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格局的新变化及我国的应对策略

国际政治格局的新变化及我国的应对策略 

2011年02月15日 14:03:26 　来源： 红旗文稿
 
 

 
　　新世纪头十年里，西方有“十个没料到”：一没料到昔日所谓冷战的“胜利者”成为今日的“失落者”；二没料到苏东剧变后，却“反常地标志着西方阵营的困境及在世界领导地位下降的开始”；三没料到俄罗斯会“抵抗西方势力和西方价值观”，最后弃西方而去；四没料到新兴大国如此快速进入世界舞台中心；五没料到中国非但没有跟着苏联“垮台”反而“横空出世”；六没料到“历史终结论”成为“历史乌托邦标志”；七没料到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同质化的幻想被打破；八没料到 “美国模式”、“华盛顿共识”遭遇“声誉扫地”之困；九没料到这十年成为“美国焦头烂额的十年”和“西方失去的十年”；十没料到“世界对美国的改变远远超过美国对世界的改变”。

　　西方面对“十个没料到”，本能产生出巨大的失落感、危机感、认识滞后感和不适应症，全球战略平衡打破，“世界重新排序”，西方惶恐不安。

　　当下，西方仿佛从“噩梦”中惊醒，纷纷反思、调整、变革其内外战略，并频频对我制造矛盾与麻烦。我们应在认真分析当前国际政治思潮内涵的演变、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变化的基础上，准确判断西方“噩梦”惊醒后的反应，牢牢把握我们国家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历史方位，冷静应对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国际形势中的新情况、新动向，科学有效实施和改进提高我对外战略水平，维护发展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

 
一、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是进入新世纪头十年的“强大加速器”和“强大信号”，它打破了上世纪90年代西方“无忧无虑的后冷战间歇”和“充满幻想的插曲”，是世界进入21世纪初地缘政治的标志性事件。随后，世界地缘政治经济版图上出现了令西方不愿看到的现实、不愿接受的结果和不情愿认同的前景

　　（一）西方为动摇其新保守主义的道德根基而沉痛。“9·11”后美国迅速扛起新保守主义大旗，军事上先发制人，外交上单边主义，阿富汗、伊拉克的军事冒险，既没给海外民主试验带来“民主”，又没给世界带来“和平”，却让美国背上了“世界危险之源”的恶名。美国不仅“卷入旷日持久的困境”，也在道德、声望与信誉上遭受“毁灭性打击”。美付出了沉重而苦涩的代价，雄心受挫，痛定思痛，开始“从冷战后的得意和自信转为失望与退缩”。

　　（二）新自由主义使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陷入意识形态恐慌”。美国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让世界“经历了不受约束的盎格鲁—萨克逊自由市场经济的血腥和不公正”。曾一度被视为“楷模”的“美国模式”、“华盛顿共识”，把“世界各国都变成了受害者”，现在受到世界的指责和诟病。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深感震惊而茫然，挫败感和迷茫感油然而生。

　　（三）世界出现多种政治经济模式令西方深感不安。西方势力之外力量中心陆续出现，新兴大国崛起，G20“体现出新的力量平衡”与全球事务管理、合作的新姿态，改变了长期由北方主导南方、欧美主导世界的地缘政治格局，西方有一种不祥之兆。一是在新世纪的地缘政治格局中，为“西方不再占据支配地位”而担忧。基辛格准确把握了美国人的心态与处境：“美国有史以来首次面临既不能退出又不能主宰世界的困境”。二是认为“新兴大国对现有秩序发出的挑战”造成了西方力量失衡。西方舆论称，远东的崛起“已经发动了‘争夺财富的世界战争，’他们实力的增强，导致‘西方衰弱，’他们的崛起是我们的衰退”。三是为西方没有获得冷战的最后胜利而失落。新兴大国政治经济模式各式各样，世界没有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同质化，俄离开西方的政治视线渐行渐远，深感自己却成了“冷战的失败者”。面对“新角色崛起”，西方忧虑“威胁到我们的民主和自由”。

　　（四）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让西方感受到“重大威胁”。西方从未停止过对中国要崩溃的预测，并多次列出中国要崩溃的时间表：“北京政治风波”、苏联解体、邓小平逝世、香港回归前后、SARS期间、中国加入WTO、国际金融危机，都是西方预测“中国要天下大乱”的时间节点。冷战后的20年，中国非但没有乱，反倒是西方不安宁了；“中国崩溃论崩溃”了，中国崛起了，这大大超出了西方的预期。曾提出“历史终结论”而名声大噪的福山主动修正自己的看法：“‘中国模式’的有效性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人类思想宝库要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然而，中国的崛起，又让西方患上了新的不适应症：中国的成功，西方“感觉到战略上的震动”，认为“‘中国模式’已经成为美国和欧洲自冷战结束以来首次必须认真对待的挑战。”

二、历史的镜子中，照射出未来之路。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国际政治格局将在前十年变革的基础上继续演变，“中国道路”将成为下个十年国际政治中的热门话题

