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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宣传下乡”：中共对乡土社会的动员与

时间：2010-11-18 20:56:13 作者：admin来源：中国治理网阅读：2314

徐勇：“宣传下乡”：中共对乡土社会的动员与整合

时间:2010-11-17 14:15 作者:徐勇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10期

　　中国是一个农民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度。在长期的乡土社会里形成牢固而持久的乡土意识。中国共产党要在农民国度里进行革命、建设与改革，必须对乡土社会进行广泛持久的政治动员和宣传，获得广大农民的支持与认同。宣传本来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功能。但通过“宣传下乡”，将宣传延伸到广泛而分散的乡土社会，实现对农民的思想意识改造，以获得农民的支持与认同，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贡献。本文试图对中国共产党“宣传下乡”的内容和机制进行一些探讨。

　　一、“宣传下乡”：阶级、政党和国家意识

　　人是有意识的社会动物。人的行为活动受其意识支配。一个社会要实现有效治理，重要条件就是得到人心的归顺。古代中国广为流传的一句话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因此，国家不仅仅借用暴力机器及其为后盾的行政力量统治社会，同时也利用各种“软实力”的影响方式征服和获得人心，获得民众对国家的认同，从而对社会进行整合。

　　在世界上，中国是一个很早就善于将“兵战”与“心战”相结合的国家。特别是随着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建立，以“教化”征服人心，治理社会便成为重要手段。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统一国家，主要停靠强制性暴力统治，王朝很快覆亡。秦之后的汉，开始重视对“民心”的影响，不仅在国家层面确立了儒家的至尊地位，将其提升为国家意识形态，而且将基层政权与教化民众结合起来。如汉朝在乡村设置的“三老”职位，主管教化。汉之后的朝代各级命官都负有教化民众的责任。特别是实行科举制以后，通过科举考试将国家意识转化为乡土意识。传统国家依靠“乡绅治乡”，重要原因就是通过乡绅可以实现国家意识与民众意识的对接。如在家尽孝，在国尽忠。这种文化的一体性是实现国家一体化的重要基础。

　　当然，传统中国的意识形态渗透能力十分有限。一是“家国一体”，国家意识和乡土意识同构，国家没有必要设立专门的机构进行“教化”，以建立民众对国家的认同；二是国家与乡土社会的关系更主要的是税收关系，乡土社会高度自治，政府管理主要是税收和司法。三是国家也没有能力对一个个高度自治而分散的乡土社会进行意识形态“监控”。正因为如此，伴随传统中国的文化一体化过程的同时，是文化结构的二元性，即国家意识形态与乡土意识形态的二元分离。乡土社会有自己的意识，且这种意识并不总是与国家意识相一致。如传统乡土社会活跃着民间宗教。每到农民反抗王朝之时，民间宗教就扮演着整合分散的反抗力量的重要作用。

　　与传统国家的农民反抗不同，现代国家的建构是一场结构性革命，即革命不仅要破坏旧的秩序，更要创造新的制度。这种革命性改造，首先要改变的是人心。20世纪是中国通过革命对乡土社会进行翻天覆地改造并建立现代国家的世纪，在这一过程中，“宣传下乡”是重要方式。

