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观能否改变中国？

围观能否改变中国？

 《新周刊》  文/蒋方舟
 
这并不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而只是一群已无恒心的人，站在权势的对岸。于是，这群人紧紧挨着，看牢对方守望着彼此。
 

 
全面围观时代的到来

很多很多年以前，有个阶级叫做地主富农，这个阶层的很多人在千百年的历史中源源不绝地供应读书人，继承着中国文化命脉，孵生中国文化和国民性（到了后来，人们莫名其妙地把鲁迅笔下的“阿Q”解读为国民性）。

很多很多年以后，当农业的恒产者消失，我们的心灵和文化不再能够承接土地的传统灵气时，城市里慢慢孕育出一个阶级，想把它称为“中产阶级”。因为，只有中产阶级，才能承接国民性和文化气脉。只有中产阶级心理上有安全感，有学习的欲望、文化的热情，还有艺术的闲心。时髦的话说那是“社会中坚力量”，古语叫做“有恒产者有恒心”。

我的同学在报社实习，做一篇关于中国中产阶级的调查。她怀抱着刚刚参与工作的巨大热情去采访许多人——那些在她看来算是颇为有钱的人。让她惊讶的是，所有人都谦虚惶恐地摆手摇头，声称自己不是中产阶级。这些人并不装腔作势，而是真的没有中产阶级的心态，因为中产阶级是非常有安全感的。可现代人即使收入高，也只战战兢兢觉得自己是暂时坐稳了既得利益集团位子的人，遇到更强的，则变成了弱势群体。

2010年，在某种程度上，是伴随着拆毁的轰隆声的。上世纪90年代之后的改革，是以城市建设为重点，用以支撑城市经济的市场化和国民经济的全球化。而到了新千年，“剥夺感”由农村进入城市，不安全感逐渐笼罩整个社会——清华法学博士的家被强拆等事件，让人感到惴惴不安：站在自家门前，不知道何时自己和房屋都会被新一轮辉煌建设的狂潮裹挟而去，因为有宜黄官员说：“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

前段时间，瑞士瑞信银行发布了《全球财富报告》。中国人均财富1.8万美元，其中人均不动产占9600美元，约占总财富50%。数据一出，很多网友高呼自己“被富裕”。然而从总体看看，中国人均财富只有美国人的1/10，而中国人均负债只有136美元，美国人均负债则超过5万美元——这恰好说明了中国人骨子里几千年来“恒产”意识的顽固。

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里也说过，由恒产者产生的“士阶层”才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决定性分子。可时代还在像当年消灭地主富农一样，消灭着中产阶级。原来，我一直以为我们的社会是一个舍弃了弱者的社会。现在发现并不然。但弱者唯一的优势就是数量。这并不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而只是一群已无恒心的人，站在权势的对岸。于是，这群人紧紧挨着，看牢对方守望着彼此。

于是，全民围观的时代到来。

 
围观的力量与荒诞

当宜黄的钟家大伯、母亲、二姐选择在屋顶上烧自家的房子和身体的时候，钟家的小女儿钟如九在无助无告中选择离开宜黄到北京上访。她和姐姐在机场被截访，无助中躲进了厕所，拿出了手机，求助信息传到追踪此事的记者的手机上。记者赶到时，钟如九姐妹已经被带上了汽车，她拍打车窗伤心欲绝的样子，定格为手机照片，通过微博广为转发。那一刻，她就是所有被刺痛眼睛和心灵的人的姐妹。这是所有在微博上蹲守或路过的人们不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事实。关注钟家的命运，就是保护自己的生活和性命。围观只需要一个简单的转发动作，但是照见的是自己并不冷漠的心，是虽无权势和本领但却为权势所忌惮的看似微不足道的力量。钟家姐妹并不孤单，良心并不孤单，信心可以传染。于是，一句话成为微博的公益广告词：“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

此后，围观更显示出高效而坚决的行动力。钟如九的大伯因烧伤败血症去世，她的母亲和二姐也显示出相同病症，命在旦夕。钟如九再次求助：“各位网友，我妈现在情况非常危急……医院也拿不出解决办法……我们急需寻找好的烧伤专家帮她们脱离危险！我向大家跪下，求求你们了。”这个时候，已经是晚上8点23分，在僻远的小城，希望也许正在沉沉黑夜中渐渐沦为绝望，但是在网络社会，却是围观人群最密集的时候……烧伤医生不仅提供了建议，也愿意前往；北京市红十字会的急救转运专用飞机，也确定可以把病人接到北京。在20个小时内，钟如九的母亲和姐姐乘急救飞机转到解放军总医院烧伤整形医院，她们的命保住了。

