范围并不一定以“城”（城墙）为限，例如，雅典城外的“乡村”人口，也是雅典城邦的公民。

　　现代的城市往往以“人口密集居住”来界定。例如，按照美国人口调查局的规定，城市（即都市，urbanized area）是一个或数个“中心地方”（central place）与邻近周边人口密集地区共同构成的，人口至少是5万。当然，这个界定并不适用于其他国家。

　　古代的城市是以城墙来划界的，但也以其特殊功能为特征。城市研究专家，瑞典学者斯乔伯格(Gideon Sjoberg)曾这么说：“何谓都市？它是有相当大的面积和相当高的人口密度的一个小区，其中住有各种非农业的专门人员，包括文人。”伯格尔（E. E. Bergel ）在《都市社会学》中同样以“非农业”来定义城市：“任何集居地方其中多数居民是从事非农业活动的，我们称之为都市。”《现代社会学词典》也是一样：“人们居住在一个比较小的地区并从事非农业的职业。一个都市人口的活动是专业化的，且在功能上是互相关系的，并由一个正式的政治体系所管制。”

　　古代的城市可以方便地与“乡村”区别开来，但是，世界进入现代以后，城墙拆除了，范围扩大了，再加上农业的性质也在发生变化，如出现了农业产业和农业商贸，城市和都市的界限变得相当模糊。今天，“城市”实际上是在“功能”和“法定”这两个意义上来说的。

　　“功能的”和“法定的”城市

　　功能的城市观认为，一个中心与其周边地区只要起到都市功能，便算是城市。历史的城市观基本上都是功能性的。中国古代对都市的特质定义为一个行政、防卫、文化、生产、交通、保养等各方面都负有中心使命的人类集团。所谓“国城曰都，都者国君所居”。都市是政治中枢。《汉书·食货志》中都市二字曾出现：“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市为货物集散、人群聚集的地方，也就是商业贸易中心，都是被理解为商业或经济性的聚落。

　　在西方，“都市“最早的象形文字为圆圈内加一个十字，其中十字代表道路将人们、商品及思想聚合在一起，圈则代表壕沟或围墙。而现代的都市则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中心地区，聚集着各种技能的人口集团，在粮食的生产方面需依靠外地，通常依靠制造业和商业，以满足市民们的需要。

　　城市的另一种规定方式是“法定”，也就是由政府规定哪些地方是城市，哪些地方不是。法定对“城市”特别重要，以美国为例，法定的城市可以征税、提供各种公共服务、选举政府管理机构的成员等等。当然，在一些别的国家里，城市还享有国家拨款、财政补贴、资源优惠、特别供应、居民有上学、就业的优待和特权，所有这些都是农村地区想都不敢想的。

　　从历史上看，所以的城市都是先功能，后法定的。人类12000年前有了农业，所有的人都从事农业。有人说，从有人不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城市就开始了。这个说法当然已经离现代城市非常遥远。从有城市开始，城市就一直与“权力”联系在一起，有的现代国家让城市享有种种“优待”，也都是权力使然。

　　城市的权力是等级化的，也是集中的。权力集中在城市里，对乡村扩散和延伸它的控制，使财富和资源不均等地流向城市。而且，城市的权力总是掌握在少数城市精英手里，他们是决策者和组织者，控制着各种资源和统治制度，操纵别人的生死。他们征税、练兵、订立法律，为的就是维护这样一种权力秩序。再者，城市是文化和教育的地方，城市发明了文字和簿记，商贸发展起来，有了财富，更强化了城市的力量。

　　城市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斯乔伯格把城市分成不同历史阶段的四个种类，分别是前文字、封建、前工业化和都市工业化的城市。出现城市，开始不过是因为有人能够不直接参加农业劳动，而以别的方式来谋生。到了封建时代，欧洲出现了一些比小镇好不了多少的城市，房屋简陋，街道泥泞。中世纪的时候，由于政治权力得到加强，城邦扩展了，欧洲出现了前工业化城市，典型的代表就是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有很发达的商贸、文化，还有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随着工业化发展而进入到都市化时代，城市的面貌整个发生了改变，有了宽阔的大街、摩天大楼和商业中心。今天大多数人心目中的城市都是最后这一种，而“城市发展”更是完全按照这个模式在进行，规模变得越来越大、建筑变得越来越高。