　　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是以激进的革命方式进行，同时又是依靠少数精英的宣传发动的。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进行推翻专制王朝统治的革命时，就将人分为三类：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者。革命需要先知先觉者运用新的意识去启蒙、教育、动员，影响和带动后两类人。推翻数千年王朝统治的辛亥革命便是由孙中山等先知先觉者发动的。辛亥革命及其之后的国民党主导的国民革命对于改变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重要作用。它不仅使得在一个有着浓厚皇权意识和国度里，“民主共和国观念从此深入人心”，[①] “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②]，而且将革命的理念传播到底层乡土社会。在国民革命中，经过改造后的国民党专门成立了宣传机构，并针对农民进行宣传动员。伴随国民革命，新的观念、新的词汇进入乡土社会之中。毛泽东在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生动地描绘出这样的情景：“孙中山先生的那篇遗嘱，乡下农民也晓得念了。他们从那篇遗嘱里取出‘自由’、‘平等’、‘三民主义’、‘不平等’条约这些名词，颇生硬地应用在他们的生活上。”[③]但总的来看，辛亥革命及其之后的国民党主导的国民革命还没有将革命宣传带到乡土社会。正如毛泽东所说，辛亥革命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动群众还没有动员起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④]由国民党主导的国民革命因为其领导者的局限性，也没有将革命宣传延伸到乡土社会。只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宣传在进入到广阔的乡土社会，并深刻地改变和影响着乡土意识。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现代政党。马克思列宁主义十分重视意识的作用。马克思在研究欧洲无产阶级时，使用了“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的概念，认为自在阶级只是经济地位决定的自发进行斗争的阶级，自为阶级则是具有阶级的自我意识和觉悟能够进行自觉斗争的阶级。由阶级中的先进分子组成的政党便担负着将无产阶级由自发阶级提升为自觉阶级的使命。列宁直接领导和发动了革命。在他看来，工人阶级自己不可能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义，只能从外面加以“灌输”。[⑤]其灌输者便是是少数先进分子组成的无产阶级政党。因此，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党都具有组织和宣传的两大功能。特别是中国是一个农民占大数人口的国家，对广大农民的宣传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当中国共产党将革命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之后，更重视对广大农村人口的组织和宣传，“宣传下乡”由此启动。

　　中国共产党“宣传下乡”的目的是进行广泛的农村动员，将广大而分散的农民组织到自己的旗帜下。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以武装斗争的方式实现自己的目标的，“宣传下乡”的重要功能是对分散的农民进行组织整合，将农民由一个自在的阶级上升为自为的阶级，从而使之成为具有阶级意识和阶级觉悟的革命阶级。农民的经济地位低下，是旧秩序的天然和本能的反对者。但是，由于分散的生产方式，农民是一个特别缺乏阶级自我意识的阶级，因此又具有天然的保守性。马克思对法国小农的评价也适合于中国农民。在马克思看来：“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⑥]以研究革命、阶级和阶级意识而著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奇对比了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的意识形态，认为：“在前资本主义时期，人们从不可能意识到（既使借助“归属”意识也不可能意识到）‘历史中人们行动的动机背后存在的真正的推动力’。它们被隐蔽在动机的背后，实际上是历史的一种盲目力量。”[⑦]在中国，由于宗族和宗法关系，更是弱化了农民的阶级自我意识。阶级利益冲突和对立为温情脉脉的宗族乡亲人情伦理关系所稀释。即梁漱溟先生所说的“中国人缺乏阶级意识（阶级自觉），尤不习于阶级观点（本于阶级眼光分析事物）”。[⑧]而中国共产党“宣传下乡”的重要目的是启发和强化农民的阶级意识。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共产党月刊》1921年第3号就发表《告中国农民书》，指出：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无论在革命的预备时期，和革命的实行时期，他们都　是占有重要位置的。设若他们有了阶级觉悟，可以起来行阶级斗争，我们的社会革命、共产主义，就有了十分的可能了。而要使他们获得阶级觉悟，就要对他们宣传。毛泽东在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宗明义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下乡”开天辟地将阶级意识带入乡土社会，将乡村社会成员划分一个个边界清晰的阶级，并通过宣传，提升和强化其阶级意识。如土地革命时期乡村经常可见的“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标语。特别是专门提出“打破地方观念，打破姓氏观念”、“不分姓氏地方，只分穷人富人”等口号。[⑩]

　　“宣传下乡”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目的是将分散的广大农民组织化，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力量。“宣传下乡”的过程也是植入和强化农民的政党意识的过程。在马克思看来，农民之所以不能成为一个阶级，就在于他们无法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传统农民的反抗都具有强烈的自发性。虽然农民领袖利用宗教等进行动员，但并没有形成一个代表农民利益，具有革命替代性的政治组织。他们仍然要依靠传统类型的统治权威来保护自己。尽管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出现过类似于政党的组织，但这类组织都未进入乡村社会，特别是农民中间。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下乡”则前所未有地将政党意识带入乡村社会。首先是通过宣传，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和纲领灌输给农民，让农民觉悟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从而形成跟着共产党走的意识。其次是将那些具有阶级觉悟的农民发展为共产党的成员，使之在政党组织内进一步接受党的教育，强化党的意识。中国共产党从性质上讲是无产阶级政党，但在相当长时间，其绝大多数成员都是农民。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农民，在党的宣传教育下，其党的意识逐步替代农民意识。

