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军队的“社会化”过程

　　虽然漫长，台湾军队的“社会化”过程基本完成了，任何政党、任何政治人物都不可能独断操控军队，这是让绝大部分台湾人可以感到自信而安全的一件事。

　　1988年1月13日，当时的台湾领导人蒋经国去世，那是一个真正震撼人心的消息。不只是除了少数内部人士外，台湾社会对蒋经国快速恶化的身体状况全无了解，更重要的是，和蒋介石去世的情形相比，这事来得如此凶险。

　　蒋介石去世，高寿八十九岁；蒋经国去世时则是七十八岁。另外，蒋介石去世前，早已多年不实际主持政务，陆续将权力交班给儿子蒋经国了。从权力角度看，蒋经国却是不意猝逝，来不及妥善安排接班。

　　因为没有接班规划，所以蒋经国留下的，是一个权力分散的局面。政府权力，部分掌握在当时的“行政院长”俞国华手中；党部权力，基本由党秘书长李焕统领；至于军方，最高的负责人则是参谋总长郝柏村。这三个人、三种权力，过去分别向蒋经国负责，也就不可能越过蒋经国独断指挥政、党或军。

　　形式上，领导权应该由当时担任“副总统”的李登辉接手。如果说蒋经国生前从来没有透露过俞、李、郝三人谁可以多获得一点权力，谁可以在接班上多被考虑一点，那么李登辉和接班布局的关系就更遥远了。

　　“副总统”这个职位有其渊源，也就有其明确的分量。明确地位高而权不重，象征意义超过实质意义。蒋经国自己从来没有担任过“副总统”。1975年，蒋介石去世，由当时的“副总统”严家淦接任“总统”，但谁都清楚权力的传承走向。蒋经国继续担任“行政院长”，但同时接任国民党的第一任“中央委员会主席”，以党领政，进行所有的决策。等到蒋经国就任“总统”，他选择的“副总统”，是台籍人士谢东闵，讯息也是公开而明白的，那是特别对台籍人士的示好笼络。李登辉也是台籍，而且其政治历程跟在谢东闵后面，亦步亦趋，同样也是在“台湾省主席”任内被拔擢为“副总统”。这样的安排，表明了蒋经国视李登辉如视谢东闵，这个“副总统”人事，基本上完全与接班无涉。

　　如此情形下，还要让李登辉接任“总统”吗？这是第一个大问题。这问题很快解决了，有鉴于当时蒋介石去世，严家淦当天就宣誓接任“总统”，中间没有任何权力空当，为了安定民心，大家共识援例让李登辉立即就职，没有引起太大的争议。

　　但再来的第二个大问题，就没那么简单了。蒋经国去世，空缺的还有另外一个重要位子，那是国民党“主席”的位子，也就是党机器实质领导的中央权力所在。还是一样，按照蒋介石前代的例子，严家淦接“总统”没出问题，因为权力不在“总统”，而在由蒋经国担任的“党主席”手中。李登辉可以戴上“总统”的头衔，然而毕竟是接了“党主席”的，才真正掌握了权力。显而易见，这是真正的权力角逐场域，有机会的相关人士，绝对不会轻易退让的。

　　然而就在这个关键点上，一个意想不到的角色高调介入了，让局面急转直下。那个意外的角色是蒋介石的遗孀蒋宋美龄，当时已经超过九十岁却还耳聪目明的“蒋夫人”写了一封措词强烈的信，给国民党秘书长李焕，表白希望暂缓选任“党主席”的接任者。

　　李焕收信大惊，不敢自己处理，急忙联络诸中央常务委员，商量对策。这批环绕蒋经国周围的国民党“大老”，不可能对蒋宋美龄有太好的印象。从大陆时代到撤退台湾，蒋宋美龄与蒋经国这对“母子”，长期处于紧张角力的情况。蒋宋美龄出身上海传教家庭，蒋经国却是在苏联曾经真心信仰过共产主义的，两人价值根底就是南辕北辙。大陆时期，“孔宋家族”气焰高涨，相对的，蒋经国背负着在苏时期曾经公开批判蒋介石的历史，大受压抑。然而风水轮流转，到台湾后，“孔宋家族”瓦解，反而是蒋经国愈来愈受到父亲的重用。在“吴国桢事件”上，和蒋宋美龄关系密切的吴国桢被弄到流亡美国，明确标示了两人的权力消长。

　　蒋经国身边的人，怎么可能愿意看到蒋经国尸骨未寒，蒋宋美龄就表露出操控局势的野心呢？于是蒋宋美龄的信，反而促使国民党内诸人，无暇内斗，决定尽早订定主席人选，断绝蒋宋美龄的任何权力妄想。

