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的世界与社会主义发展前途

后危机时代的世界与社会主义发展前途

作者：卫建林，张平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来源日期：2011-1-7

　　金融危机后，国际局势出现诸多变化。美国超级霸权逐步衰落、新自由主义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随着第三世界美国梦的破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开始新的斗争与探索。围绕着后危机时代的世界与中国及社会主义发展前途等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卫建林。

　　资本主义经济进入后危机时代

　　应该说，美国没有资格称经济复苏。对当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形势的总体表述，用“后危机”可能比“危机后”准确。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局势发生了哪些变化?

　　卫建林：最近看到两篇文章。一篇是《洛杉矶时报》2010年10月18日刊发的《我们创造的敌人》，讲到美国这个国家，正在通过创造外部敌人填补“内在空虚”。另一篇是辛迪加网站2010年11月2日刊发的《美国的就业和增长挑战》，说美国舆论把“死猫跳”——自由落体之后的迅速反弹——错误地解读为V型复苏。

　　美国经济复苏主要在金融业和军火工业。但我们不能用对外部的依赖，用银行家和军火业资本家的钱袋，来判断一个国家的经济形势。在经济总量尚未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相当比例的劳动人口没有保证就业的情况下，美国很大程度上不是靠自己经济的发展，而是靠债务和进口第三世界廉价工业品，来维持经济生活的运转。应该说，美国没有资格称经济复苏。对当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形势的总体表述，用“后危机”可能比“危机后”准确。

　　目前国际局势变化，集中表现为美国超级霸权逐步衰落和新自由主义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美国霸权主义仍然存在和在一定范围发生作用，新自由主义也还在一些局部受到膜拜和继续肆虐，但是那种铺天盖地、控制全球的格局和作为世界发展主流的地位，历史地终结了。

　　资本主义自出现就是一种超越国界的现象，并由此开始马克思所说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这就是全球化。这是充满多种复杂矛盾的历史进程。一方面是全球化和抵制全球化的矛盾，一方面是全球化内部资本主义征服全球和抗击这种征服和创造另一条社会道路的进程。

　　美国霸权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导致资本及其关系的全球扩张达到空前的程度，导致全球两极分化，包括生产资料、物质财富占有和分配的两极分化，社会地位和发展机会的两极分化。人类从来没有创造出这样多的财富，极少数富有者和绝大多数贫困者之间的差距也从来没有这样不可遏制地扩大和加剧。掠夺自然界从来没有如此地疯狂和贪婪，自然界的新陈代谢能力也从来没有遭遇如此带有毁灭性的破坏。关于人和人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西方媒体着意渲染的所谓“同一个世界”，至今还是一个玫瑰色的梦。世界的不公平达到极致，世界的欺诈、谎言也达到极致。历史又一次宣判它的不可持续。

　　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作为这种世界秩序的结果，合乎逻辑地叩响人类的大门。格林斯潘称之为“百年不遇”。就其性质而言，它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全局性、结构性、根本性危机。西方一些学者指出这是“不可修复”的新时代特征。沃勒斯坦干脆说，这是“终极危机”。关于美国最近的十年，西方报刊连篇累牍出现这样的描述：“最令人沮丧、最令人生厌的十年”、“最灰心、最幻灭的十年”、“‘美国梦’行将破碎的十年”、“算总账的十年”、“失落的十年”、“在惊恐中开始，又在惊恐中结束的十年”、“心烦意乱的十年”、“可怕的十年”。提出“中美国”一说的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更发表美国可能“瞬间崩溃”的预测。凡此种种，未必经过严谨的论证，但也并不仅仅是文学夸张。

　　第三世界的美国梦已经破碎

　　第三世界的解放和发展，归结为摆脱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危机教育了第三世界。美国人的美国梦破碎，第三世界人们的美国梦更加瓦砾遍地。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美国超级霸权逐步衰落、新自由主义受到越来越多质疑的背景下，您认为，是否应承认第三世界的存在?如果承认，它们获得了哪些发展机遇?

　　卫建林：是否认可第三世界的存在，意义远超出语义学的范围。因为涉及世界范围压迫和被压迫、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这成为一个触动国际垄断资本核心利益的敏感的意识形态话题。

　　戈尔巴乔夫和社会党国际领导人，领衔主编过一本《未来的社会主义》，论证共产主义必然灭亡、第三世界不复存在，只剩下“垃圾堆”和“人类历史中派不上用场的残物”，呼应福山 “历史的终结论”。其后则有西方主流媒体鼓噪——“第三世界”是一个“含糊不清的简明的表达方式”，应该成为“历史名词”并“抛弃掉”，至少“不是世界历史的组成部分”。1995年9月，积聚西方高层人物的旧金山费尔蒙特大饭店会议提出“20：80”的著名公式，给主要由第三世界人民组成的世界绝大多数人口安排的21世纪的出路，就是失业、饥饿和死亡。接着是主张由西方发达国家“单独作出决定，南方必须走什么样的道路”，直到“重新殖民化”，“像对待苏联一样”把三叉戟导弹潜艇瞄准它们，“使非殖民化的过程颠倒过来，恢复古老的帝国价值观，甚至倒退到白人统治的旧制度”。2010年6月间，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重申：“我们所知的第三世界，在2009年已经消亡。”