　　中国共产党依靠发动农民取得国家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化国家意识成为“宣传下乡”的重要内容。传统中国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国家，农民虽然是国家成员，但没有也不可能参与国家公共政治生活。作为皇帝的子民，他们只有缴纳皇粮国税的义务。国家对于农民来说只是一个外在的附着物，而没有进入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心理中。这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说的，传统的中国人只有家族意识而没有国族意识。从生产方式而言，农民与传统社会没有太大区别，他们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具有强烈的自我生产和自我消费的农民意识。这种意识被称之为“小私有”和“小生产”意识，是被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认为必须与其绝裂的“传统观念”。因此，还在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性政权之时，毛泽东就提出了新国家面临的“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思想。[11]教育农民就是要改造农民的“小私有”和“小生产”意识，强化国家和大集体意识。因此，在革命中形成的“宣传下乡”，在革命后继续延续下来，只是其内容主要在于强化农民的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如宣传“农民是国家的主人”。政治国家的意识开始进入农民的日常生活和心理活动之中。宣传“大河无水小河干，大河有水小河满”，强化国家、集体先于个体的意识。

　　阶级、政党和国家均是整体性概念。从生产方式来讲，农民是个体生产者，天生具有个体意识。但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下乡”过程中，农民的个体意识被弱化和改造。在生产方式没有根本性改造的条件下，“宣传下乡”成功地将亿万个体分散的农民整合到阶级、政党和国家的整体体系中，实现了对乡土社会的重组和改造，将分散分离的乡土社会与政党国家联结在一起。

　　二、改造与重构乡土意识形态的机制

　　传统中国社会具有上层与底层相互隔绝的特点，其意识形态也具有一体化中相互分离的特性。中国共产党得以通过“宣传下乡”，改造千百年以来形成的乡土意识形态，并建构起新的意识形态，其突出特点是将宣传工作延伸到底层社会、延伸到人的灵魂深处，从而打通上层与基层、国家与乡土社会的精神通道，建立起一体中的相互联系的精神意识网络。这一特点体现在一系列宣传工作机制之中。

　　1．宣传组织。

　　宣传工作由人来做。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下乡”之所以能够取得显著成效，重要原因是形成了一个完备的组织体系。

　　中国共产党是以军事武装斗争取得全国性政权的。军事斗争是革命时期的主要任务。中国共产党的成员也主要集中于军队中。而作为武装斗争专门集团的军队同时也肩负着宣传动员的使命。早在江西革命根据地时期，毛泽东就明确指出：“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12]毛泽东在总结红军长征时高度概括了军队的宣传功能，认为红军是宣传队、是播种机。红军走到哪里就将革命的道理带到哪里。西部地区距离国家政治中心遥远，甚至与世隔绝，正是随着军队力量进入西部，才使西部地区农村得到政治动员。

　　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功能是宣传功能。政党组织延伸到哪里，宣传工作组织就延伸到哪里。伴随“政党下乡”，不仅农村党组织领导人高度重视政治宣传，而且设立专门从事宣传的机构并有专门人员。[13]特别是在1960和1970年代，党的政治宣传组织一直延伸到农村最基层的生产生活单位――生产队。生产队除设立主管生产的队长以外，还设立政治队长，专门负责政治宣传和教育。除了党组织外，为共产党所领导的群众团体也担负着宣传工作。

　　为了动员、改造和重建乡土社会，中国共产党经常从乡土社会外部下派工作队进入乡村。而工作队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进行宣传发动。因为毕竟农村党组织成员生活于农村，先天具有传统的乡土意识并无时不刻受到乡土意识的影响。而来自乡土外部的工作队受乡土意识影响较小，且主要功能是传递党的意识。通过工作队改造和重构乡土意识可以起到特殊的作用。工作队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宣传下乡”的重要力量。每到中央有大政方针出台，都要向乡村下派工作队进行宣传动员。如土地改革时期有“土改工作队”，人民公社时期有“四清工作队”、“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改革开放以后有“小康工作队”、“新农村建设工作队”。如仅仅是“四清运动”，全国就有150多万各级干部参加工作队。[14]这些工作队都具有做宣传动员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功能，其重要任务是将党的意识从外部“灌输”到乡土社会内部。