　　（一）一球多制，多元共存，世界多极化将继续成为国际政治格局发展的基本方向。世界力量已初步出现从西到东、从北到南的转移进程，继欧美之后，亚、非、拉具有全球影响的地区大国出现。基辛格分析说，一些国家已经成长为强权大国，同时存在着几个实力相近国家的世界。国际权力呈分散化态势，世界多极化特征明显。非西方力量在世界事务中影响力上升。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模式多样化、文化多元化将是世界进入下个十年的基本面貌。享誉世界的美国已故世界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6年前深刻断言：在全球大动荡中诞生的新世界将因其多重政治格局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局面；初生的新世界的特征不仅表现为政治格局的多重性，而且表现为文化发展的多元性；幸运的是，世界历史的趋势是向全球多样化发展而不是走向同一化；今天，再也不能断定只存在一条资本主义道路了。

　　（二）各种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相互依存、调整变革、竞相发展将成为国际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一是多元共存。20国集团中，有很多不同的发展模式；亚洲模式也有不同的版本；即使是美国盟友的国家，也是千差万别。继续认真规划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各类国家共同的追求。二是变革调整。国际金融危机告诫世人，任何一种制度与模式并不完美，其获得的成功并不意味着永远成功，更不可能适用于全世界。经过国际金融危机的洗礼，各大国及世界各类国家着眼于“后危机时代”，谋求模式创新、战略调整、自身改革成为潮流。三是相互竞争。全球化是地缘政治的竞技场。国际政治关系中的制度之争、价值观之争、发展理念之争、软实力之争、话语权之争将趋于上升。四是西方与非西方在制度、道路、模式、理念等方面的斗争更趋复杂。美西方不会放弃其所谓价值观的普世性，不会坐视其既有优势和主导权的丧失。而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成就与不断增强的自主性，同西方政治经济模式所谓的普世性、意识形态的优越性的斗争提供了有力支持，越来越不愿意受制于“西方中心主义”。

（三）西方软、硬实力相对减弱，但绝不愿坐视其核心价值、既有优势和主导权的丧失；在国际政治力量对比中，美国虽失去绝对优势，但仍是“独一无二”的强国，仍处在世界体系的最高层。在新世纪头十年和第二个十年的历史联结点，西方处在一个矛盾、震荡、调整、变革的转折点。其阶段性特点是进行反思与变革：一是认为世界政治体系的发展与苏联解体后西方所抱有的幻想背道而驰，西方犯了“灾难短视”的错误，现在要正视“世界重组”和“全球政治觉醒”的现实，承认“不是美国没落了，而是整个人类崛起了”的现实，“美国将是最伟大、最强盛的国家，但是仍有其他强国并肩”(基辛格)，美要学会与西方之外的政治力量重新相处；二是对“9·11”后恶意盛行的单边主义的深刻反思，认为美没有将自身面临的安全威胁置于全球合作框架，承认“美国无法单独解决世界问题”，奥巴马是在对美进行“拨乱反正”的重要转折时期执政，决心“开启与世界重新交往的时代”；三是对新自由主义的恶果进行深刻反思，认为美式资本主义及其主导下的发展模式将“大规模金融杀伤性武器”推向全球，新自由主义含有最终导致其灭亡的种子，开始重新判断资本主义何去何从及其变革。西方的调整与变革已经开始，第一，要看到其变革的艰巨性；第二，要看到其化解危机、自我修复和变革图新的适应能力；第三，西方不会接受“西方没落”、“美国衰弱”的观念；第四，西方将会坚定捍卫其价值理念，美国将固守“美国始终是一个国际领袖”的信念不变。

　　（四）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推动、丰富了多极化，影响力上升，将成为国际政治中的热门话题。国际舆论称：“中国在世界舞台的再次崛起是近年来最有影响的地缘政治事件之一”。“中国角色”在变化中的国际政治格局中被视之为“核心内容”。追溯中国改革开放起始的时间节点与中国崛起的历程，历经了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的一个个特殊敏感的时期：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历史选择；80、90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遭遇重大挫折，中国面临走什么道路的重大抉择；新世纪头十年，中国又面临着破解一系列发展难题，特别是面临化解国际金融危机的风险。30多年来，中国在世界历史的风风雨雨中，成功走出了一条符合自身特色、顺应世界潮流的道路，形成了科学的发展理念与模式，产生了世界影响，以自己卓然的“个性”和独特的风貌，改变了国际政治力量对比：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是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国家，中国是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大国，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是一个完全没有按照西方的指教行事而取得进步的国家，中国以这样一种多重身份进入世界体系，特别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改变了国际政治格局结构”，引起世界上不同的声音在评论中国，不同的立场在看待中国，不同的态度在对待中国，不同类型的国家在全方位聚焦中国：支持、期待、炒作、捧杀、质疑、忧虑、牵制、敌意、围堵者应有尽有，“中国模式”成为国际政治中热议、热门、热点与敏感话题。

