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占阳：民主是民生的政治基础

王占阳：民主是民生的政治基础

——2010年12月19日在创建中国新文化第十九次研讨会上的发言

作者：王占阳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1-14

　　■民主不仅是保障产权的，而且也是一种重要的分配机制。公平公正的二次分配就是靠民主机制才搞起来的。现在有一个观点是想先搞民生后搞民主，我是不赞成的。面对分配制度改革，假如没有民主这个要素的介入，那就不可能搞成。

　　一、不宜高估民主的经济基础

　　首先，我很认同一点，这就是民主是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如果说民主在任何条件下都可以横空出世，这不太实际。我想，华盛顿为什么能在当国王和当总统之间做出那么好的选择?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有一个农场，他有退路。回去以后在农场一待，自由自在，很惬意，何必非要违背理念当国王?美国制宪会议主要是由农场主构成的，他们又从“五月花”起就是精神贵族了，在这样的经济文化基础上，就比较容易走向宪政民主。否则，长期贫困、愚昧后出现的掌握了政权的贪婪、愚昧的暴发户，几乎只能是以继续专制腐败为方向，除非是有外力强制改变他们的方向。

　　但另一方面，我们对于民主的经济基础，也不宜高估。民主往往是在很穷的情况下搞起来的。民主原本是一种“穷制度”，原始民主就是这样。后来的西方民主也是在原始民主两次复辟的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不是富裕以后才搞的。

　　西方历史上有过两次从文明到野蛮的倒退，也相应地有过两个“黑暗时期”，这是西方得以在比较落后的状态下走向文明时代的民主政治的历史秘密之所在。

　　这两次大变局，一次是在特洛伊战争时期的古希腊，来了一帮叫做多利斯人的原始希腊人，他们把当时的希腊文明灭掉了，古希腊进入了长达四百年的黑暗时期。但这个黑暗时期实际上是做了一个杂交育种，也就是把原始文明的自由、平等、民主等等要素与当时中东地区的世界最先进的古代文明成果重新组合了。这就创造了我们所熟知的第二个古希腊，特别是创造出了以雅典为代表的富有自由民主特征的古希腊文明。这对后来的欧美历史和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方古典文明发展到罗马帝国时愈益东方化了，或者说是愈益普世化了。农业文明的正常政治形态就是所谓的东方专制制度，而罗马帝国的政治制度也在岁月的流逝中日益成为东方式的专制制度了。但在这时，富有自由、平等、民主要素的原始文明又再次注入到了西方社会。这就是，罗马帝国末期，从东方又来了一大批处于半原始、半文明状态的野蛮人，这就是日耳曼人。他们挥舞着战刀，把罗马帝国灭掉了，西方又从文明社会一下子退回到了接近于原始社会的落后状态。罗马城变成了放羊的地方。国王和贵族都跑到农村去了，因为他们太落后，不喜欢城市生活。农村长期实行日耳曼人的农村公社制度。土得要命的贵族在那里其乐融融。在这种格局中，后来才会有自由城市的出现和发展。农村半原始人的自由、平等、民主因素在自由城市里生长起来了，西方在中世纪的自由城市中开始往自由、平等、民主的方向发展了，尽管当时西方的经济文化水平比中国、阿拉伯等地落后得多。

　　西方的路子和我们不一样，关键是因为它经过了两次文明和野蛮的大重组。这种重组每一次都带回来了已被农业文明逐渐消耗掉的原始的自由、民主、平等因素，并导致了新的创造和开拓。这种走上自由民主道路的关键环节，并不是单用经济因素所能解释的。

　　二、没有民主就难有公平分配

　　再一点，王女士说民主能保障财产，但是不能创造财产。保障财产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还应该看到，近百年来世界民主发展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有了普选权，民主的功能也不再限于保障私有财产。

　　西方19世纪的工人太穷、太无知，确实搞不了普选。但文明程度提高后，他们就能搞普选了。这些搞普选的工人，他们也没有什么财产。虽然工业革命早期的欧洲工人倒像我们现在农民工，有些人在农村起初还有一块地，但到十九世纪后期，这些搞普选的工人反倒没地了，彻底无产了。

　　实际上，越是到20世纪后半叶，看得就越清楚：其实民主不仅是保障现有产权的，而且也是一种重要的分配机制。二次分配主要是靠民主机制才搞起来的。对于缺乏产权的中低收入者来说，民主的主要经济价值不是在于保障私有产权，而是在于分得财富，增加财富的拥有量。这些财富是其本来应得的，但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才能切实分得，并使之确有保障。所以，现在有一个观点是想先民生后民主，我是不赞成的。从公有到私有的产权制度改革是可以用下命令的办法的，这是可以做得到的，至少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这样。但若面对分配制度改革，假如没有民主这个要素的介入，那就不可能搞成。举一个例子，房地产，去年地方政府卖地赚了一万多亿，然后中央和地方合起来说是要给保障房投入一千多亿。这一千多亿只是一个计划，实际是只投了几百个亿。我们的新闻联播只宣传这几百个亿，对那九千多个亿就不吱声了。这怎么能搞出公平分配呢?所以说民主改革是现在就应抓紧做的事儿。

　　我认为，我们当前讲三权分立，最重要的就是讲财政分权制衡。公众不太明白三权分立是怎么回事，实际上三权分立跟老百姓的利害关系非常大，问题是我们学界能不能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任何单位，会计、出纳、审计不能由一个人干，这是老百姓都知道的事情。这个道理放大了，就是财政分权制衡，财政三权分立。宪法规定的人大的财政决定权长期被虚化，这个要纠正。政府在财政上应当只是一个大出纳，这样才能叫“行政”。审计权也应当转归人大，而不是仍归政府，否则就是自己审自己，怎么可能取信于民?现在随便改变财政预算，挪用财政资金，全都没有司法上的问题，不会因此蹲监狱，至多只会受到纪律处分，这怎么能行呢?立法至今仍然没有介入财政领域，实在是太落后。有财政立法和执法，才会有财政三权分立。财政三权分立是确保人民利益的好制度，怎么能说成是“资本主义制度”呢?