　　2．宣传形式

　　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下乡”中，形成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形式。

　　标语口号是“宣传下乡”的重要形式。标语口号是用生动、简明、易懂、醒目、针对性强的文字表达所要宣传的主要思想。这是因为农村民众的文化知识较少，在新中国建立前90%以上的农民是文盲。他们不可能接受和理解深奥的政治理论。而中国共产党的大多数成员来自乡村社会。他们也知道农民的接受理解能力有限。因此，标语口号成为宣传教育的重要方式。这些标语口号的内容都围绕着党的中心工作，体现着党的意志。各个重要时期的标语口号都有所不同。如土地革命时期是“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土地改革时期是“土地回家”、“农民翻身”。人民公社时期是“人民公社好”。改革开放以后是“致富奔小康”等。凡是党中央特别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时，标语口号就特别多。这种简明扼要的口号使农民容易接受和理解。特别是通过标语口号能够形成一种具有强烈感染力的社会舆论，引导农村公众，建构一种新的社会共识。在传统社会，乡土意识主要是自我传递的，很少有外部性的影响，也很难形成一种对社会进行反复刺激的公众舆论。而中国共产党作为现代政党组织，特别重视以社会舆论改造、改变和影响人心。“宣传下乡”中的标语口号就是重要载体。通过这种公众舆论告知人们应该怎样做才是正确的，如果不这样做则会带来什么不利后果。农村是“熟人社会”和“道德社会”，一旦自己的行为偏离标语口号的范围，就可能成为公众舆论所不容忍的对象，受到社会排斥。所以标语口号尽管形式简单，但效果显著。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形象地描述到：“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这几个政治口号，真是不翼而飞，飞到无数乡村的青年壮年老头子小孩子妇女们的面前，一直钻进他们的脑子里去，又从他们的脑子里流到他们的嘴上。”[15]　　也正因为如此，为了达到宣传的目的，有些标语口号将所要宣传的内容推向极端，甚至流于简单粗暴。这种标语口号尽管具有震撼性，但仅仅只有外部性的威慑力，而不能延伸到人的内心灵魂。党的高层领导也往往不主张使用这种粗野极端的用语。

　　开会在“宣传下乡”中发挥重要作用。对于传统农民来说，平时少有公共性的聚会。一般逢年过节时有一些本族、本村和本乡的聚会，但不具有政治内容。伴随中国共产党的“政党下乡”，将“开会”这一现代政治形式引入农村。“开会”与共同体议事性会议不同，主要承载着宣传教育的功能。“开会”有会议召集者，通常是党组织和受党委托的组织；有会议内容，通常是党和政府意志；有会议对象，通常是会议听众。正是通过“开会”，将党的意志传递给农村公众；也正是通过不断反复地“开会”，使党的意志深入到人们的灵魂之中。正因为如此，在革命时期，农村中普遍流行的是“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的说法。国民党税多，必然导致农民的反对。而农民的反对情绪则因为共产党“开会”而动员起来，形成组织性的反对力量。新中国建立后，执政党仍然依靠“开会”输入自己的政治意志。特别是人民公社时期，“开会”成为生产活动的组成部分。“开会”与生产活动一样可以获得工分报酬。毕竟“开会”要比生产劳动轻松，所以能够吸引人们积极参加会议。尽管许多会议并不是他们所真正关心的。

