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盗船帆：极权主义大饥荒的发生原理

海盗船帆：极权主义大饥荒的发生原理

时间:2010-11-16 13:53 作者:海盗船帆   来源:共识网

——杨继绳先生《墓碑》一书读后有感

　　人类社会惨绝人寰的大饥荒总是发生在极权主义统治之下，是极权主义不可抗拒的必然规律。无论是中国、苏联、北韩或是其它什么国家，一旦成功建立起极权主义统治，那种面积广泛时间持久的大饥荒就会接踵而至，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于饥饿。中国在1956年至1961年持续了三年的大饥荒活活饿死了至少3,700万甚至有可能多达6,000万人，如果再加上当年少出生人口，整个人口损失估计可达7~8,000万人左右甚至有可能更多。而根据后来揭密的官方档案，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苏联大饥荒中，仅乌克兰一个加盟共和国就饿死了1,000万人，全苏联14个加盟共和国合计有可能饿死了3,000万人。只有北韩饿死的人没有达到千万的数量级，据说只在50万至300万人之间，原因仅仅在于北韩本身人口总量少，所以绝对数量才会少于它的两个极权主义兄弟国家。在大饥荒中，无论是中国、苏联还是北韩，都曾普遍发生过人吃人的惨剧，甚至父子相食、夫妻相食、兄弟姐妹相食，不少人是靠吃人肉才活下来的。

　　由于当时年龄尚小，我对大饥荒依稀还能记起的，就是普遍发生在城市大街上、光天化日之下的抢劫。这些抢劫全都是以一丁点食物作为目标，仅仅是一个包子、一个馒头或是一块红苕等等，就足以吸引大街上的全部目光，让所有人们无论高低贵贱都显出“垂涎三尺”的模样。有一次我哭闹着不愿去幼儿园，妈妈拿出一个馒头让我安静下来，乖乖跟着她向幼儿园走去。结果就在半路上，一个人从后面飞奔而来，从我手中一把抢过馒头立即就塞进嘴里，我眼睁睁看见自己的馒头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不仅没有吃到馒头，幼儿园还不得不去，这更让我伤伤心心号陶大哭了一场。

　　在大饥荒过去很多年之后我才真正体验到饥饿的威力，那是我下乡到农村当知青的时候，我们的生产队主要种植棉花，棉花上交国家，国家则在年底下发口粮。下发的口粮根本不够，自己还得用各种菜叶、红苕、玉米等等凑数。但有一年，国家竟然下发高梁充当口粮，高梁里面又被掺入了大量石粒子，根本无法筛选出来，导致下发的口粮完全无法食用。一直有毛左人士到处宣扬说极权主义统治时代绝无掺假造假现象，至少我的经历能够驳斥他们的谎言。那一段时间，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又饿又冷，所想的全部事情就是明天如何找到吃的，除此之外对任何事情都打不起精神来。饥饿的感觉是如此之难受，它直接将人的生活降低到动物的水平，让我相信吃饭是人生惟一重要的事情，即所谓“民以食为天”。最后我实在无法可想，只有逃离农村回到城里才吃上饱饭。有时候妈妈会给我讲起大饥荒以前的日子，说那时市面上出售的各种食物是如何丰富，价格又是如何低廉，最后她总要补充一句：那样的好日子再也不会有了。

　　极权主义崩溃之后，仅仅是放松社会控制这样一个很小很小的改革，就让各种食物神奇般的再次出现，塞满了柜台和商店，这让我明白过来，让人吃饱竟然是一件如此简单的事情，营养过剩、肥胖和减肥才是当今人们难以应对的大麻烦。但就是让人吃饱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无论是在中国或是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是在极权主义统治之下始终都无法办到，至于那种饿死成千上万人的大饥荒，更是极权主义统治之下时刻可能出现的噩梦。刻骨铭心的饥饿感是对极权主义永生难忘的回忆。