三、站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历史起跑线上，我们应以卓越的政治智慧，强烈的忧患意识，静观天下大势，找准位置，审时度势，因势而为，化解风险，积极作为

　　（一）把握国际政治格局和我外部环境的新变化，找准我国家身份定位，增强忧患意识。第一，国际政治思潮、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国际政治体系结构有新的变化，但现有的世界秩序没有崩溃，新兴大国是在现有的世界秩序下的崛起，尚处于成长期，它们还没有能力追求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对抗，“一超多强”格局没有被颠覆。第二，国际政治力量的发展变化仍不平衡、不对称，不能将美国和西方的衰退估计过高。美国和西方力量虽相对减弱，但没有衰落，在现实国际体系中，美依然是“头号大国”；发达国家综合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领先格局没有动摇，新兴大国要成为全球治理中重要的、名副其实的一员，尚有很长的路要走。第三，坚守我发展中国家的定位，事关我国前途与命运。我国在现有的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国际制度结构中有差距。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在不断发展与完善之中。中国崛起将是一个复杂漫长的历史过程，应避免超水平透支我发展实力，减少崛起成本。第四，我国是苏联解体后惟一的社会主义大国，社会主义在与西方资本主义竞争中仍处在弱势地位，要避免成为西方矛盾的焦点，减少发展进程中的阻力和外部压力。

　　（二）我国进入崛起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利益碰撞期，应有效化解“十大矛盾”。中国崛起正面对各种“崛起难题”；我国作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大国，比其他大国崛起面临的麻烦更多、更复杂。美国认为我国挑战其“领袖”与“霸权”地位，攻击我国政治制度，向我国发出意识形态攻势；西方国家“用显微镜观察中国的毛病”；新兴大国与我国展开竞争；周边国家对我国防范；一些发展中国家既希望我国给予支持，又以焦虑的心态看待中国。我国面临一个高度敏感期和矛盾多发期，我们应努力化解以下几大大矛盾：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西方意识形态的矛盾；二是中国崛起与西方遏制的矛盾；三是中国快速发展与世界各类国家日益增多的利益摩擦的矛盾；四是中国发展的实际水平与国际社会赋予更高期待的矛盾；五是同周边国家“疑华”、“借美制华”的矛盾；六是同新兴大国关系利益调适磨合出现的矛盾；七是有效化解所谓大国崛起必然引发国际战略格局剧烈动荡的矛盾；八是大国崛起应避免与当下的霸权国家和世界政治体系发生正面对抗的矛盾；九是国内问题中的国际因素、国际因素中的中国因素双向互动的矛盾。

（三）抓住重点，全面布局，切实提升我国外交质量与水平。第一，中美关系关系我国战略全局。对中国的敌视根源在美，但中美没有美苏冷战时期全球称霸的对抗性，我国对美工作空间广阔，回旋余地大。美目前是“傲慢与脆弱的结合体”，对其傲慢，巧于周旋；对其脆弱，适度兼顾其心态、利益与关切。第二，盘活我国外交资源，推进全方位、立体化外交，妥善处理各方关系，扩大、深化同各类国家利益汇合点。加大对发达国家工作，巩固在大国关系调整中的主动地位，善加利用美及西方国家的内部矛盾，以防西方联手“制华”；增进同新兴大国的战略互信和机制化交流，加强合作深度与依赖；巩固周边战略依托，提高处理涉主权争端的能力，加强与美在周边事务中的协调与合作，减少中美在地区战略上的分歧；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作投入，夯实外交全局中的战略根基；积极开展多边外交，维护我国家利益，提升我国际地位。全面开展各领域外交，增进国际社会对我们的理解和支持。第三，努力改进公共外交观念与方式，创造具有中国民族特色又顺应国际规则的公共外交话语体系。思想实力是建构大国地位的基石。世界越来越需要一个更懂得、更善于说清楚中国的中国式的公共外交。要组织专家队伍，认真研究提升国际话语权、增强软实力的“中国方案”，如何用外国人能听懂的语言，向国际社会讲清楚中国的未来走向和发展目标，让外部世界不要误判我发展意图，减少对中国实力增长的误解和恐惧，成为当下紧迫之思和刻不容缓之举。

　　（四）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在有优势和有影响力的领域重点开展工作。世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世界更加关注中国和中国共产党，越来越多的外国政党愿同我党加强往来和交流。在我对外工作面临矛盾多发期、突发期，政党外交通过业已形成的高层往来、传播工程、政党培训、智库交流、特色调研、民间外交和经济联络等多种形式与机制，充分发挥其“政治家外交”、“基础性外交”、“预防性外交”和“人文化外交”等优势与潜力，努力化解外部世界各方矛盾，积极规避风险，缓解国际社会的疑虑、敌意和压力，树立我党良好的国际形象，为赢得我战略机遇期发挥更加积极有效的作用。（孔根红 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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