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专栏作家 让·皮萨尼-费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个难解之题。对美国来说，这不过是美元国际地位下降的代名词，因此态度冷淡；中国率先提出改革的想法，但缺乏具体建议；新兴国家也有类似想法。日本热衷于此，但它关于区域货币合作的想法与中国不一致。欧洲更是无暇他顾。

　　尽管如此，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初衷值得肯定。列宁似乎说过，没有比放任货币泛滥更能摧毁一个社会。这完全适用于全球各国。目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有四个主要问题。

　　首先是汇率关系。数十年来，发达国家的汇率此起彼伏，但这对部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而言，确是新近的事。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和海湾一些国家的汇率实际上是盯住美元，其余国家则盯住欧元。

　　但固定汇率往往导致货币估值过低（如人民币曾长期如此），或估值过高（如阿根廷2000年后的情况；另一种语境下，还有当前一些欧元区国家）。浮动和固定汇率体制并存也并非易事，因为汇率变动往往会影响浮动货币（比如像欧元，近期还包括拉美国家的货币）。因此，国际货币体系需要重组。当前，人民币汇率制度就是个试金石。

　　第二个问题是整肃本国政策，以抑制输出通胀或失业的诱惑。在金本位制下，政策约束是自动完成的，但在浮动汇率体制下并非如此。多年来已经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只要央行认为在通胀能中期内保持稳定，就可以做任何它想做的事情。这通常能保证政策有一定的连贯性，避免汇率过度反应，但在通缩时期就显得不够。

　　美联储辩称，量化宽松政策可稳定物价，这尚且有些道理。但欧洲和一些新兴国家认为，此举无疑于以邻为壑。问题是，对国内政策何时是适当的，何时不再采取合作态度，缺乏一个标准，因而无法评估。因此，我们需要“监管”。这正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扮演的角色，这也是G20要做的，但无论美国还是新兴国家，对此都兴趣不大。

　　第三个问题是国际流动性。资金流动起伏过度，总有一天，新兴国家会被流入的资本淹没，随后他们还将面临资本突然外流，同样会带来不稳定。为避免本国货币在资本流入时升值过多，或在资本流出时大幅下跌，新兴国家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其中三分之二是美元资产。十年前，这些储备占全球GDP的6%，现在占15%。

　　这到底是出于自我保护，还是为了“盯住”汇率，都无关紧要：这种非生产性的外汇积累抑制了需求，是导致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在私人资本突然外流的情势下，真正的目标应确保国际信贷额度的可得性，而不是自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开始这样做，它创建了信贷工具，也不再如以前的那样带有“附加条件”。但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猜疑仍然存在，而大多数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还是倾向于昂贵的自我保险，而不是“相互保险”。

　　最后一个是集体设锚的问题。很自然，主要的央行关注其自己能控制的通胀，比如内生通胀。但如果石油和原材料涨价导致全球通胀，怎么 解决问题，却没人关注。过去十年，在非通胀环境下，这没什么，但现在大宗商品价格紧张，问题日益突出。为全球货币政策设锚，并确保全球供给的发展，这是个真问题。

　　加拿大经济学家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曾将货币制度比喻为政治宪法，因为两者均确立了游戏规则。这个比方不恰当。但很不幸，这也表明，改革国际货币秩序多么需要勇气，多么富有挑战性。■

　　作者让·皮萨尼-费里（Jean Pisani-Ferry）为欧洲智库布勒哲尔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