　　当然，对于发生在中国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大饥荒，左派们是坚决予以否认的。即使他们很多人当年也差一点被饿死，一旦事过境迁，便拒绝承认，集体遗忘。因为，即使是真理部，垄断了所有的思想、道德和文化资源以及全部媒体，也没有本事去把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吹成是一次伟大胜利。大饥荒抹黑了极权主义的光辉形象，极大削弱了极权主义的吸引力，彻底剥夺了极权主义统治的合法性。所以，要歌颂极权主义及其独裁者，要想复辟极权主义，就必然要否定或是遗忘大饥荒的事实。

　　平心而论，对于极权主义独裁者而言，他们并不希望在自己统治之下发生这样广泛持久的大饥荒，他们一方面需要繁荣昌盛，装扮盛世强大，争夺世界霸权，处处显示极权主义的优越性。另一方面也晓得“人相食是要上书的”，害怕自己死后被人清算。当年刘少奇就曾对毛泽东说过这样的话：“人相食，你我是要上书的”，他还不知犯下大忌，挑起了毛泽东一块心病，让毛疑心将来要被他清算。所以毛要抢先下手，发动文革把刘整死再说。

　　无论是苏联、中国、古巴、北韩等等国家，极权主义独裁者们个个都有超强执政能力，他们的这种能力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已经无须再去加强。能够在一个国家里平空建立起极权主义统治的独裁者们，总是具有过人的能力，无论是阴险、狡诈、伪善、凶残、野蛮等等，都远非寻常人士可比。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党外，基本无人能与他们抗衡。他们号称可下五洋捉鳖，可上九天揽月，再加上所谓举国体制，宏图大展，集中力量办成大事。但在如此英明伟大正确的领导之下，即使是倾国之力也无法让人吃饱，甚至还会在全国范围之内一再发生那种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亡的大饥荒，足以说明极权主义的彻底失败。反而是那些平庸窝囊的统治者们整天一筹莫展、无所事事，却能让吃饭不成问题，至少没让大饥荒普遍和频繁的发生。

　　发生在中国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大饥荒，最早可以一直追溯到1952年陈云推出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按照这一政策，农民的粮食只能先交给政府，剩下的才是自己的口粮，而其他所有人的口粮只能从政府那里购买。显而易见，如果农民不愿意将粮食交给政府，政府需要耗费极大的成本才能从成千上万个体分散的农民那里搜刮到粮食，往往劳民伤财还效果不佳。因此，“统购统销”政策的有效执行需要将成千上万的个体农民集中起来，对他们实行直接的人身控制，才能达到控制粮食的目的。易而言之，只要走出“统购统销”的第一步，无论陈云之流最先愿望如何，那也就只能是在通往奴役之路上一步一步往下走，通过一次一次的各种运动，最终成立了政社合一、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是一种现代化的农奴制度，它重建并维持了农民对它的人身依附关系，而在极权主义独裁者眼里，则是达至终极目标的“金桥”。

　　人民公社是中国大饥荒发生的制度背景和根本原因，除此之外，还有和人民公社同时兴起的公共食堂，它使得各级干部直至独裁者本人除了可以直接控制农民人身之外，还能进一步控制住他们的饭碗，他们吃好吃饱吃多吃少吃干吃稀都由各级干部乃至于独裁者本人决定，独裁者本人就曾亲自决定农民只能“农忙吃干，农闲吃稀，平时半干半稀”。他们还从农村调动成千上万的劳力去大炼钢铁、大修水利等等，导致农时无法下种，庄稼无人收割，决定性的影响到最后收成。但这些都还只是大饥荒发生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大饥荒发生的最直接原因是毛泽东于1958年亲自发动的声势浩大的“大跃进”运动。人们仅凭常识就可以知道，国民经济的所谓“大跃进”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工农业生产要配上“大跃进”的名号，只能是突飞猛进式的成倍增长，而要实现突飞猛进式的成倍增长，惟一的办法是浮夸。于是，为了实现所谓的“大跃进”，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各地开始大肆造假浮夸，争先恐后大放所谓“卫星”。从表面上看，大浮夸是从最基层开始的。而实际上，由于基层承受压力的能力最弱，是被逼无奈只得率先开始浮夸。粮食的高产浮夸最先是从河南开始的，由于河南是中国的“跃进省”，只有放了高产卫星，才能证明自己的优越性。这一简单的逻辑人人都很明白，但生产是否增长依据的却是另外的逻辑。为了让生产增长符合自己的逻辑，放高产卫星，就只有造假浮夸了。好在他们很快就想到了造假的办法，把10亩地所产的小麦集中起来，按2.9亩地来算，最先创造了亩产3,530斤小麦的纪录。这一所谓的纪录很快就被打破，各地的粮食亩产几乎是扶摇直上，很快就上了万斤，最后在广东北部连县，达到了60,437斤。后来据说还有亩产十万斤，但这一高产记录在当时就没有被官方正式承认。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上个世纪80年代公布的数据，1958年中国实际粮食产量仅为3,898亿斤，仅比上一年增长了1.1%，这和号称的“大跃进”相去甚远。如此兴师动众、倾国之力、大动干戈，粮食产量却仅仅增长了微不足道的1.1%。这一数据如果公布，足以让毛的脸上不再神采奕奕，而让所谓的“观潮派”、“怀疑派”们洋洋得意。因为它实际上是向全世界宣布了“大跃进”惨遭失败，至少是劳命伤财、毫无成效。

