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需要什么样的中国？

世界需要什么样的中国？

作者　陈力川　

世界需要什么样的中国？

　　一、中国的难处

　　我常听到中国人说外国人不了解中国，尤其是不了解中国的难处。

　　的确，中国的难处由来已久。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现代化的航船历经无数艰难曲折，至今没有完全驶出暗礁险滩。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巨大成就，但是国人清醒地知道：中国还有许多难念的经。

　　究竟难在什么地方？从经济的角度说，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超过11%，中国的生态系统、资源系统就会崩溃。但如果低于7%，既满足不了国计民生的需求2，也满足不了政治系统的需求3。鉴于生态系统、资源系统与国计民生和政治系统的需求之间的矛盾，因此经济过热的时候，政府不得不降温；经济疲软的时候，政府不得不加温。经济增长对于近三十年的中国来说，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目标，而且还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目标；中国的经济不只是追求富裕的手段，而且是政权合法性的全部基础。

　　从生态的角度说，中国面对三个难以克服的矛盾：一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道路与环保的矛盾（未来二十年，中国还将有三亿多农村人口向大中城市迁徙）；二是满足民众的物质欲望与环保的矛盾（降低消费固然既节能，又环保，然而面对全球经济低迷，出口下滑，中国急需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三是为各级政府官员所迷恋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与环保的矛盾。

　　从政治角度说，中国需要完成保证现代化转型最终成功的制度框架。但这一政治建构既不能脱离执政党完成，也不能全靠执政党完成。在党国一体的背景下，解决执政党的权力受到监督和制衡、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新闻自由等问题无异于让一个人给自己实施换心脏、换肝脏、肾脏的手术，难度之大史无前例。

　　从国家建构的角度说，现代民族国家并不只是一个共同市场，而是一个政治法律共同体：不同族裔的人应当具有同等的权利，国家的法律应当具有一致性和公正性。这个问题既涉及尊重和维护少数族裔的文化与社会权利，又涉及如何看待现阶段对少数民族实行的优惠政策。国家建构需要综合运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手段加以整合，不是单凭经济手段可以完成的。

　　从文化的角度说，目前的中国是古代传统文化与现当代从西方传入的社会主义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的混合体，三种文化的冲撞和融合尚未产生一个新的价值体系和社会秩序。中国面对的文化挑战是如何使固有文明与外来文明共生共荣，如何在集体主义精神和个人独立自主的需要之间找到平衡，如何调和个人权利与社会和谐的关系。

　　从教育的角度说，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随着市场经济的脚步到来，然而教育公平缺失的现象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普遍存在。许多优秀的青年，仅仅因为其家庭或者出生地的原因就失去了选择大学，甚至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法律上具有公益性质的教育在现实中成为许多家庭消费不起的奢侈品。

　　此外，中国在医疗体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制，经济结构调整等方面也是困难重重。一方面，中国需要应对社会转型期的各种困扰，另一方面，随着国力的增强及其在世界经济比重中地位的上升，随着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社会相互依存性的加深，中国被要求承担世界大国的责任和义务。从以前少有发表意见的机会，或者意见不受重视到今天成为解决世界重大问题不可或缺的力量，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转换对中国人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怎样做一个世界大国？怎样当好一个世界大国的领导人和公民？

　　世界需要什么样的中国？这是世界向中国提出的问题，也是中国应当向自己提出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又与另一个问题紧密相连：中国希望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二、建立一个没有霸权的世界

　　世界需要一个不争霸、不称霸的中国。虽然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冲突、战争和陆地的领土扩张持续了几千年，但是现代历史上的中国却是西方列强侵略扩张的受害者。目前，尽管中国政府主张“和平崛起”，一再重申不谋求霸权，与其他国家一起建设“和谐世界”，但是，当一个新的强国在东方崛起的时候，不仅周边的国家会感到巨大的威胁，就是西方发达国家也会感到莫大的压力。