　　关键的那场中常会，由《中国时报》的创办人余纪忠主持。原来位阶不足以与闻权力内幕的党副秘书长宋楚瑜，以为会议将以暂缓推举主席为结论，在会议中突然发难，慷慨陈词，并在讲到蒋经国时，潸然落泪。一座惊愕中，余纪忠借力使力，当机立断呈交推举案。在那样的气氛下，众目睽睽集体压力下，大部分中常委同意了推举李登辉为新任党主席。

　　所有人都将李登辉视为最佳、也是最无威胁性的过渡人选。除了蒋经国的大力拔擢外，李登辉几乎没有任何政治资本。在党内没有派系，不曾任职中央部门，也没有地方势力基础。大家的盘算是，暂时将权力寄放在李登辉手上，挡住蒋宋美龄的非分之想，其他可以再徐图打算，人人都还有机会，也就没有人会强烈反对了。

　　可是，事实证明他们都错估李登辉了。李登辉上任没有多久，就开始了他游移于多角权力间的合纵连横。他拥有的，是“总统”与“党主席”的双重人事权。为了表达李焕在推举他当上“党主席”过程中的功劳，李登辉首先将和他最无渊源、在党内也最缺乏派系奥援的“行政院长”俞国华换掉，让李焕接任。李登辉需要做的，只有对李焕暗示这项人事的意愿，李焕自然就会动员他自己的系统，掀起一番“倒俞风”，终致俞国华不得不下台，还让俞国华的夫人在媒体前面替丈夫表达不平，怏怏地说：“政治真可怕！”

　　李焕转到行政部门，留下来的党秘书长位子，就由在推举李登辉一事上也有大功的宋楚瑜接任。先是透过宋楚瑜，接下来全面介入下一次的党中央委员及中常委选举，李登辉逐步握有了党内的实际影响力。再下来，李登辉又演出了一次出人意外的权力奇袭。在李焕没有防备的情况下，将他从“行政院长”职务上换下，取而代之的，是当时的“国防部长”郝柏村。

　　李焕绝对不想交出权力，然而一来变化快到他措手不及，二来和李登辉结盟将他换下来的不是别人，是权力基础同样深厚的郝柏村，李焕投鼠忌器没有了着力点。

　　郝柏村担任“行政院长”，对军方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表面上看，军人在台湾政治结构中，取得了空前最高的地位，反对党激动地大张“反对军人干政”旗帜，从议会到街头，发动了多次抗议活动。然而实质上真正的效果，却是松动了郝柏村多年在军中的控制，让李登辉有机会将“分而治之”的手法，也伸入军队里运用。

　　台湾军队长年存在着兵种间的竞争与紧张关系。最紧张的，倒不是陆海空彼此之间，而是政战系统与战斗系统间的冲突。政战系统是国民党有惩于大陆战败，特别设立来管辖军中思想与忠诚问题的。政战系统平行、独立于战斗系统，从排级就有“政战士”，连级有“辅导长”，营级有“营辅导长”，旅、师级有“处长”，自成一套上下领导，深入部队里监管思想与忠诚问题。

　　单位政战头子，统称“主管”，不同于排长、连长、营长、旅长、师长这一系的“主官”。主官、主管之间，必然存在心结。形式上主管在主官之下，协助主官带领部队，但实际上，主管同时负责监视主官，可以循自家的政战管道，背后打小报告，搜集上缴黑资料。主官管不到、看不到政战主管的报告，然而政战思想评估，却操控了战斗系统升迁的生杀大权。

　　多少在战斗系统上表现优异的人，却神秘地一次又一次错过了升迁机会，反过来，也常有战斗系统内评价不高的人，却平步青云不断高升。这种账，自然就被算到政战报告头上了。1980年代之前，政战系统气焰甚高，战斗系统敢怒不敢言，只能私底下瞧不起这些在他们眼中根本没有上战场打仗本事的人。

　　这种情况却在1983年有了戏剧性的逆转。政战系统出身，原本是蒋经国身边第一红人的王升，因为权力太大，管得太多，被传为将是蒋经国的接班人。传言传入蒋经国耳中，一夕之间，王升的权力机构“刘少康办公室”遭到裁撤，接着没多久，王升被调派为驻巴拉圭“大使”，不让他留在台湾。

　　不只王升，整个政战系统大受打击，战斗系统则人人额手称庆、幸灾乐祸。王升垮台后，郝柏村才从陆军部队中，以战斗系统的代表身份，逐渐取得大权。在这过程中，可以想见，政战系统很难讨到什么便宜。