　　显然，要证明大跃进取得了伟大胜利，就必须报出丰收的数据，也就是说统计工作也要来一场大跃进，党需要什么样数据，他们就必须提供什么样的数据。于是，统计工作也成了保卫毛主席的战线，数据成了威力无比的武器。国家统计局竟然发出这样的号召：“全体统计工作人员，在党的领导下积极行动起来，拿起统计武器，为坚决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击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

　　统计工作在经过这样一场大跃进之后，最后逐级汇总上报的全国粮食产量竟然达到了8,500亿斤，较1957年增长了一倍多。据说这还是压缩之后的数字，是在各省、地、县上报汇总的数字基础上压缩了10%~30%后得出的，这认为是比较可靠的。拿出这样的数字之后，还怕谁不服气？

　　那些造假浮夸的人以为吹牛是不上税的，却没想到公粮征收也会随之水涨船高。既然全国粮食普遍丰收，政府多征收一点也算是合情合理，但农村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多余的粮食。1958年中国全国人口共约65,994万人，人均占有粮食仅为590斤。这590斤粮食还是原粮，换算成口粮还要更低，1.2斤原粮才相当于1斤口粮。即使是如此之低的人均粮食占有量，还需要从中减去饲料粮、工业用粮、军粮及其它用粮，为了换取外汇以及援助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还必须大量出口粮食，这样一来，人均实际可以消费的粮食就更少了。易而言之，从政府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之后，农民就从来没有吃饱过。即使是在大饥荒发生之前的年代里，全国粮食危机就已经十分严重，很多地方都曾发生饿死人的事情。现在政府大大提高了公粮征购数量，形同口中夺粮，形势更加严竣。

　　因为相信了大跃进的浮夸数据，1958-1959年度政府加大的征收力度，从农村实际征收走公粮1,113.35亿斤，比上年度增长了21.25%。当时农村人口为55,303万人，剩余的粮食人均占有仅为503斤。但这只是原粮，折算为口粮后只有419斤。这其中还包括种子、饲料、副食品加工用粮、储备及正常的损耗，扣除这些之后，能够吃进嘴里的已经所剩不多。在当时，一个成年人一顿就可以吃掉一斤粮。当然，如果有足够的肉食供应，一个人一年根本吃不完这些粮食，可能百来斤粮食就撑饱了。但吃肉实际上热量转换效率更低，吃肉所消耗的粮食比直接食用粮食要多出5倍，考虑到这一因素，这点粮食无论如何也是填不饱肚皮的。

　　再对比现在的一个数字，2009年全国粮食产量为10,616亿斤，人均占有粮食为795斤，但都仍然需要大量进口粮食才能维持，而且进口数量每年还在大幅增长。2009年全国仅进口大豆就达惊人的4,255万吨，中国大量进口粮食被认为是全球粮价上涨的重要因素。