钟如九，是个比我只大一岁的姑娘。她戴的那种红框眼镜，也是我配的第一副眼镜的式样，她没有上过大学，平日在县城卖服装。我觉得我们生活的背景不同，但是又那么亲切。她也许喜欢追星，也许喜欢八卦，也许喜欢时装，也许还有很多不切实际的少女幻想……但是，她是手机不离身的一代。于是，她不再是封闭的一代、沉默的一代、下跪喊冤的一代、被迫认命的一代……四顾茫茫无人烟，但是只要大声呼喊，一定会听到回应。

围观，本不是褒义词，特别是在鲁迅的笔下，那是中国人闻血腥气而去的国民性格。在生活中，我是不喜欢围观的人。但是，我现在对围观怀抱信心，我宁可相信：围观改变中国。

围观，自动筛选出中国真正有价值的关注点。让有意选择性失明的人，不得不正面迎接民意的目光，向那些目光期待的地方做一些实质性的行动，这也许就是微博改变中国的唯一信心所在。围观不是浮云，行动才有力量。

黑格尔和马克思最喜欢说，大凡重要的思想和事件，在历史上总会出现两次：第一次作为悲剧，第二次作为闹剧。围观的戏码也是一样，当“微博”成为2010年最流行的围观平台，我们的眼神终于有了聚焦。可是除了间或的庄严宝相，我们面对的往往是滑稽和荒谬。

网络上从来就不缺围观，围观是嗜血和恶趣味的。自杀、杀人、丑态百出、娱乐至死，才有围观爆点。芙蓉姐姐是围观出来的，犀利哥是围观出来的，凤姐也是围观出来的……2010年最恶心的围观，是小月月。

我以为围观是网络必需，便寻着气息而去，看了几段充满着各种恶心因素的半虚拟故事，终于无法容忍退出了。那是一个发生在博客上的围观，是审丑围观的延续，我也希望是个丑陋的终结。

“小月月”是2010年的避难所，正如她引发的“神马都是浮云”的造句，也是一个避难所。

我们围观着2010，看牢了时代，紧紧地盯着“巨灵”庄严的塑像，看着它脸上的金漆剥落，看着它露出一面凶恶一面嬉皮的嘴脸。我像被怔住的小和尚，只能强压着恐惧，也憋着苦笑打岔过去说：“你看你看，旁边那丑女人的脸。”

卡佛写过《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说些什么》。而2010年的语录，整个也可以被起名为《当我们什么都不能谈论时，我们在说些什么》，这语录里一定充满了诸如“小月月”的荒诞和“浮云”的黑话。

布罗茨基形容苏联，说那里的人不能谈钱不能谈政治，也不能谈些实际的真问题，而不知道在谈论些什么，大众像生活在虚妄中。有一次列宁格勒上演喜剧，他发现舞台上是地地道道的现实主义，是生活，坐在观众厅里的人却是“鬼才知道的是什么东西”，舞台上下完全颠倒过来。我想我们也一样。

维柯在《新科学》里说，任何文明都会经历神明的年代、英雄的年代、平民的年代，最终消解于“反思的野蛮”。这拗口的道理，翻译过来，是说诸神的恐惧之后，我们经历了火热的、粗暴的英雄年代，接下来是个人主义的盛行。在自私自利的急功近利之后，人们在反思中变得虚无，皈依荒谬，崇拜荒诞。我希望，围观带给我们的，是行动的力量，而非荒诞的力量。

 
“弱者的武器”与“隐藏的文本”

美国著名农民研究专家詹姆斯·斯科特写过两本书，叫做《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和《支配与反抗的艺术：隐藏的文本》，他分析的是底层的抗争，以及几乎在无望的悬殊中的反抗。

在他的分析中，由于公开政治活动的成本太高，弱势群体的反抗并不是揭竿而起，而是体现在日常的劳动和生活中，比如偷懒、偷窃、逃跑、装傻等等。而它所反抗的利益集团，也在这样近乎黑话的暗示中，进行妥协和沟通，比如退一步进三步的让利以及蝇头小利的贿赂。

中国的弱者，太熟练和精通于这种貌似顺从的反抗，当不去修改游戏规则，当遭遇严重不公底线失守时，弱者只能铤而走险，却没有能力报复强者，只能将怨恨发泄到同类身上，而强者就会以保护多数利益的名义将他惩处。

隐藏的抗争带来的，并不是力量的此消彼长，而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而“围观改变中国”的唯一出口和可能性，就是在全民关注下，把隐蔽的文本公开化，让后台的讨价还价与隐忍委屈，慢慢走到历史的聚光灯下，走到众目睽睽之下。因为只有亮出弱者的武器，才有修改游戏规则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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