瞒报死亡人数成了一种体制通病

数字，对于并非身临其境的人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事实真相就是由这一个个数字勾勒出来的，而也正是这些数字，让人们对自然灾害的残酷有了更多的切肤之痛。反观此次海南水灾，最牵动人心的数字却到现在依然“语焉不详”——究竟有多少人因为这场灾难失去生命？其实远比有多少房屋倒塌要好统计得多。据媒体查证，海南省万宁市有名有姓的遇难者已经有两位：10月5日，和乐镇高龙村的养殖户吴琼燕淹死在溃堤的虾塘里；10月11日，万城镇海尾村5岁女孩顾才霞在洪水仍未消退的水沟里失去生命。而这两起已经被确认的死亡，直到现在也没有出现在当地的统计报表中。官方的说法是：自9月30日以来的两轮水灾，至今无一人员伤亡。

在统计死难者人数这一问题上，当地政府无论怎么说都要有比外地记者优越千万倍的体制资源可以利用，想要统计死亡人数当然会比这种记者单枪匹马的查证更方便、更全面。按照记者的调查，两位在水灾中遇难的人员，其家属、包括村镇两级部门，均在第一时间上报，但数字汇总到万宁市政府、三防办、水务局之后，便成了“无一人员伤亡”的结果。这还只是一个地区的个案，再扩大到海南全境，官方关于死亡人数的说法同样一直语焉不详。面对记者追问，海南省三防办副主任徐国铭的说法是“还是以前发布的，没有最新数据”，而翻阅官方之前正式发布的灾情通报，并未提及人员伤亡，另一篇官方报道里也只是提到“全省因灾死亡4人，因灾失踪2人”。

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出于怎样的一种主观动机？究竟又是谁在隐瞒？在自然灾害面前，不存在像矿难那样对死亡人数上限的问责要求，人员的伤亡数据原本是没有什么理由和必要去隐瞒的。但现实的情况是，已经不止一个地方、一次灾难存在隐瞒遇难者人数的问题。在一次次被隐瞒的死亡人数面前，是一种怎样的政治道德与政治伦理在作祟？遇难者人数被隐瞒，公开出来的是一些跟人命相比终究是微不足道的被冲毁农作物、倒塌的房子……不仅如此，即使是财产损失，也被人为划分为第一轮、第二轮来分开统计，给人感官上有一种灾情还不是那么严重的错觉。

当然，在自然灾害没有像矿难一样的死亡数字压力之外，并不能说没有其他压力导致瞒报。地方各级政府日常防灾与救灾应急机制的极度不健全(而且这个“不健全”是在每年大灾不断的情况下千锤百炼依旧存在的)，灾情到来时的疏忽大意与不以为然，以及每年国家下拨的巨额防汛款项的用途与实效，这些平时难以用具体有效的衡量标准来检验的政府作为事项，在灾害面前总会以不作为的极差表现被暴露无疑。更何况，长期以来那种“报喜不报忧”的执政心态，“死了人就是大事，死的人越多事情就越大”的判断标准，以及对于负面数字的官场敏感反应，恐怕都为地方官员对灾情数字的瞒报抉择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几乎已经成为一种体制通病，更可怕的是在这种体制通病面前，我们几乎无计可施，剩下的只有沮丧。你不统计就罢了，别人统计还被看做是别有用心，这种执政心态的畸形可能会让民众的生计、甚至是生命成为牺牲品。而且在事件发生之后，无论是社会事件，还是自然灾害，在解民于倒悬的关键时刻，罔顾真正需要倾注全力去进行的紧迫工作，却总是害怕出事，害怕出了事被公众知道，抗拒真相和数据的公开，这是违背“以人为本”理念的错误选择，这从来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这问题绝对不能再不被正视了！

    人命关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