　　1959年粮食产量只有3,400亿斤，比1958年减少15%，但当年度征收粮食仍然维持在1,100亿斤的水平上。1960年粮食产量只有3,535亿斤，1961年仅有2,850亿斤，这时毛泽东才为晚已晚的醒悟过来，了解到农村里的真实情况，开始采取措施救灾。而全国各地已是饿殍遍地，一片哀鸿了。其实毛的所谓救灾措施就是宣布他不再吃肉而改为吃鱼了，他最喜欢吃鱼了，另外他还尝试吃起了西餐。同时他扬言“退居二线”，不再牵制别人救灾，只是躲在一旁准备好秋后算账。没有了毛在一边碍手碍脚，刘少奇等人开始积极行动起来，仅仅是因为放松了对农民的人身控制，不再横征暴敛，他们就迅速扭转了灾情，让全国渡过了大饥荒。

　　对中国大饥荒的历史有所了解之后，就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如毛泽东这样具有无限权力的极权主义独裁者拥有中国有史以来最为强大有效的情报机构以及数量庞大的线人队伍，无孔不入，无所不在，事无巨细，均能明察秋毫，为什么还无法掌握到自己国家的真实情况，反而还会受到极大的欺骗甚至是戏弄。大跃进中各地上报的造假浮夸数字曾让毛泽东转而考虑另外一些问题，那就是粮食多了怎么办？这成了1958年整个夏天最让他烦心的事情，为此他不耻下问甚至不惜向来访的赫鲁晓夫讨教，而他本人所能够想出的办法之一就是让人一天吃上五顿。今天看来，这不啻是一场喜剧，而他则扮演了一个穿上新衣的皇帝。

　　对于这一类造假浮夸数字，毛有时也是怀疑的。有人向他汇报亩产10万斤的喜讯，他指着对方的鼻子训斥说：“你在吹牛，这不可能，你在放大炮。我是种过地的，你没种过地吧，这靠不住。10万斤，我不信，堆都堆不出来么！”但三人成虎，当全国各地大放卫星的捷报如雪片般飞来的时候，已由不得他不信，再说他还有充分的动机去相信谎言。他曾对人说过：“许多事情看来怪得狠，要就没有，或者很少。要就很多很多。过去九年粮食增加很慢，老愁粮食不足。可是今年一年就增加了几千亿斤。今年翻一番，明年还可能翻一番，这样我们粮食就多得不得了。钢也一样，过去九年搞了几百万吨，今年几个月就可能增加几百万吨，你看怪不怪。”他还真有一点百思不得其解的感觉。

　　极权主义独裁者为什么无法了解自己统治之下的真实情况，因为真实发生的事情违反了他的意愿，所以他才拒绝承认和接受。他会认为这些事情只是局部的、表面的、偶然的和虚假的，任何事情只有符合他的心愿才是真实的、本质的、整体的、必然的和全面的。平心而论，我们每个人都很愿意听我们愿意听的、看我们愿意看的、读我们愿意读的、做我们愿意做的事情，在这一点上，我们和极权主义独裁者们并没有两样。但由于我们能力极其有限，我们无法阻止那些违反我们意愿的事情发生，它们不可阻挡的出现在我们眼前，让我们只能直面相对。

　　只有极权主义独裁者们才具有全面的能力，能够有效阻止那些违反他们意愿的事情发生和出现。这一点，就连历史上一般的专制统治者们都无法办到。在极权主义国家里面，所有的社会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道德资源、政治资源和暴力资源等等，都由党所垄断，并最终集于一人之手。上至除独裁者本人之外的其他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下至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几乎所有人的生死予夺都由这一人决定，仅仅因为他垄断了所有人赖以生存、上进及发达的全部资源。易而言之，借助于现代技术手段，毛泽东才最终实现了中国两千多年前管仲“利出一孔”的政治理想，将古代法家的极权主义乌托邦变成了现实。

　　既然是这样，那所有人为了自己的生存、上进及发达，都要竭尽全力去满足他的意愿，让他心想事成，美梦成真，这几乎成了所有人们甚至是除独裁者本人之外的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所能够选择的的惟一生存策略。如果独裁者要去“大跃进”，赶英超美，那所有人就只能造假浮夸，大放卫星，才能哄他开心。如果不如此行事，惹他生气，让他龙颜大怒，后果很严重。无论是谁，无论身居何职，他都敢于当面威胁说“只需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彭德怀就是最好的一例，尽管他当时位居国防部长，授衔元帅，但自恃劳苦功高，竟然敢不相信浮夸数据，仅仅是在庐山给毛写了一封万般婉转的私信，吞吞吐吐说了一点自己的看法，就被打成反党集团，还说他里通外国，让他百口难辩。他后来的命运并不比刘少奇更好，被整死后名字被改成了“王川”，就好象这个人从来不曾存在过一样。

