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家工商总局的统计，1999年，我国实有个体工商户3160万户，而截至2006年6月，这个数字变成了 2505.7万。

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表示，与当年国家大力扶持不同，如今的中国个体户们，遭遇了“严苛的政府规制”。

首当其冲的高门槛就是“准入”制度，这已成为个体户日渐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周天勇称，擦皮鞋、卖冰棍、修理自行车，这些普通的经营在许多国家并不需要登记注册，而在国内，不注册就是非法。有些城市甚至提出，连收废品都要统一注册、统一着装。

不少有心摆脱“非法”的普通经营者，往往在严格的登记制度和繁琐的审批程序面前，望而却步。

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世界银行的学者曾对85个国家和地区的创业环境做过系统调查，结果表明，从注册一家公司到开业平均所必经的审批步骤数，中国内地为7道，需经的工作日天数达到111天，而环境较好的某些国家只需要两天。

根据官方公布的各种注册、执照申请与审批费用来判断，完成审批所需的显性费用，占据了中国人均年薪的11%，远高出许多国家平均1%这一数额。

《行政许可法》颁布后，各级机关部门的审批程序大大减少。不过，阻碍个体户“合法”的门槛，依然以各种方式存在。

而在“准入”高门槛之外，在“个体和私营经济作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提法写进宪法许多年后，众多个体户和准个体户发觉，歧视性政策仍然存在。

2006年6月，北京市工商局“为了规范市场秩序”，停止民宅商用的登记。周天勇认为，这是对个体户发展“雪上加霜”：假设一个租用民宅，每月只需5000元租金的个体户，不得不搬离原来的工作地点，在本就紧张的资金中拿出昂贵得多的租金来。

何况，租金只是个体户们沉重的负担的一部分。

福建省古田县国税局调查过该县集贸市场的个体鱼摊。这些个人摊位，不到2米长，每月负担各种税费730~780元不等，其中税收只有260元，而摊位费、工商管理费、卫生费、检疫费、治安费、教育费等费用，是税收的两倍以上。

专家称，由于我国经济法规不健全，个体户在成长过程中由没有人管，到谁都想管，经济负担不断加重。周天勇就连用几个“特别多”来强调政府各部门的收费和罚款。

全国工商联相关调查显示，繁重的政府收费使个体和私营企业的成本不断提高。调查罗列了某些地方个体和私营企业需缴纳的费用，包括卫生费、劳动用工年检费、土地发放费、耕地占补开发费、出外经营手续费、工商年鉴公告费、造地专项基金、发票结报费、市政押金、电脑票据工本费、土地设施管理费、房产抵押管理费等各项政府征收税费和基金多达375种。而这还不包括各种摊派、赞助、协会收费、有偿宣传费、部门下达的报纸杂志费和非生产性招待费用。

有评论指出，自从1999年工商部门实行垂直管理以后，一些工商部门的工作重心不放在维护公正市场秩序上，而是热衷于收费，只关心工商收费额的多少。

“税费负担沉重是个体户数量锐减的罪魁祸首。”评论称。

与政府管理功能“过度”同时存在的，则是政府对创业服务相当程度上的缺位。这被认为是妨碍个体户生存的制度性因素。

与各部门“情理之内”的索取相比，个体户们几乎得不到什么服务，而且还会遭遇“意料之外的成本和障碍”。

据透露，北京市每年有大量创业基金和项目基金，但由于基层执行力度不够，往往到不了真正的创业者手中。而由国家提供的创业无抵押小额贷款，在北京市一个区，5年以来只发放了不到10笔。

这些其实存在的扶持资金，却总是那么遥不可及。中国的创业服务严重缺失，有专家称，这让众多个体户的创业活力遭遇了“制度性冷漠”。

据2005年的一份国际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的个体户，超过半数为生存型创业，而非机会型创业。

而另一份清华大学所做的调查显示，生存型创业在我国目前创业总量中的比例，占据了九成。这些创业者，大多为下岗工人、失去土地或因种种原因不愿困守乡村的农民，以及刚刚毕业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

有人用通俗的话对“生存型创业”进行解释：没有更好的工作选择，只是为了“活下去”。其创业范围，多局限于商业贸易，如零售、个人服务、教育服务、社会服务等行业。与拥有技术和资金准备的创业者相比，生存型创业者往往个人能力较低，自身缺乏竞争力。

这种前提下，如果国家政策在财政、金融、行政管理、信息等各方面，都没能给他们提供有力和有效的支持，同时又缺乏中间机构和组织，为他们提供切实有用的辅导，那么，其失败便很难避免。

“个体经济天然地对其生存环境最为敏感，由于其弱小无助，大多来自底层失业贫困人群，在很大程度上，最需要政府的积极扶持和良好的外在市场环境，才能够生存下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刘小玄和赵世勇撰文称，如今的个体经济，连赖以谋生的最低要求都难以实现。

个体户“没有交易自由，没有地位，没有尊严”，文章指出，因此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是要为每个百姓提供必需的就业机会，使他们都能通过市场实现自食其力”。

个体经济的式微，已成为中国社会的现实难题。在全球商业运营活动的便利性排名里，中国位居175个经济体中的第93位，而在开办企业排名里，仅列第128位。这与让整个世界为之惊叹的“中国经济奇迹”远不相称。

社会学家担心，个体经济的没落，将凸显社会阶层划分的隐忧，使中国社会难以摆脱不稳定的“洋葱头形”社会结构，建立稳固的“橄榄形”社会结构。

－－中国社会治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