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一天，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始了。

新时代的开始，并不意味着旧模式的终结。从2009年开始，所有人在转型中寻求共识，在共识中寻求方向，前30年成功的共识不该被抛弃，后30年市场所需要的创新与规则理应共生于一炉。一个大而不强的市场体，改革的成果将会被各种利益群体吞噬，改革进程将由于表面上的任何偶发事件而滞后。

过去十年，中国经历了两次转折。2001年12月11日，多哈，中国正式加入WTO。此后，中国经济进入国际化快车道，形成了出口导向型经济体，这意味着改革的动力由向内生转向外生，春风得意马蹄疾时期的2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得益于此。2008年年中，全球金融危机粉碎了高增长、低通胀的增长通道，中国经济被迫开始转型，这一次的目标是拉动内需，建立强大而具备基础共识的经济体。

出口导向型的高增长成果，在证券市场表现得淋漓尽致。2007年上半年沪综指6124点使人憧憬万点不远的美景，不料却是一个时代的终结——美国潜藏的次贷危机隐患与中国的低人工、低价格、掠夺性开采资源的加工模式走到了尽头。此后，中国股市一直在低位徘徊，与中国大型企业一样，股市的成果主要表现在规模扩大而非效率的提升。

没有什么转型可以轻易成功，中国的转型尤其需要九死未悔的努力以及明确的方向。

以往的共识被撕裂。2005年前后的国资流失大讨论是撕裂的标志，从那个时候开始，公众认识到国资不再是全民资产，垄断利益的流向备受关注。房地产与股市的再分配效应加剧了资本时代的贫富悬殊，贫富差距拉大是全球现象，从美国到中国香港地区概莫能外，但对一个十几亿人口、中产阶层尚在培育、工业化效率有待改进的经济体却是沉重得多的打击。

达成转型共识不易。30年前改革之初所有人从改革中受益，但30年后有天悬之隔的利益群体却让改革取向、路径形成尖锐冲突。一系列矛盾现象显示冲突之血腥，而市场在夹缝中艰难求生。

2010年是中国房地产市场严厉调控的一年，但是就在这一年，地方政府土地收入创出新高。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相当于同期地方财政总收入的46%左右，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有望突破2万亿元，占据了地方财政收入的半壁江山，给“绑架”二字作出形象的注脚。

土地财政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毒瘤，却不能马上割除，否则会失血过多，重要的是逐渐断绝为土地财政继续输送营养，而这又牵涉到税费体制的大改革。没有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权益、责任的清晰分割，要去除土地财政难如上青天。转型意味着坚定，不破除土地坚冰，必然日益壮大投资主导、掠夺民财的恶性经济模式。

建立内需经济的背后，是建立民富模式的经济发展方式，是建立民资活跃而有序的市场经济体，是以讲信用的中产阶层作为经济与文化的中坚。当我们为新旧非公经济36条欢呼的同时，别忘了如下事实：公共财政体系远未建立，目前公布的政府账本简略得如同天书；拆迁条例第二稿大大扩张了地方政府的权力，物权法在拆迁之时被高高挂起；国企上市重组方兴未艾，未来有数十万亿资产需要注入资本市场；钢铁甚至食用醋民企被国企强行收购；一些莫名其妙上市的中小板企业信用不彰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权贵阶层在为民企抹黑。

外部压力急迫，2011年是艰难的一年。2008年，金融市场毁灭性的力量展开突兀的转型，因此全球经济模式转型以全球主要经济体同舟共济进行刺激政策开始，而转型的第一步终局却是各经济体以邻为壑。美国继续量化宽松，中国不得不实行较紧的政策，年末采购经理人指数5个月来首次下滑。中国出口面临的绿色、关税、知识产权壁垒层出不穷，内需所需要的中产阶层遭遇既得利益阶层的“绞杀”。

以往的改革成果集30年民力、民智而成，如今却成为美联储等国外机构的红利，成为某些特权阶层的红利。

改革的星星之火正在升腾，保障房建设，第一稿的拆迁条例面世，说明总有一些力量在推动改革前行。充当其中的一员，让星火燎原，让中产阶层成为社会价值主导，让开放的包容文化成为中国创新之源，让公平与公正在对每个公民生命权、财产权的尊重中彰显。

2011，值得我们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