　　自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发表以来，在西方世界先后崛起的大国中产生了一个根深蒂固的念头，这就是强盛会引发冲突（修昔底德认为，导致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雅典的强盛，形成海上霸权，威胁到斯巴达的地位）。近现代世界呈现的就是西方强国争霸的历史，在霸权的背后是作为国与国关系基础的实力政治。因此，用实力对比的眼光观察今天的世界就会产生这样的印象：中国由弱变强，英美和欧洲国家由强变弱，由此而推论就会得出实力对比的变化必然导致冲突的看法。美国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2009年夏提出的建立中美关系的“战略再保证”4 框架就反映了这种担忧。斯坦伯格说：“正如我们和我们的盟友必须表明的，我们已经准备好欢迎中国作为一个繁荣和成功的大国的到来，中国也必须向世界其他国家再保证它的发展和不断壮大的全球角色不会以其他国家的安全和幸福为代价。加强这方面的谈判应该是中美关系的优先要务。”5

　　世界期待中国的崛起走出强盛导致冲突和战争的历史逻辑。为此，中国的“战略再保证”可以是不争霸，不称霸；美国的“战略再保证”则应是抛弃霸权思维，改变霸权政策，激励世界向无战争、无霸权的和平时代过渡。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强盛要比美国一国独大对世界更有利；中国崛起的外部目标应当是霸权世界的结束和无霸权世界的开始，这个世界固然存在竞争，但应消除冲突。美国总统奥巴马于2009年6月4日在开罗大学发表的演讲向世界发出了一个积极的信号，他说：“人类的历史常常是国家和部落为了自身的利益互相征服的历史。然而，在这个新的时代，这样的心态会事与愿违。鉴于我们的相互依存性，任何旨在使某一国家或某一群体凌驾于他人之上的世界秩序都将注定失败。因此，无论我们如何看待过去，我们都不应受其束缚。我们的问题应该通过合作关系来解决，我们应当分享进步。”应当说，目前美国的外交政策离这个宣示还很远。最近，美国高调介入南海的主权争议就是新的证明。

　　三、探索新的发展模式

　　谈到发展模式的问题，中国立即遇到一个应该做什么和能够做什么，应该怎么做和能够怎么做的两难困境。自从世界在西方资本主义的逼迫下开始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以后，辉煌于农业文明时代中国就沦为一个落后的国家，并且在外敌入侵、连年内战、政治动荡中积贫积弱，一蹶不振，而且至今就其人口规模而言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西方的发达国家向中国显示了其发展模式的效率和生活方式的优越，另一方面，如果中国在人口众多和自然资源欠缺的条件下一味模仿这一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则会加速地球资源的枯竭。中国人可能会说，我们是步工业国家的后尘走上这条不归路的，在发展过程中重复西方的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例如汽车工业，难道汽车工业除了多生产、多消费、多污染，还有第二个发展办法吗？可是，中国人又不得不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按照现在这个发展模式，中国能否承担能源消耗和污染的双重后果？如果中国在汽车拥有量上向美国看齐，就要拥有11亿量汽车，而目前全球总共只有8亿量汽车。

　　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中国有没有权利按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发展，而是由于时代变了，西方的发展模式不再具有可复制性和可持续性。发达国家的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20%，然而他们是在消耗全球60%以上资源的历史条件下完成现代化建设的。在新的形势下，有十三亿人口的中国需要探索低消耗、低排放的新型现代化道路，通过大幅度提高能源利用的效率和产出效益，支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然而，期待中国这样一个曾经非常落后的国家超越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走出既环保又发展，而且发展速度能够满足内需外求的逻辑是否现实呢？我们知道，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空间非常狭小，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转为追求适度的经济增长，可操作的空间非常有限。然而，发展低碳经济，走绿色增长的道路，既是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愿望，也是不可回避的历史选择。所以，中国政府决心在结构性节能低碳和技术性节能低碳两个方面努力，制定了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须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环保和能源这类问题不是一个国家单独能够解决的，必须打破国家的界限，在更大的范围内思考。