　　第三世界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存在，反映这种世界体系内部的关系。用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中的话来说，“第三世界”既不单指一组国家，也不单指一组统计数据，而是意味着一种关系：“一种支配的宗主国中心与依附的外缘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这些地区在过去是殖民地，今天是新殖民地式的‘独立’国。”第三世界占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一切苦难的最大承受者。第三世界为摆脱这种不平等关系进行的斗争，载于近代以来全部历史。

　　第三世界的解放和发展，归结为摆脱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危机教育了第三世界。美国人的美国梦破碎，第三世界人们的美国梦更加瓦砾遍地。帝国主义美国，不再成为亦步亦趋的绝对偶像。美国可以建造一种展览橱窗式的国家，但是遵循和仿效美国按照它的需要规定与诱引的道路，第三世界至今没有一个国家达到美国的发展水平。2010年11月5日，美国《时代》周刊发表《亚洲的最新奇迹》，说韩国将成为“全球领导力量”。国土由美国军队驻守，内政外交很大程度受制于美国，连完整的主权和独立都没有，还有什么好说呢?美国之后无美国。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在新的交汇点上

　　新自由主义使世界布满镣铐和绞刑架，布满呻吟、抽泣和哀号。但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世界在燃烧。它正在锻造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西方主流舆论无法改写和掩饰的世界，一个属于人民自己的世界。

　　《中国社会科学报》：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的经济根基和政治稳定受到重大挑战，西方国家出现“左转”趋势。与此同时，西方共产党及左派政治力量开始新的整合，代表“草根”的某些政治力量正在形成。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您认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将会出现哪些新的变化?

　　卫建林：西方国家“左转”趋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历史运动正在清洗新自由主义泼给马克思主义的污浊;连续爆发规模不断扩大的罢工，工人阶级、人民群众在重新组织起来。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工人运动的新的结合，展现出新的希望。

　　研究社会主义问题，需要全球眼光。十月革命是俄国工人阶级的胜利，同时也是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胜利。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20世纪以来的事实是，社会主义不是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而是从这一体系的边缘即第三世界，首先打开缺口和赢得胜利。苏联共产党的一个重大理论错误，是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运用于分析西方发达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关系。由此产生一系列政策错误。赫鲁晓夫时代以后，苏联热衷于和美国在第三世界划分势力范围。中苏两党论战，苏共指责中国党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背叛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结果自己下台、国家解体。

　　19世纪8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俄国发展的两种前景。一种前景是 “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果”。《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提出，俄国公社“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和俄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的可能。另一种前景就是，俄国“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和“倒进资本主义怀抱”，“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

　　美国摆脱欧洲殖民统治，标志第三世界解放的第一条道路。但是它转而成为第三世界的压迫者，它作为标志的那条道路也随之终结。世界历史运动推出以苏联为标志的第三世界解放和发展的第二条道路。苏联解体了，这条道路在继续，十月革命原则永存。

　　好在正是俄国为第三世界的解放和发展提供了两个相反的版本。在社会主义时期，它成为第三世界国家走向繁荣强大和人民幸福的范例，胜利地击退强大帝国主义国家的多次武装进犯。其后则如马克思不幸而言中的，失去历史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机会，“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和“倒进资本主义怀抱”20年，至今在经济社会的全面倒退中，挣扎于两极分化和腐败的噩梦。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自由主义围剿马克思主义的全球白色恐怖中，长期流行一种见解而未得应有的澄清。这就是：既然马克思主张社会主义应该比资本主义有更加高度发展的生产力，那就只能在充分发展资本主义之后，才有社会主义，因此社会主义不适合落后的中国，中国没有社会主义或不配称社会主义。一定要说社会主义吗?那就需要“补资本主义”，即退回去重搞资本主义。

　　此类论者不是把握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而是把资本主义简单地归结为就是孤立的美国、英国几个发达国家。核心和边缘，盘剥和反盘剥，富裕和贫困，互为因果，血脉相通，构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整体。美英是资本主义，比如菲律宾、海地、索马里，也是资本主义。

　　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范围内，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无论发达国家或是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都有根据自己人民的选择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权利。十月革命以来特别是苏联解体以来的世界历史，突出了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走向社会主义和西方发达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两个不同特点。一个是，必须始终坚持国家主权、民族独立，用邓小平同志的话来说，叫做“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另一个是，必须始终坚持大力推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在这一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二者不可分割，相互联系和渗透。这是20世纪第三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是第三世界走向社会主义的两个决定性支柱。只能在这个范围，提出所谓“民主革命补课”的问题。苏联的成功和经验在这两个方面，苏联的失败和教训也在这两个方面。