　　大众传播成为“宣传下乡”的重要载体。传统乡土社会没有大众传播工具。村民之间的信息传递主要依靠口口相传。进入20世纪，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大众传播工具迅速进入古老的乡土社会。其重要原因是执政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将政治信息传递到农村，以建构新的乡土意识形态。新中国建立以后，大众传播工具进入乡土社会有两次高潮。第一次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大革命”被发动者认为是一场触及和改造人的灵魂的革命，宣传教育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为此，在国家支持下，农村的有线广播发展迅速。在大多数农村地区，每家每户都有广播喇叭。广播内容除了少量当地农业生产活动安排以外，主要是来自中央的“声音”。正是通过一个个广播喇叭，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声音”传递到农民中；也正是年复一年，日复一年的传播，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声音”渗透到农民的心灵中。第二次是改革开放以后的“村村通工程”。人民公社体制废除后，依附其上的有线广播系统也不复存在。农民与国家之间的政治信息沟通相对缺乏。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国家举办了“村村通工程”，其中之一就是使每个村都能接到到电视信号。由此每家每户都可以收看电视。而电视主要是由政府开办的，承载着宣传教育的功能。这种通过大众传播进行的文化整合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它可以将政党和政府的意志以便捷的方式迅速传递给农民。农民不仅每天能听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声”，而且能够看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像”，从而大大强化其党和国家意识。

3．宣传活动

　　宣传是通过一系列行为活动，达到影响人的思想心理的行为模式。“宣传下乡”过程中的活动有着鲜明的特点。

　　一是政治运动。政治运动是由一定阶级的政党或政治集团为了实现某种政治目的所发动与领导的具有明确的目的、严密的计划性和组织性的社会活动。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民众长期不知政治为何物的国度里进行革命和新社会建设的，政治运动是达到其政治目的的重要方式。特别是这种政治运动具有广泛性、群众性和经常性。早在1920年代，毛泽东就在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将“普及政治宣传”列为农民运动成绩的大事之一。即使是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仍然习惯于运用政治运动实现政治目标。如土地改革运动、合作化运动、“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等。而政治运动本身就是一个发动群众、动员群众、教育群众的过程。政治运动的规模大、参与性高、力量猛烈。正是通过经常性的政治运动，将党的意志高强度地输入到乡土社会，以改造既有的乡土意识和建构符合党和国家意志的乡土意识。

　　二是心理引导。农民意识是长期历史上形成的，要从根本上加以改变很不容易。急风暴雨的政治运动能够很快改变人的表层意识，但难以触及人的深层心理。而这种深层心理才是支配人的行为的内在机制。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下乡”不仅仅借助于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将党的意识从外部输入到乡土社会，更重要的是通过一系列合乎农民心理特点的政治活动改变人的深层心理。

　　将广大农民动员到自己的领导下是中国共产党“宣传下乡”的重要使命，也是共产党获得和巩固政权的基础。为此，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采取分田地、减租减息等方式，给予农民以经济好处来动员农民。但是，农民受数千年传统思想影响，并不敢获得好处，认为自己受苦是“天命”，是地主出租土地养活了自己。为此，共产党在“宣传下乡”中，以“算帐”的方式解决农民思想中的“谁养活养？”的问题。首先是启发农民“地主的土地从何而来？”随后根据生产资料和劳动投入算帐，让农民明白“穷人不种地，地主断了气”，没有穷人的劳动，就不可能有地主的富裕，是农民养活地主，而不是地主养活农民，分地主土地和减租减息是理所应该的。

　　土地改革是中国共产党对乡土社会进行天翻地覆的改造。在土地改革中首先必须建构起农民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意识。但对于农村家族社会来讲，农民的家族亲缘意识往往强于阶级意识，因此很难建构起阶级斗争意识。为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工作队以“诉苦”的工作方式建构和强化农民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意识。在传统社会制度下，贫苦农民的“贫苦”是客观存在。但这种客观存在的事实却被人们视为与生俱来和不可改变的“天命”，人们有“苦”也无处诉说，只能以压抑自己的方式生活。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工作队召集会议，让贫苦农民诉说自己的苦难生活。在河北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中，农民群众在“诉苦”大会上“越诉越痛、越痛越伤、越伤越气、越气越起火、越起火劲越大，经过诉苦，群众的情绪高起来，斗争自然易于掀起”。[16]正是通过“倒苦水”，将深藏在自己心理深处的怨恨发泄出来，从而痛恨给自己带来痛苦的压迫阶级和相应的社会制度，明确了自己的处境正是由于阶级压迫造成的，因此获得和提升了自己的阶级觉悟，萌生和强化了阶级斗争意识。正如亨廷顿所评价的，随着城市的启蒙到乡下，“农民不仅开始意识到自己正在受苦，也认识到能够想办法来改变自己的苦境。没有什么比这种意识更具有革命性了。”[17]