　　前真理部部长朱泽厚曾举过一个例子，他说：你站在北京天坛圆丘的圆心大喊一声，一会儿回声从四面传来。你听到的声音还是你自己的声音。天坛这个地方就象征着我们的政治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最高统治者听到的声音都是他自己的回声。换言之，他发出什么信息，下面就会送来同类的信息。他不可能听到与他意愿不一致的声音。

　　其实还有一个比喻更加符合极权主义统治的现实，记忆中曾见过一张照片，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里坐在沙发上阅读《人民日报》，它总让我想起《镜花缘》中的直肠人。这个故事有些恶心，我就不具体讲了。《人民日报》本来就是党的喉舌，上面登载的任何一段文字都必须得到真理部的批准甚至是毛本人的允许，所以满版都是他的金口玉言、最高指示和光辉语录。它存在的理由在于它能将毛的金口玉言、最高指示和光辉语录成千上万倍的放大出去，这种放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范围，它能让毛的声音传遍全国大地；二是程度，它变本加厉，将毛的高调唱得更高。当毛发动“大跃进”时，《人民日报》就充当吹鼓手的角色，大肆浮夸，大造声势。毛要求粮食增产，《人民日报》就报道全国各地喜获丰收。也许亩产千斤就能让毛心满意足，但它要吹成亩产万斤十万斤。问题是毛又把它全部吞咽下去，当作真实发生的事情，据此以为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从而作出重大决策。这样不断反复，无限循环，每次循环都要精心粉饰，添盐加醋，色香诱人。但即使这样，也有臭不可闻，不堪再用的一天，那就是谎言被戳破的时候。

　　造假浮夸的数字最后总要兑现，如果不能兑现，谎言就要破产，将会打扰独裁者的大好心情。但很多事情的发生并不依据于独裁者的意愿，无论他意愿如何，谎言都无法兑现。所以，当谎言破产的时候，惟一的办法就是封锁，不让他晓得谎言已经破产。这也是几乎所有人们在极权主义统治之下为了生存、上进或是发达的惟一活法。于是我们就看到，极权主义从中央到地方基层的各级组织和单位都积极主动的行动起来，对外严密封锁消息，不使上达天听。即使全国范围之内已经开始大量饿死人了，他们也有办法瞒天过海，不让走漏一点点风声。那一刻，独裁者手下的各类情报机关似乎都已失灵，独裁者本人只得派出身边亲信下到农村充当线人以查清事实真相。极权主义的执政能力越强，独裁者本人越难以了解到下面的真实情况。

　　另一方面，无数人们在极权主义统治之下选择的生存策略所存在的巨大悖论也由此暴露出来了。由于利出一孔，人们为了生存上进或是发达就只能积极主动去维护加强极权主义的统治，从而让极权主义表现出极高的效率。但极权主义统治效率越高，人们越容易受到威胁和迫害，不只是上进或发达，甚至连基本生存都受到严重威胁。无时无处不在的饥饿、贫穷、愚眛、狂热、恐怖、告密、检查、批斗、悔罪、审查、逮捕、处决，构成了生活中的全部内容，无论如何小心谨慎也难以避免祸从天降。人们可能因为私底下的交谈或是一篇日记被人告密而被处决，也可以因为莫须有的什么事情而无端受到牵连而被关进大牢，无人可以幸免。即使是前国家主席，那位曾经为毛泽东建立极权主义统治立下汗马功劳的人，也可以轻易就由刘少奇变成“刘卫黄”，死得极其难看。既然如此，又何必当初呢？