　　除了能源和产业结构的制约以外，中国发展低碳经济还受制于国际市场对中国生产的某些高排放、高污染产品的依赖，例如焦炭（le coke）。自1991年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第一大焦炭生产国与出口国，产量占世界总量的45％，出口量占世界焦炭贸易量的60％，2008 年的焦炭生产量达三亿两千多万吨。由于焦炭产业的特殊性，即使采取严格的保护措施，生产过程也难免产生严重的污染，势必付出巨大的环境代价。焦炭由优质煤炭高温冶炼而成，是钢铁等行业的主要生产原料。但炼焦过程中会有大量粉尘、一氧化碳及有毒气体排放到大气中。炼焦所排出的焦油和废水也含有大量有毒物质，渗入地下后长期污染地下水。而且，每生产1吨焦炭要产生400立方米的煤气。山西是中国最大的焦炭生产省份，也是中国污染最严重的省份。澳大利亚是铁矿石、炼焦煤非常丰富的国家，然而并不在本土大力发展钢铁、焦炭行业。许多西方国家，如美国、欧盟不断削减自己的焦炭产量，甚至全部停产，转而从中国、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国进口，政府给予补贴。近年来欧盟迫于环保的压力关闭了一些焦炭生产厂，排在世界前十大钢厂中的四家欧盟钢铁企业年消耗焦炭量的三分之一依赖从中国的进口。中国焦炭出口政策的任何变化，都可能引起国际市场的不安。2004年中国计划将焦炭出口量削减至900万吨，结果引起国际焦炭价格上扬，欧盟、美国等国表达强烈不满。2009年6月23日，欧盟与美国以中国限制焦炭等工业原材料出口为由向世界贸易组织提起诉讼，认为中国应提高包括焦炭在内的九种出口产品的配额或降低出口关税。中国要完成到2050年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需要从现在开始逐渐降低焦炭的产量，但同时又不得不顾及国内外市场的需求，处于欲罢而不能，进退两难的境地。从焦炭的例子可以看出，中国碳排放量中有相当大的部分与出口贸易有关，而碳排放又与能源消耗分不开。每燃烧一吨煤炭会产生4.12吨的二氧化碳气体，比石油和天然气每吨多出30%和70%。长期研究亚洲问题的英国作家马丁•贾克（Martin Jacques）承认，“中国能源的四成是用来生产出口品给西方市场”6。

　　四、开辟再生能源

　　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能源消费国。中国的能源结构呈现“富煤、少气、缺油”的特征。每年的煤炭产量和消费量均占世界的40%以上。2009年中国原煤产量接近三十亿吨，占一次能源比重超过70%。2009年中国还进口煤炭1亿多吨。自1985年以来，中国石油需求量以每年6%的速度递增。据国际能源机构（IEA）预测，2010年中国的石油需求量在300到350万桶之间，而中国的原油产量只有200万桶，中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可达到40%。因此，中国能源安全战略的目标是在2020年将再生能源的比重从现在的5%提升到20%，减少对煤炭和石油的依赖。为此，2009年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投资融资高达346亿美元，超过美国（186亿美元）和英国（112亿美元），居世界第一。1999年，中国生产的太阳能板仅占世界总量的1%。2008年就达到32%，居世界第一，太阳能板的出口额达一百五十亿美元。此外，中国的两大汽车制造厂也在政府的鼓励下研发油电混合车，立志成为全球电力和其他另类能源车辆的主要生产厂家。

　　中国实际上已经踏上寻找替代能源的道路。例如，中国的风能在过去五年当中，每年以超过百分之百的速度增长。中国五大电力集团之一的国电集团，每年近40%的投资用于发展风电。目前风电装机位居世界第五、亚洲第一；潮汐发电位居世界第三，亚洲第一。预计2015年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将达到总装机规模的30%，2020年将达到40%。

　　与国营企业相比，民营企业也不甘落后。例如，致力于清洁能源生产与应用的民营企业新奥集团在河北廊坊、美国硅谷及欧洲建立了研发基地，将技术成果产业化，提供包括清洁煤（碳煤地下气化和低温催化气化技术）和太阳能（太阳能建筑、光伏电站及光伏充电站）等多种应用服务；推广节能、减排的综合解决方案；把国外先进的环保技术和低碳排放技术引进到中国来，再把自己研发的产品推向世界。