　　城市的异化和市民人本主义

　　这样一种发展往往强化了城市对人的异化作用，城市生活使得人变得特别渺小、无助、孤独、压抑，充满了焦虑和不安全感。这是一种不幸福的生活。久而久之，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忘记了，“城市”的观念曾经是与“市民”（“公民”）的观念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只是被动地寄生在城市巨大而冰冷的躯体上，再也不在意没有“市民”便没有城市的道理。

　　“市民”曾经是共和理想的核心，当好一个市民，这曾经是人的自由、理性和自我治理价值的体现。这样的理念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市民人本主义（civic humanism）中得到了朝气蓬勃的表达。市民人本主义强调，人是介入这个世界的伟大力量，这一人本主义者形成了一种关于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公民理论。它借用了古典的传统，但同时也扎根于佛罗伦萨的特定城市经验。人本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的布鲁尼（Leonardo Bruni 1370-1444年）在《佛罗伦萨赞》（Panegyric to the City of Florence）中，把罗马共和，而不是后来的罗马帝国，当作共和城邦的模范，同时也把古罗马哲学家、政治家和宪政主义者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当作自己的楷模。布鲁尼赞美西塞罗捍卫共和理想与公民精神，崇尚公共事务参与和积极生活的公民美德。这样的积极生活是在商贸和政治活动中实现的，与14世纪之前的书斋、静修、沉思、哲理思辨的人文精神完全不同。财富不再被视为知识或灵魂解救的障碍，而成为提升公民能力和道德的条件。尤其是1389至1402年间，佛罗伦萨共和国与专制扩张的米兰进行对抗，佛罗伦萨成为自由的象征，市民人文主义也成为佛罗伦萨自由“新人”的思想旗帜。

　　除了中世纪的意大利共和城邦，历史上几乎没有任何一种城市生活方式像雅典那么广为世人称道。为什么呢？因为它们的市民生活方式是与“公民性”脱离的，城市只是一个方便的谋生之地，与人本主义的理想，与生气勃勃的市民精神和好的公民生活失去了关系。

　　雅典领袖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中，曾把民主城市对于好的公民生活的意义归结为城邦“由大多数人而不是由极少数人加以管理”。“法治”和“平等”对于城邦同样重要，“法律在解决私人争端的时候，为所有的人都提供了平等的公正；在公共生活中，优先承担公职所考虑的是一个人的才能，而不是他的社会地位，他属于哪个阶级；任何人，只要他对城邦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湮没无闻的”。而且，“自由”能使公民相互宽容，“我们在政治生活中享有自由，我们的日常生活 也是如此，当我们的街坊邻居为所欲为的时候，我们不致因此而生气，也不会相互猜疑，相互监视，甚至不会因此而常常给他们难看的脸色，尽管这种脸色不会对他 们造成实际的伤害。我们在私人关系上是宽松自在的，但是作为公民，我们是遵守法律的。对当权者和法律的敬畏使我们如此。我们不但服从那些当权者，我们还遵 守法律，尤其是遵守那些保护受伤害者的法律，不论这些法律是成文法，还是虽未写成文字但是违反了就算是公认的耻辱的法律。”

　　每一个公民都关心城市生活品质、道德健康和民主政治秩序，这是公民的责任，如伯里克利所说，“一个不关心公共事务的人不是一个没有野心的人，而是一个无用之人”。比起雅典时代，现代的公民社会理应更加如此，也更强调“公民”和“公民性”、“是公民”和“当公民”的区别。“公民”（citizen）是一种形式身份，任何一个国民，有一本护照或者一张身份证就算是有了某国公民的身份。但是，“当公民”和“公民性”（citizenship）却不同，它是一种法权身份，也就是说，一个人只有当他拥有并能自由行使民主公民政治的最高法律(宪法)所赋予他的全部权利时，他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公民。

　　民性不仅要维护公民的法定权利，而且还有坚持“公民责任”和强调“公民风范”，在城市的范围内，不妨也可以称之为“市民风范”。有人把citizenship一字中的ship解释为如“船”那样的载体，“公民 性”装载的是不仅是权利，还装载着公民的责任、道德、信仰、信誉、修养、素质、自律、人际关爱、承诺、信任等等。这样的公民观念应该有助于我们形成一种与“好的城市”密切相关的新的城市观念，它向往的是以人为本（“人本主义”）的城市化，也是一种更公正，更开放、更宽容、更民主的城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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