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化官员治理

腐败可以成为一种潜行默许的官员治理方式，是中国历史中官僚政治的传统延续，因为腐败化治理是官员治理方式中，控制下属官员最有效的手段。

在中国权力结构中，权力是层层向下授予的，“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对上一级负责也就是对最上级负责，虽然两者有偏差，但是天高皇帝远，对上一级负责是最可靠的，因此在实际的权力运行中，只需要对上一级负责就够了。这个“负责”最核心的价值就是“忠”，中国历朝历代，大书特书的就是忠臣，“不忠”是中国官员最大的忌讳，也是最大的不道德。

权力的来源决定了腐败的来源。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也是特权最多的最大腐败者，在他的任命下，权力和特权一起层层下行分散。在层层相授的权力体系设计中，每一级权力都被赋予管理下一级的权力，并都拥有对下级的自由裁量权和一定级别范围的特权，这种上下授权的制度设计形成了腐败的共谋性，是一种“权力传销”。

权力衍生的特权成为“权力传销”中的最有价值的核心。上级赐予下级的特权涵盖了一定级别范围内的默许的腐败额度，随着官阶的提高，这种可期的特权与腐败额度，可以不断地成倍增加。这种权力和利益向上层层递增的金字塔式的官僚体制，使得大多数进入这个通道的官员认为，值得为此付出自己的才智、良知乃至尊严，趋之若鹜。不仅每一级别都会成为权力的拥有者和利益的获取者，每一级别也都会在维护自己权力与利益的过程中自觉维护了上级的权力。这种腐败的特权使得上下级紧密结成利益共同体，这一种机会，也是下级求之不得的，所以二者的结合乃两厢情愿、水乳交融。“聪明的皇帝(亦即所谓明君)明白皇权为官权所系，维持官僚阶级的稳定直接关系到皇权的稳定;事实上皇帝最惧怕的谋反往往发生在拥兵自重的武将身上，而官僚却是实最值得信赖的伙伴---往往是越贪腐越值得信赖，因为贪腐把官僚特权与皇权紧紧的绑系在了一起。”

在这种状态下，形成官场的人身依附关系，上下纵横构成腐败体系，进退留转、生死存亡，皆在一念之间，腐败的官员除了对上级忠心耿耿之外，没有第二条出路，因为一不留神或者有二心，就会立即被以“反腐败”的名义清除出去。身处腐败场的官员，实质上已经处于“非法化生存”状态，他们一方面为处于危险的边缘而感到焦虑，另一方面他们又依赖于此，唯恐被排斥在外，丧失了生存的空间。

由于腐败的共谋性、资源性和排斥性，反腐败既是需要的，又必须是可控的。“反腐败”成为清理不遵守官场潜规则者最有效的手段，也是最稳妥的手段，同时能够赢得自己的一部分好名声，抚慰一下沸腾的民怨。在这种反腐败的名义下，清除腐败官员的时候，往往有个界限，不可能张三牵连出李四，李四牵连出王五，王五再牵连出……往往会在张三或李四之处做一个切割。真如果被屁民们发现了“抽好烟”、“写日记”，也会确保不牵扯出更多的人，当事人往往也深谙其中奥秘，不会更多的揭发他人。

清官在这样的场合中，除了是一种点缀和幌子外，并不能起到太大的作用，且“官清无朋”，时常处于孤立状态，幌子不是主流，亦不需要太多，所以这样的“清官”自古也就几例。

令人惊奇的是，腐败已成为权力运作的润滑剂，这种腐败化官员治理的效率，最初阶段不仅不是低下的，而且是高效运转的，各项工作乃至经济发展的速度也可能是惊人的。官员们为了获得更多的特权与利益，也会更加的努力做事做人，盖工厂、修高铁，创造GDP神话，以此获得政绩，掩盖其贪腐一面。

然而，受腐败损害最大的并不是经济，而是社会的道德和公平。身处腐败场中一部分人也会厌恶、反省这种治理方式，并走到它的反面。随着权力的近亲繁殖、自我繁殖，也会使持权者出现意识退化现象，官二代、官三代、官四代……并不能够完全沿袭遵从他们父辈信守的忠于上级的规则，腐败化治理方式会逐渐失效，最终变成无效治理。正如社会学家艾森斯塔德在《帝国的政治体系》一书里分析：“官僚们会变得自主性削弱、低效、形式主义，他们采用各种伎俩躲避统治者的控制，变成了仅为自我利益活动的群体，尽可能淡化服务取向和责任。他们既不服务于统治者，也不服务于主要社会阶层，完全关注于为一己谋取最大利益”。这种“仅为自我利益活动的群体”，迅速瓦解了官僚体系的控制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各级各部门中，就会出现政令不通、欺上瞒下、管理脱节、捂盖子、念歪经等等无效治理现象。此时，对官员的治理，就在于如何控制其腐败程度不超出许可度和社会的容忍度，并使其继续忠心耿耿。为此，就像老年人希望通过不断做老年操，以维持身体活力那样，官僚体系中也需要不间断地发起各种运动，开展各项活动，试图保持一种上下贯通的活力，以维持对整个官僚体制的掌控。

然而，到达了无效治理阶段的后期，任何掌控措施都难以凑效，好比一个全身关节失灵的人，眼睁睁看着自己被蚊叮虫咬也是无能为力。即便某个末代帝王有心励精图治，也会因为无效治理而无力回天，眼睁睁看着大厦倾覆，再度轮回。秦皇汉武，朝代更迭，但是这种权力运行构架和官员治理方式始终没有改变，千年困局，令人扼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