　　迄今为止，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没有找到可以占主导地位的清洁能源。风电、水电、潮汐发电等等，还无法取代煤炭和石油，人们对核能是不是清洁能源，以及长期的利弊得失还有很大的争议。先发展的国家占尽先机，基本上已将大烟囱工业转移到后发展的国家，因此，新兴国家比发达国家更迫切需要找到能够支撑其发展的清洁能源，发达国家有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环保技术和低碳排放技术。中国正在加强与美国和欧洲在新能源领域的合作。2009年7月15日，中美两国政府宣布成立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两国共同投入一千五百万美元作为启动资金，首批优先研究项目包括节能建筑、清洁煤和清洁能源汽车。2010年4月30日，中欧清洁能源中心成立仪式在清华大学举行7，欧盟资助一千万欧元，开展清洁煤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新能源技术方面的研究和交流。

　　五、中国的经验和教训

　　自1842年中英鸦片战争后开始的“自强运动”，到1898年戊戌变法流产后的“十年新政”，中国保守主义的“防御性现代化”8尝试宣告失败。从1911年结束皇权帝制的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的自由主义现代化运动也以失败告终。在1949年至1978年间，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共产主义现代化实践虽然给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工业化基础，但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国家处于民生凋敝，危机四伏的局面。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现代化进程既可以说是一种有资本主义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可以说是一种有社会主义特色的资本主义，而正是这样一个混合模式使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改革的基本逻辑和重要任务是调整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国家和农民的关系历来是中国治理的核心内容之一。这种关系的调整，使农民获得了土地的经营权、农作物的销售权、自治权，以及从事非农产业和获得国家财政支持的权利。其中最重要的是以“包产到户” （家庭承包责任制）为核心内容的土地改革。实际上，土地改革是农民的创造，是农民抗争的结果9。家庭承包责任制大大地释放了农民的创造性和生产力，在制度层面促进了粮食的增产和农村经济的转型。

　　概括起来说，中国的经验有四点：一是始终强调基于国情制定改革的长远目标和政策；二是始终采取渐进改革，或者增量改革的思路；三是过去解决问题的方法以行政手段为主，现在解决问题的方法是综合式的，包括市场的调节方式和法治的方法；四是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逐渐向社会放权，但中央和地方政府始终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即使在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后也是如此。在经济转型期间，中国模式是否比英美模式更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正在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辩论。

　　中国三十年改革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经济繁荣、国力增强的同时，社会内部仍然矛盾重重。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下，权力制衡机制、利益表达机制、社会反腐败机制无法健全；言论、出版和新闻自由继续受到干涉和控制；现有的利益格局被固定化，社会上的利益冲突被政治化，不稳定因素被夸大或混淆；社会公平和正义难以伸张，致使群体事件和恶性泄愤事件频发；特别是政治行政权力的行使不透明（暗箱操作），使国家未来的发展充满变数。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待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六、摸索中国的民主模式

　　对民主的概念通常有狭义和广义两种解释，狭义的民主指公开、自由的投票选举，包括候选人之间公平的竞争。广义的民主指“公共理性的实践”（John Rawls），主要是公民参与政治讨论和影响公共事务决策的可能性，其核心是“公共辩论”。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认为，从“公共辩论”的角度看，民主不是一个纯西方的概念，而是一个人类文明的遗产，因为许多古老的文明都有对政治、宗教、社会和文化问题进行公开辩论的传统。阿玛蒂亚•森在“民主的世界根源”10 一文中列举古代印度、中国、日本、伊朗、埃及、伊斯兰世界和许多非洲国家的例子说明 “世界民主史”实际上远远超出欧美的地域。阿玛蒂亚•森既反对某些西方人将民主当做资本据为己有，也反对某些非西方国家的人将民主与本国文化对立起来，因为两者都有将民主简化为投票权的倾向，而忽视了从公共辩论的角度审视人类民主思想和实践的漫长历史。