　　极权主义统治的悖论对于独裁者本人来说也完全成立，他的执政能力越强，效率越高，越是无法掌握真实信息。他进行决策所依据的往往是错误甚至是荒诞信息，因此毫无任何理性可言，最后总是导致巨大的灾难。就中国来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初衷决不是为了制造大饥荒，就其表面目的上说是为了赶英超美，其实他最想超过的是苏联，他认为如此一来最大多数的人们将会得到最大的幸福，他本人也将取代苏联而成为世界革命的伟大领袖。由于极权主义将“利出一孔”的政策发挥到了极致，成千上万人的基本生存、上进或是发达都会受到他荒诞决策的严重影响，所以成千上万倍的放大了为害程度及范围。不仅没有实现自己的初衷，反而削弱了他的权威，使他痛感大权旁落，让他郁郁寡欢了好几年。同时被削弱的还有极权主义的人身控制，这是统治者为了渡过大饥荒而不得不做出的让步。易而言之，要在和平年代、风调雨顺时期人为制造出导致数以千万人死亡的大饥荒，综观人类历史，只有极权主义才有这样非凡的能力，是极权主义统治效率趋于完美之后必然出现的灾难结局。

　　在极权主义崩溃之后，后继的统治者们总是显出平庸、窝囊的样子，甚至以近乎痴呆的表情出现在世人面前。道理仅仅在于，由于极权主义乃至于所有专制主义都对人民实施愚民政策以方便自己奴役和掠夺，只有当人们陷于无知、扭曲、狂热和愚眛之中才会认为自己的生活境况比西方民主国家好上五倍，才会心甘情愿接受他们统治。问题在于，专制统治者的接班人也是从愚民当中提拔培养出来的，自幼也接受愚民教育。正常人们对愚民教育本能上都会十分反感并普遍进行抵制，只有被彻底洗脑的那些人才会表现得心悦诚服，他们不仅全盘接受愚民教育，而且在学习中成绩优秀，也就是说只有从小就认真学习做愚民并且成绩优秀表现出众者才有望被提拔成为接班人。如此培养出来的接班人当然会是一副平庸窝囊的模样，如果拿他们与前任相比，肯定会是一代不如一代。

　　反倒是在这帮人统治之下不易再发生类似大饥荒那样的灾难，原因在于他们的执政能力较弱，所以对社会的控制能力急剧降低了，这也是所谓“改革开放”后所必然导致的后果之一。实际上，所谓“改革开放”也是由于“利出一孔”的大政方针难以为继而被迫搞起来了，在这之后，成千上万人的生存、上进或是发达就不再仅仅依赖于统治者们的意愿，政治审查只对体制内的人们发生效力。而在体制之外，人们还可以自主择业，甚至摆摊、做小生意维持基本生活，所以不必再看他们脸色行事，多少还可以说一些自己想说的话，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反而能让统治者们多少听到世上还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容易明白一点事理。因此，与独裁者相比，他们的决策多少还受到牵制，显出一点理性，心底知道“大国崛起”已成幻梦，不再想赶英超美，再去发动荒诞不经的所谓“大跃进”。所以，就他们那点极其低下的执政能力来说，还不足以制造出一场大饥荒。

　　当今中国那些极力想要复辟极权主义的野心家们，如果他们真的得逞，把中国重新带回到1984那样的年代，他们就能够避免类似大饥荒这样的灾难再次发生吗？不要说他们能够汲取经验教训，如黑格尔所说：历史的主要教训就是没有什么人能够从历史中汲取教训。更何况大饥荒沿袭的是这样一份路线图：首先是独裁者发动运动，运动导致全面的造假浮夸。独裁者再根据这些反馈回来的浮夸信息进行下一步决策，结果导致灾难。由于灾难被精心隐瞒，缺乏真实信息，所以没有什么人想到要去积极补救，最后才诱发更大的灾难。在这样的路线图中，是否汲取教训根本就不重要，最关键的是独裁者是否能够如毛泽东当年那样全面彻底的做到“利出一孔”，即所有人的生杀予夺是否被掌握在他一个人手中。如果回答“是”，那就只能一步一步往下走，直到大灾难的发生，很少会有改变的余地；如果回答“否”，那就说明极权主义的建设还远未完善，大饥荒和类似大饥荒那样的灾难是否发生也就失去了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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