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湖南的耒阳，暴露出一桩集体腐败案。这个县级市有一个矿产品税费征收办公室，下辖12个收费站，50多个收费点，共有770多名员工，用途就是对每辆过往的运煤车征收税费。这个办公室，长期采用收款不入账的方式敛财，即以少收税费的方式，私放煤车。收来的钱，集中放在一个地方，然后大家分配，干部和职工三七开。事发之后，干部一窝端，一般员工，实际上也个个涉嫌贪腐，谁都不干净。（11月23日《新京报》）

征收人员收费不给收据，私下揣钱，不是新鲜事，漫说他们经常这样干，就连停车场收费的，都玩这套玩得精熟，该收两元的，不开收据，收一元就得。清末开征厘金，遍地的厘卡，商家叫苦连天，为了减少厘金勒索，过往商船往往用大毛竹夹带私货，还有夹带鸦片和私盐的，时间一长，都是公开的秘密，行里人都知道。当时夹带私盐和鸦片属于严重的违法，抓到可以坐监的，但大家都这样带，厘卡和各地海关也知道得一清二楚，就是不说破。

每当碰上这样的大毛竹，稽查人员就用棍子轻轻敲敲竹杠，一是检验，看看到底是私盐还是鸦片或别的什么，二是暗示，说我是门清的。当然商家心领神会，马上送上银两，然后稽查人员随即放行。所以，后来留下一个俗语：敲竹杠。引申出来，成为敲诈勒索的代名词，其实原始意思无非是收费不开票。只是当年各个厘卡和常关，稽查人员虽然都这样干，收来的钱，也要给“单位”领导有所孝敬，却少见领导干部集体参与制定规则，明目张胆集体分配的。所以，长江后浪推前浪，还真是不错。

这样集体的腐败，所传递的信息无疑是沉重的，说明腐败已经深入社会的骨髓，不止是官员腐败，而且是一般人的腐败。像耒阳矿税办公室这样，一般的员工只要有机会捞，哪怕官员捞得多，我捞得少，也会心甘情愿，只要我能捞到就行。社会良知和道义，在这里根本不存在。只要大家都这样，就合理合法，估计一点心理障碍都没有。推而广之，很多人对腐败现象的痛恨，很可能只是基于自己没有机会，对贪官的痛恨，也只是嫉妒而已。这样一种普遍的心理状态，从道义上反腐，实在是太难了。

然而，耒阳矿产税费征收办公室的集体腐败，告诉人们的还不仅仅只有这些。耒阳一个小小的县级市，为何要设置这样的一个机构？难道这个县级市没有税务局吗？出产煤，就设置矿产税费征收办，那么出产别的，是不是也要设置别的物产征收办呢？

这样一来，税务局干什么去呢？一个小小的县级市设置一个将近800人的庞大机构，在全境每个角落都安排了征收站点，意思无非是把过境的每辆运煤车都一网打尽。这样的雁过拔毛的征收，到底于法有据还是无据？如果有据，为何不由税务局来做？人手不够，扩编就是，何必要单设一个机构呢？这样的征收，一肥了耒阳政府，二肥了征收人员，但最后还不是都转嫁到消费者头上。红的是官家，绿的是民，红肥绿瘦，于国何益？

清末民初是中国国家的现代转型时期，在收税方面，转得就不好。不正经开商税，却开征不明不白的厘金，没有民意代表授权，征收也不明不白。税收虽然增加了，但征收人员的普遍贪腐，却不可遏止。事实上，在税收和税收机构没有民意授权的状况下，征收的腐败不可避免。

一方面是官府的随意加税，或者以费或者捐代税，杂乱无章，同时，征收人员借机谋私，收费不开票，也难以制止。上梁不正，下梁岂有不歪的道理？可悲的是，历史过去了100多年，历史却依旧在重演，耒阳的故事，绝不可能是一个耒阳的故事，东南西北都有耒阳，都有这样的故事。这样的故事一茬一茬腐蚀掉了征收人，也一茬一茬败坏着官场。若要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唯有深度的改革，不能让征收奏响国富民穷的旋律，把所有的征收，都放在阳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