　　在讨论中国的民主问题以前，我们首先要澄清一点，民主化不是欧洲化或美国化的同义词，中国在民主问题上的争论与其说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不如说是中国社会内部的冲突。就像每一种文化都会产生不同的价值取向，每一个社会都会有不同理念和理想的争论（中国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争鸣就是最好的例证之一）。西方社会不仅在历史上，而且至今仍有反对民主的声音。欧洲内陆国家的民主化也比英美两国来得要迟。虽然中国实行皇权专制的历史长达两千多年，但是这不意味着中国的政治思想没有民主的元素。公元前三世纪孟子就提出“民惟邦本”，“民可载舟，亦可覆舟”，“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我们完全有理由将孟子的“民本主义”与卢梭的“人民主权论”相印证。这两种思想都在原则上肯定政府是公意的代表，政府不能违背人民的愿望；权力的行使应得到人民的赞同，不能使用强制手段。孙中山明确说过，他提出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渊源于孟子11。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不缺少重新构建政治文化所需要的思想资源。

　　应当承认，在政治领域，当今的许多西方人不太理解中国人看问题的角度和处理问题的方式。如果我们把西方国家用两百多年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看做一种模式（多党制、全民选举、三权分立、代议制民主），中国显然不符合这个意义上的民主条件。但如果我们将民主视为人类社会的一种实践活动和一个历史进程的话（西方的民主也是与君主专制长期斗争取得的成果），可以说中国正处于社会民主化的初级阶段，只不过这一创制工程不是按照西方的设计而进行的。对中国来说，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是一个参照，但不是一个可以照搬的现成模式。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罗桑瓦龙提出：“为了更好地思考民主，必须抛弃模式的概念，转向经验的概念。”12“模式的民主”肯定问题的一致性，但无视实践的差异性，将民主价值从民主经验中抽象出来，忽略了民主历史进程中的探索和实验；“经验的民主”承认各个社会探索民主道路的权利和自主性，鼓励它们按照自己的文化传统、政治现实和历史阶段性寻找适合自己的民主形式。

　　民主是人类社会面对的共同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各个社会有着或相同或不同的经验。我们知道，西方国家的共和制和君主立宪制就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两种民主制度；同样实行共和制的国家也因国情不同而有总统制和议会制之分。中国有权利、有必要按照她认为可行的方式和节奏，以及特殊的文化背景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模式。2002年以来的多次民意调查显示，尽管大多数中国人认同民主的价值观，但是对民主在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国家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制度安排还没有达成广泛的共识。例如，在一项民调中84%的受访者赞成选举国家领导人，但同时有61,9%的受访者不赞成多党竞争13。可见中国人拒绝的不是民主思想，而是作为模式的民主，如多党制。另一些民调显示，民众的经济诉求远远超过民主诉求，发展经济和政治民主化的排序是经济发展先于政治民主化。这表明大多数受访的中国人不认为民主价值可以脱离时间和地点的条件而存在。其实历史上，西方国家也是先有工业化和经济起飞，后有全民普选权，民主化也不是一步到位。总的说来，18世纪是争取公民权利的世纪，19世纪是争取政治权利的世纪，20世纪是赢得社会权利的世纪。当然这只是一种简单的划分，实际上18世纪和19世纪的公民权利运动有交迭，19世纪和20世纪的政治权利运动也有重叠。例如在欧美大部分国家，妇女投票权是从20世纪初才开始发展起来的。法国妇女于1944年4月21日才被赋予投票权，1945年才第一次行使投票权。这个事实正逐渐被人们忘却。

　　七、世界新治理格局中的中国

　　世界治理是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长期挑战，如果将世界治理比喻为一个新的建筑，现阶段我们还在寻找这个建筑的基础。在世界新治理的构建中，世界需要什么样的中国？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世界？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可能单独说世界要求中国怎么做，中国要求世界怎么做。正如中国未来的走向将是国内外各种分力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结果，世界未来的走向也是国际上各种分力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结果。用佛教的话说就是“和合”与“无常”。这个合力的结果与各自的期待可能不完全一致，但也不会完全对立。

　　世界需要什么样的中国与中国不同于他国之处息息相关。中国的特征与印度相似，有两点比较突出，一是文化悠久，二是人口众多。这两个特点影响着、决定着世界对中国的需要。基于悠久的文化，中国肯定会为世界提供多样性的表现；基于众多的人口，在维护人的尊严和社会公正的前提下，中国的稳定对世界的和平至关重要。

