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么少交税，要么多给权

    ■K街观察之李华芳专栏

    方兴未艾的美国茶党运动要求联邦政府减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力争国会投票权，搬出来的理由也是“无代表不纳税”。还有最近CATO研究所在报上登广告要人们紧盯着预算。税收和预算，恰是美国政治里要斤斤计较的东西。

    让我从CATO研究所的广告说起吧。话说华盛顿特区有一份免费的报纸，叫做Washington Examiner，不太容易翻译成中文。单从Examiner的字面含义来说，是指主考官、监考者的意思，其最重要的作用大概就是抓那些考试作弊的人。也可以泛作“检查员”、“检查者”。姑且就翻译成《华盛顿检查者报》吧。

    CATO研究所最近在《华盛顿检查者报》上面登了一个广告，这个广告看起来像一篇谈预算的文章，但你仔细看，就会发现单词里有一些字母是缺失的。所以看起来也像个填字游戏。我按捺不住好奇，就把这些字母补全了一下，结果我发现，原来这些缺失的字母连起来构成个英文单词“impossible”，意思是“不可能”。再把预算问题连起来看，恍然大悟。CATO研究所原来是在说，政府想要在预算中隐藏一些信息，就像缺失的字母一样。但CATO要努力让政府“不可能”隐藏预算信息。

    CATO研究所是一家老牌智库，我在《必须影响国会》一文(《南方都市报》2010年10月4日)中提到过它对国会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当然也并不仅仅局限在国会作证上，还体现在智库对公众的影响力上。而通过媒体来影响公众，更是智库经常使用的手段，甚至可以说是离不开的手段。而对于媒体而言，同样需要思想上的支持，除了大学教授之外，智库里的专家学者也是不错的采访对象。这样一来，双方各取所需，就容易合在一起发挥影响了。

    常听闻税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殊不知怎么取怎样用，大有讲究，马虎不得。因此选择合适的公共政策进行关注，也体现出一个智库的眼光和后续的影响力。当然，对于财源充足的智库而言，并不存在这种问题，它们几乎可以覆盖每一类公共政策，从医疗、养老到教育、环保等等。CATO研究所就是属于几乎覆盖所有公共政策的。而紧盯着税收的专业智库影响又比较大的是美国税收改革组织(American forTax Reform)，紧盯着预算的机构就不胜枚举了，除了国会要披露的信息外，从联邦到州一级，都有大大小小的智库、媒体和个人看着政府到底怎么花钱的。

 

    美国公共行政学大师凯伊(Key)提出的问题至今仍然是公共行政学的经典问题：政府凭什么把一部分钱用在甲项目而不是乙项目上。后来著名的研究预算问题的大家威尔达夫斯基(W ildavsky)甚至据此认为公共行政学的任务就是搞清楚这个预算问题。想想也不奇怪，你交了税，怎么用总得关心下吧。而且也不难理解，辛苦合法赚来的钱，总希望少交给国家多留给自己。先前有人提出说提高起征点会剥夺纳税人的荣誉感，我个人觉得与其增加那一点微不足道的荣誉感，还不如多花点钱投资在自身教育上以减少遭人嘲笑的耻辱感。

    对于美国普通老百姓来说，关心税收和预算的理由很简单。政府收了我的钱，告诉我用在哪里，说不上来的，那就有猫腻。我就或者要求少交，或者要求政府放权，另外找说得清楚的人来干。也就是说，对于税收意味着权利，无代表不纳税，要么少交税要么多给权，这些事老百姓很清楚。

    一方面，政府既然收了税，那么老百姓就要争取相应的权利，正如华盛顿特区要争国会投票权一样。另外一方面，要对税收看得紧，这又分成两个层次：一个是争取少交税，民间能自己做的事情就自己做，用不上先交税然后通过政府再分配，转一圈不说雁过拔毛，但好歹也会有损耗。美国对大量的民间组织的慈善进行税前抵扣和免税，正是基于这样一个理念；另一个就是对已经交了的税，紧盯着预算，要争各级政府的透明性和可问责性(Accountability)。这个预算分配除了大家在国会里要吵得脸红耳赤外，媒体、智库、审计机构，还有个人，都盯得很紧，这意味着一旦出现问题，出问题的官员就会被问责，一般而言也就下台了事了。　　　　　(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