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方】 农民要的不是土地所有权

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

土地财富不能凭空想象

新京报：怎么评价“要让农民增加收入，就必须挖穷根，把土地所有权归还农民”这种观点？

贺雪峰：这种声音并不少见，习惯从理论出发的学者往往持有这种观点，他们在土地问题上寄予了太多的理想化色彩。一线三农学者多数不会同意这种简单化的认识。

对于从事农业经营的农民来说，需要的是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目前中国农民具有充分的承包经营权，他们完全可以自由经营农业，并获得农业收入。我们不能说农民土地所有权更大了，农民种粮食的产量就会增加。

取消农业税后，国家不向农民收税，集体不向农民收租，所有权对于从事农业经营的农民，并无实际意义。反过来倒可能因为“土地所有权归还农民”，导致农民无法经营小块土地，道理很简单，就是农民土地权利越大，合作成本越高，农业经营的基础条件越是难以具备。

新京报：土地归了农民，农民可以享受土地升值收益啊，现在土地拍卖多值钱？

贺雪峰：这是误解。

土地用途管理是世界通例，农业用地只能用于农业，而不能随意改变为建设用地。土地拍卖是建设用地的拍卖，而全国绝大多数（95%以上）土地，则只能用于农业用途，农民用途的土地收益与所有权无关，而只与承包经营权有关。

即使农业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带来土地增值，其收益也与所有权无关。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因为国家限制农地非农使用，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而使非农使用的土地具有了超额的价值。或者说，正是不允许绝大部分土地进入建设用地市场，才使得进入建设用地市场的土地可以拍出高价。过多地不加限制地将农地非农使用，建设用地市场必将供过于求，建设用地价格大幅下降。

有人甚至推算，若中国不存在粮食供应问题，将18亿亩耕地全部非农使用，按目前非农使用土地市价100万元/亩估算，中国就拥有1800万亿元土地财富，并因此认为农民是守着土地的金饭碗讨饭吃，这实在是相当荒唐的想法。

新京报：但是，如果给农民更大的土地权利，可以防止村集体侵犯农民利益吧？

贺雪峰：我们可以解析一下“农民更大的土地权利”是一个什么样的权利，我们可以解析出针对三个对象的更大权利，即国家、集体和其他农户。取消农业税后，国家和集体不再向农民收任何税费，且国家和集体早就退出农户经营，农民具有完全的经营自主权，因此，就从事农业经营的农民来讲，目前的土地制度安排并不存在村集体侵犯农民利益的问题。

相反，在中国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小农经营格局下面，每个小农增加土地权利，就意味着他们更加难以调整土地利益，更小形成规模土地经营的能力，和更大供给公共品的谈判成本。

新京报：给了农民更大权利，农民至少可以在急需情况下卖掉应急吧？

贺雪峰：著名学者陈锡文曾讲，中国实行的农村土地制度是农民必须拥有土地的制度，一方面政府不可以随便拿走，另一方面农民自己也不能随便丢掉。

为什么这样呢？三农问题的核心，并非农业问题，而是农民问题，是九亿农民在中国城市化和快速发展背景下，如何平稳转移进入城市的问题。农民转移进入城市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这个进程可能还要进行50年时间，在如此漫长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构造一种农民可以进城，又可以返乡的机制，当农民可以谋取较好的工作机会，有了较高的收入条件时，农民可以自愿进城。而若农民进城失败，则应让农民有返乡的机会。

进城需要卖掉土地应急的农民，往往也是在城市处境最为艰难的农民，他们应急将土地卖掉了，但是下次又有急要应怎么办？他们还会年老，还要赡养父母养育子女，在城市呆不下去怎么办？现在大学毕业生在城市尚且生活艰难，农民进城的失败可能性就会相当巨大，为农民留下返乡后路，就是极为重要的了。

资本下乡要警惕

新京报：有人认为发展现代农业是大势所趋，没有规模就无法发展现代农业，小农经济迟早要消灭，只有加大资本投入，用资本来整合农业，中国农业才有出路，您怎么看？

贺雪峰：资本下乡要警惕。

影响一般农民来自农业收入的因素有二，一是农产品供求状况。农业上“增产不增收”规律已是众所周知，也就是说，农民往往是生产越多农产品，农产品越是供过于求，农产品就越是低价，农民就越是无法从农业中获取收益。保持偏紧的农产品供求状况，可以使农产品有较高的价格，从而可以让农民获得更多农业收益。农业在微观上越是高效率，则农民在宏观上越是无收益。

第二种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是参与农业分利的集团的情况，尤其是资本下乡的情况。最近十年，现代农业、公司+农户和资本下乡，被大力提倡。但在农业蛋糕相对固定的情况下，资本下乡是要赚钱的，是要从农业蛋糕中分利的，资本下乡越多，赚钱越多，就从农业总收入中分去更多，农民因此就更少从农业中获取收益的机会。资本下乡，对于中国广大的农民来讲并非好事。

本报记者 赵继成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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