　　历史走着“之”字形的路。苏联解体，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资本主义以新自由主义的形式，在全球猖獗和疯狂地播种仇恨、灾难、荒谬以及它自身的危机。于是新的斗争和探索又已经开始。社会主义之火，在第三世界重新燃起。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一种新的历史的交汇点上。在苏东地区，对社会主义的怀念，成为新的历史抉择的起点。在美国统治如水银泻地的拉美，出现“21世纪社会主义”的社会运动。

　　我在三卷本《全球化与第三世界》的结尾地方，写下这样的话：“现在存活的一代，经历过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胜利，经历过它的全球性的惨痛失败。新自由主义使世界布满镣铐和绞刑架，布满呻吟、抽泣和哀号。但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世界在燃烧。它正在锻造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华尔街的钱柜、布什们的权杖无法左右，西方主流舆论无法改写和掩饰的世界，一个继承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伟大传统和充满新的创造的世界，一个属于人民自己的世界。”

　　中国的国际压力依然来自西方

　　美国和西方当局不允许中国搞社会主义，也不允许中国坚持国家主权、民族独立。国际压力集中于此。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中国面临的最大国际压力是什么，该如何应对?

　　卫建林：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来说，最大的国际压力，始终是帝国主义的干预、控制、侵略。在这种干预、控制、侵略中坚持国家主权、民族独立，在国家主权、民族独立的前提下提高社会生产力和推进社会全面进步，成为第三世界的长期历史任务。过去如此，今天如此，以后仍然如此。

　　1991年6月2日，《华盛顿邮报》发表尼克松的《戈尔巴乔夫的危机与美国的机会》，在苏联解体“接近真相大白的时刻”，提出美方规定的苏联“彻底改革”的路线图：两个目标——“摧毁社会主义”和“肢解帝国”;为此对戈尔巴乔夫有两个不放心——他是“共产党组织培养的产物”，又是一个“爱国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这就是说，不欢迎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也不欢迎爱国的民族主义。不是说“民主革命补课”吗?现在是要把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成果一扫而光。在一切成为事实之后，看看原苏东地区，西方资本控制自不待言，旧皇族贵族的后人，也纷纷回来索要被国家没收和分配给劳动者的城堡、房屋、土地，就知道尼克松所言不虚。

　　美国和西方当局不允许中国搞社会主义，也不允许中国坚持国家主权、民族独立。国际压力集中于此。事实还在继续教育我们，现在是连经济的崛起也不允许。在这样的问题上，幻想没有好处，也没有用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长期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包围、封锁、制裁。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国际关系方面，我们不得不“一边倒”，苏联也确曾给予我们巨大的帮助。在中苏关系最好的时期，我们党和政府也从来不在国家主权、民族独立的问题上做交易。中苏关系恶化，苏方撤走专家，施加外交压力甚至军事压力，中国在两个霸权主义大国的围堵中奋发图强。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拓展同西方世界的关系，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的发展。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说：“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政府和人民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文章中反复提到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最大多数人的幸福，这是否是您构建理论和剖析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您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的继承和发展?

　　卫建林：我们这代人，受中国知识分子“独善其身、兼济天下”传统的影响，面对十月革命以来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受到了老一代人追求真理和为真理献身的英雄主义的言传身教。这是过去知识分子未曾遇到的社会历史环境。

　　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不是一个遣词造句的、书斋里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实践和历史运动客观进程的问题。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具体实际相结合。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有不同的具体实际。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同各种具体实际的结合中，勃发出现实的生命和获得新的发展。每一个具有全局性的世界历史事件，都会产生这种结合的新的形式。

　　《中国社会科学报》：能否谈谈您的治学心得?

　　卫建林：诚实，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愿望出发，力戒用臆想的联系代替客观存在的联系。毛泽东同志说，不装、不吹、不偷。面对任何社会现象、任何政策宣言，都努力从它的词句的表面，找到列宁说的“对谁有利”的问题的答案，永远站在多数人一边。有时候就做资料员，为有研究能力的同志提供方便。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 154 期 5 版“对话”文章之一。

　　卫建林，研究员。1939年9月生于山西，先后任《红旗》杂志编辑、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文化组组长、中央党史研究室理论室主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现任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副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顾问，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

　　近年来，主要从事全球化问题与第三世界发展学的研究。近年出版主要著作有：《历史没有句号》(1997年)、《忧郁的俄罗斯在反思》(2000年)、《科技属于人民》(2001年)、《历史是谁的朋友》(2003年)、《全球化与共产党》(2005年)、《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别名考》(2007年)、《卫建林自选集》(2007年)、《写作心路》(2009年)、《全球化与第三世界》(2009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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