　　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对世界格局肯定会产生一些冲击。首先是对威斯特法利亚条约签署以来形成的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体系的冲击。通过讨论能源和气候等全球议题，我们已经看到民族国家的概念对构建世界新治理的制约。“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分属三个不同的洲，而且自身就具备大洲的特点，四国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42.9%，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量的15.5%。最近八年，世界经济增长的50%来自这四个国家。此外，欧洲已经走向民族国家的联合体，“国家联合体”的概念指的不是欧洲联邦，而是欧洲民族在保持自身特性的基础上的联合和趋同。2010年5月11日欧盟设立的“欧元区货币基金”就是一个在超越民族国家的范围维护财政金融稳定的机制；南美洲国家在经过五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和独裁政权之后，正在“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憧憬中，重新掌握自己的资源和命运；历经十年混乱的非洲也在痛定思痛后重返国际舞台，尽管其内部依然面临大规模的挑战。所有这些因素将最终改变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为中心划分的世界地缘政治的版图。

　　其次，随着中国、印度等国的强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分野也将变得模糊，或重新洗牌。在未来二、三十年，它们可能因国民生产总值名列前茅而跻身于发达国家的行列，同时因人均所得低于发达国家而具有发展中国家的特征。这将使它们的利益多样化，在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中表现不同的倾向。

　　中国的崛起应在文化上表现海纳百川的气度，充分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和多元化，遵循孔子“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在历史命运的转折点上，中国应保持谦和的姿态，不以任何方式谋求“文化霸权”。历史经验证明，民族和文化的自豪感是人民必要的精神支柱，但是民族和文化的优越感不可避免地导致霸权心态。崛起的中国如何对待内部的差异和外部的差异是对中国文化的新的考验。中华民族和任何民族一样，需要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的爱国主义；警惕蔑视他人、仇视他人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

注释

　　1 《世界需要什么样的中国？》主题研讨会于2009年7月17日—18日在北京举行，翁永曦，陈越光，王毅，王焱，李成贵，李可，曹晚红，王瑛，蒋为民，阎卓儒，陈顿斐，居斯塔夫•马林（Gustavo Marin），阿尔诺•布兰（Arnaud Blin），陈力川参加了会议。本文的写作参考了会议的发言纪要，作者在此对所有与会者表示诚挚的谢意。

　　2 2010年中国需要安排就业的人数将超过2400万，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达到1500万，其中高校毕业生就超过630万人。预计社会可提供的工作机会仅有1200万个，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压力将长期存在。

　　3 中国治理的成本非常高昂，一个国家有四套领导班子：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相当于四个政府，在绝对数目上可谓全世界最庞大的官僚体系。按照2006年1月1日实施的《公务员法》的界定，中国的党政干部加上人民团体的专职干部（统称公务员）为1100万人，此外还有3500多万职员，由公共财政供养的人员总数约为4600万人。

　　4 James Steinberg, US 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 raised the concept of "strategic reassurance" in which he outlined several areas where China needs to clarify its intentions, the growth of military power being one of them.?

　　5 www1.voanews.com/english/news/a-13-2009-09-24-voa57-68821807.html

　　6 马丁•贾克，《当中国统治世界》，联经出版社，台北，2010，第214页。

　　7 中欧清洁能源中心是由意大利都灵理工大学联合欧洲和中国的十余个合作伙伴组成的联合体，中国有三家单位参与，它们是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和清华大学。

　　8 参见《从“西化”到现代化》，罗荣渠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第3页。
　　9 1978年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十八位农民甘冒“坐牢杀头”的危险，秘密聚集在一起，在一份“包产到户”的协议书上按下手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仍然明确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事实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1980年9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后，尤其是在1982—1983年间才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逐渐推广的。

　　10 Amartya Sen, "Democracy and its Global Roots", in The New Republic, October. 2003.

　　11 参见《研究中山先生的史料与史学》，黄季陆等编，第557页，（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5年版。

　　12 Pierre Rosanvallon, "L’universalisme démocratique?: histoire et problèmes", ESPRIT, Janvier 2008, p.118.

　　13 参见 How East Asians View Democracy, New York, Colo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China: Democratic Values Supporting an Authoritarian System par Tianjian Shi, page.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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