　　方才笑蜀说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怎样才能从小众民主变为大众民主?我认为最大的交集点、突破口就是公共财政。首先要告诉老百姓，讲财产性收入不能只讲私有财产的财产性收入，其实我们还应有公有财产的财产性收入。公有财产那么老多，怎么就会没有相应的财产性收入呢?公有财产的收入应当就是大家都能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收入，而不是抽象的、神秘的“国家收入”。这样来讲，文章就多了，观点也能大众化了。比如，三公消费就很能引起老百姓的关注。有些老百姓可能对民主理论一窃不通，但它关注三公消费问题，希望把财政资金较多地用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这就是已经开始介入民主进程了。在这个基础上，学界就可以进一步说：要搞民生财政，就得搞阳光财政，不然你偷着花钱，我们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在搞民生财政呢?这个道理很浅显，老百姓一听就明白，不听也能悟出这个理来。这样老百姓就开始介入公共财政、介入民主进程了，尽管他可能还不知道关注财政与民主有什么关系，甚至还有可能抱着“民主与我无关”的错误认识呢!再往后，到一定时候，老百姓又会觉悟到：这么多钱，都是大家的，不能几个人决定，应该放在人大，由大家开会来决定。这就是从民生财政走向民主财政、从民生走向民主的历史规律与政治逻辑。

　　应当明确，我们不能指望一个民主变革是以全国人民都已通晓民主理论为基础的变革。这样的基础是等不来的，也是创造不出来的。一切民主变革都是以公众对于他们最切身的经济利益的体认为基础的，是由此而产生的半盲目、半自觉的历史变革。这种变革，在我们这个时代，跟英美革命时有所不同。他们那时主要是一个税收的问题，我们现在则是份量更重的公共财政问题。这种公共财政问题当然也包括税收问题;不只是增税，减税也是公共财政。这种公共财政的最大特点是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份量大大增强了。这就使这种改革不仅是来自于产权所有者保障产权的需要，而且更是来自于中低收入群体参与和享有公平公正的国民收入再分配的需要。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大特点，也是我们推进民主政治的一种特别有利的社会政治因素。所以，我们应当以推进公共财政作为推动大众民主的关键环节，这样就可以不只是让已经有理论自觉的老百姓，而且也让那些对民主理论一窃不通的老百姓，也都能够成为民主改革的动力。民主改革是一种历史大潮。凡属历史大潮都有盲目性的方面。问题的关键在于它的自觉性方面的引导是否恰当，而不是在于公众是否拥有广泛深厚理论教养。

　　三、西方民主：资本主义民主还是社会主义民主?

　　今天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首先一个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年3月份，我在北京碰见一个美国人，他问我：什么是社会主义?我说，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就是大家都过好日子的意思。他马上就回答说：那我们美国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心里没说的下一句话是：瑞典就是社会主义高级阶段。

　　我们许多人似乎有一个概念：社会主义跟民主不搭界。但19世纪兴起的社会主义理念本来是极其强调民主的。而过去被称作“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的那一套，又确实是跟民主不搭界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都是19世纪的老词儿，这些词儿背负了过重的历史包袱，真是有点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如果我们撇开这些“主义”，再找相应的对应物，就能看到：19世纪的民主是近代民主，20世纪以后、特别是二战以后的民主是现代民主。如果再用“主义”这个词的话，则资本主义民主就是近代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就是现代民主。

　　这里有一个基本概念问题。马恩把19世纪的民主叫做“资本主义民主”，因为当时的选举权确实是跟财产的关系太密切了，只有有钱人才能享受这个民主。那么二十世纪以后，特别是二战以后，这个民主就不能再叫“资本主义民主”了，这又是什么道理呢?因为普选权已经实现了，这就变成了社会主义民主了。马克思、恩格斯甚至认为普选就是共产主义。

　　这里还有一个误区，我们现在总是误以为西方民主是所谓的“金钱民主”。应该说：中国在民主问题上花钱太少，所以我们吃大亏了;公共财政没了，钱都不知道花到哪里去了。我们应该在民主问题上多花一点儿钱。在民主问题上花钱是最划算的，投入最少，产出最多。

　　在普选制下，选举不只是看金钱，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选票。在普选制下，无论企业怎样资助，也还是多数人的选票才能决定你的去留。大多数选票当然是在普通选民手中的，这就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核心。在这种情况下，这种企业资助就相当于资助公益事业，而不再是意味着政治为少数富人所操纵了。所以，无论谁资助，这种民主都已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民民主，而不再是资本主义民主了。我们应当把它更多理解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民主，理解为企业资助公益事业，而不再是把它妖魔化为所谓的“金钱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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