　　蒋经国去世前后，台湾民主运动风起云涌，社会上有着要求自由、放松管制的强烈要求，其中获得热烈回响的诉求，就包括了“军队退出校园”。台湾高中以上学校，都配置有教官，除了负责上“军训”课程之外，同时管理学生秩序，兼及思想监控。“教官”是学校中最不受欢迎的人物，加上这些军人出身的教官，往往学识不足，言行粗鲁，让他们介入教育，很容易让人看出格格不入的荒谬之处。

　　教官虽属“教育部”，不过其渊源毕竟来自政战系统。政战系统自顾不暇，无法在教官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军方当权派又出于对政战的敌意，绝对不会主动出手相援。误打误撞、稀哩哗啦，“军队退出校园”竟然就快速成了社会的共识了。

　　郝柏村接任“行政院长”，让出军权的关键时刻，台湾军队处于奇特的情况中。第一是，往常对军队价值信念掌握最紧密的政战系统，影响力降到了最低点。过去趾高气昂的政战官们，甚至忧心忡忡地担心不晓得什么时候政战这个兵种会被取消。连带的，第二，政战控制松脱，军队的封闭性质也随之大幅降低，外面的种种骚动，开始直接影响了军队内部。

　　换句话说，台湾军队快速经历了一场“社会化”的过程。老一辈觉得自己先是军人，然后才有其他身份的态度，被年轻辈的新观念取代了。军人是社会上诸多行业的一种，不可能不理会社会的变化。而且，就算要在军中出人头地，也都得看清楚整体社会变化的趋势。

　　加速台湾军队“社会化”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原本随蒋介石渡海来台的一代凋零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后在台湾长大的新生代。此时他们陆续迈入而立之年，成为军队的中坚干部。他们没有上一代那么清楚“为谁而战、为何而战”的信念，他们同时和部队中的义务役官士兵关系密切，没有上一代那样的隔阂。

　　义务役人员，占军队人数绝大多数。他们入伍从军两到三年，就离开回到社会岗位上了。一批批的义务役人员，因此也就不断带进来最新的社会价值与社会观念，无从阻挡。新一代职业军人，年龄和这些义务役人员相仿，没有了出身背景的差别，而且自己又缺乏强烈的信念，当然很容易就受到影响，跟随着社会变化调整其想法了。

　　利用这个机会，李登辉藉由升迁将领的选择，改变了军队的领导生态。与其说李登辉刻意重用本省籍军官，不如说他专注选择受到“社会化”程度最深的人，予以拔擢。毕竟那个时候，在军中特殊结构下，其实并没有那么多本省籍的高级军官人选可供“重用”，但是即便都是外省籍，却明确有了应对与社会脉动的不同距离，所产生的不同派别。

　　李登辉开启其端，陈水扁后来继续执行的原则，是依照几个条件来拔擢军事将领。第一，少用具有强烈中国认同的人，多用表现台湾本土认同的人；第二，少用死忠拥护国民党的人，多用具备改革想法的人；第三，少用坚守传统部队信念的人，多用表现出较高弹性的人。

　　正因为没有那样明火执仗在军中搞省籍分配，所以这样的改变并未引来强烈的反弹。领导层人事架构逐渐改变，李登辉也就有办法将原本“郝系”的势力逐渐排除在外。在这个过程中，还伴随着台湾军队的大幅缩编，让许多高级军官焦虑自危，深恐自己成了缩编中的牺牲品，断送了原本看好、期待的升迁之路。为了争取那日益减少的机会，他们也就更是不得不认清风头，努力调整适应。

　　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军队一步步脱离了党的控制，也就一步步“社会化”了。李登辉从来没有办法对国民党旧势力真正放心，因而军队的忠诚由“党”而“国”，对他来说，是有利于巩固权力的好事。

　　李登辉执政十二年，到2000年，国民党在选举中输掉中央政权，军队和国民党的关系，已经切割得差不多了。政党轮替过程中，军方始终不曾是个令人担心的变量。虽然陈水扁代表的民进党，在军中得不到太多的支持，但是到那个时候，军中已不存在任何观念或组织去煽动反对、阻碍政权交接了。

　　民进党上台，军方将领升迁选择握在陈水扁手中又达八年，国民党的残余影响更稀薄了；另一方面，基于几十年的历史背景，不管陈水扁如何翻云覆雨，八年毕竟还是不可能让这支“国民革命军”“台独化”或“民进党化”。

　　至此，虽然漫长，台湾军队的“社会化”过程基本完成了，任何政党、任何政治人物都不可能独断操控军队，这是让绝大部分台湾人可以感到自信而安全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