　　土地改革后农民获得了土地，成为小私有和小生产者。但中国共产党为了从根本上改造传统社会，很快推行集体化。这种集体化直接触及到农民的小私有心理，并不为农民所主动接受。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土地改革后不断开展政治运动，重要目的就是改造农民的小私有心理。在强化集体化意识的政治运动中，“忆苦思甜”是重要活动，即回忆过去的苦难，思念今天的幸福生活。这种活动适应了农民的思维特性。农民的生产主要依靠历史积累的经验，其思维习惯于“向后看”，即与过去比较，在与过去比较中寻求人生的支点。同时，农民的生产方式高度依赖于自然，他们的收获和生活好坏取决于“天”的恩赐，因此具有强烈的感恩意识。“忆苦思甜”活动恰恰适应了农民的思维特点。通过回忆过去的痛苦生活，感受到今天的生活幸福；而今天的幸福生活则是中国共产党带来的，因此要感谢共产党并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吃水不忘挖井人，翻身不忘共产党”。

　　三是树立典范。传统中国是一个道德社会。这种道德社会往往是通过道德楷模来教化社会。所以皇帝会经常对那些符合道德标准的人物加以表彰，以此进行精神文化整合。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下乡”过程中，通过宣传各种先进模范人物，以树立典范影响社会是重要活动方式。在每个时期都会围绕党的主导意志和标准树立典范，对他们加以表彰，引导人们向他们学习。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中国农村出现严重的经济困难，人民公社制度的好处受到置疑。正是在执政党领导层出现农村方针政策走向分歧之时，山西省大寨大队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带领下，依靠集体的力量不仅克服困难，而且取得农业丰收。这一事迹很快得到执政党最高领导层的关注，并成为农村集体化道路的典范，从而号召全国“农业学大寨”。1964年12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对大寨的经验进行了概括和总结，指出：“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家提倡的。”[18]至此，“农业学大寨”成为一场持续达10多年之久的政治运动。

　　四是思想斗争。中国共产党依靠农民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但党还要改造传统社会，重建新的社会。而要实现这一目的首先得改造人的思想。特别是长期形成的农民意识并不是很快能够改变的。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下乡”除了以各种宣传行为影响人的思想意识外，就是伴随着政治运动对不符合党的意志的思想进行斗争。1957年，农村集体化进行到高潮阶段，为了迅速推进集体化，同年8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要求用大辩论的方式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与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1960年代执政党在农村开展“四清运动”，重要内容是“清思想”，与干部的错误思想做斗争。“四清运动”之后的“文化大革命”更是一场触及人的灵魂的革命，思想斗争方式更激烈。除此之外，各种政治学习也伴随着思想斗争。

　　应该说，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下乡”在改造传统乡土意识，建构阶级、政党和国家意识方面是有成效的。它将分散的乡土社会纳入到统一的精神文化体系中来，建构起农村基层社会与国家意识形态的精神通道，使“只知有家不知有国”的传统意识改变为“国与家相连”的现代意识。当然，由于“宣传下乡”伴随着政治运动，伴随着经济政治压力，因此也有一定限度。这就是人们往往更多的是基于某种外部性压力服膺某种思想，而不是基于内心的自觉。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以后的“宣传下乡”出现了新的情况。如与人民公社体制相伴随的“开会”已没有以往的影响力了，从事家庭经营的农民对于开会缺乏积极性，许多地方出现了10多年不开会的“会荒”。大众传播传递的信息多样化，也使人们的思想意识呈多样化态势。简单地单向地宣传“灌输”不再受欢迎。特别是来自乡土自身生产生活活动且曾经受到批判的乡土意识又迅速复活，如家族意识、乡土信仰等。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下乡”在新时期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版，546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6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4－35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6页。

　　[⑤]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版，317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677页。

　　[⑦] [匈]乔治·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66页。

　　[⑧] 引自善峰：《梁漱溟社会改造构想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09页。

　　[⑨]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页。

　　[⑩] 参见袁征主编：《中央苏区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页。

　　[11]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77页。

　　[12]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