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改革重心正转向社会政治领域

　　10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审议“十二五”规划的建议稿。

　　胡锦涛总书记在全会前夕提出的“包容性增长”新概念，成为五中全会的大亮点。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表示，这是中国促进实现平衡发展的新举动，“包容性增长”很可能写进十二五规划。

　　在“包容性增长”的理念下，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认为，这届五中全会将拉开新中国第三个30年的改革大幕，改革的重心将很可能主要放在社会政治领域。

　　“未来10年，生态平衡、社会公正、公共服务、社会和谐、官员廉洁、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将是我国政府创新的重点领域。”五中全会开幕当日，俞可平在人民大会堂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某些权力部门成改革最大障碍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政治经济学教授曹立认为，“十一五”规划把节能环保作为约束性指标提出，并将具体指标分解到各个地方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生态环境状况出现局部改善，能源资源和环境压力对发展的制约总体上还没有缓解，有些方面仍在加剧。

　　2008年我国城镇化率提高到45.7%，城镇人口增加到6.07亿，城市化率以每年接近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但是城市化提速的同时，农村问题也日益突出，优质耕地大量流失，农业经营者老龄化，留守儿童增加，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等等。

　　在“十一五”期间，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经济的硬实力得到显著增强，但环境污染增加了社会治理成本，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缺失使老百姓缺乏安全感从而制约了内需。

　　面对十二五规划，直接指向的就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然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并非坦途，甫一破题，阻力便迎面而来。

　　“目前改革的问题在于，具体的改革方案下放到各个部门，就成为部门主导的改革，这样做的好处虽然可以落实责任，但是也有不好的地方，改革不是一个部门就能思考的，从部门角度出发，有时候与改革的大方向相一致，有的时候则可能与改革背道而驰。”王长江说。

　　对于未来的十二五规划，王长江认为，改革越来越强调整体性，各个部门在改革过程中考虑的是如何能让本部门的权力更有效，这种有效对改革是正效应还是负效应？这些问题部门本身无法判断，而这样的事现在越来越多。

　　“把规划做好是一方面，关键是用什么样的体制来推动，现在成为关键中的关键。”王长江说。

　　要排除改革的障碍，政府自身的改革是重中之重。在“十一五”规划中，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便是关键和重点。如今五年过去，行政体制改革仍没有实质性突破。“十二五”期间，改革最大困难仍然在于权力和利益的调整。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不改不行，但是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弹性和选择性的，久而久之就会形成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沉淀出不合理的利益关系。”在王长江看来，掌握具体操作权力的某些部门，已成为政治改革最大的障碍。

　　长期关注中国基层政治改革实验的俞可平也认为，与善政与善治的理想目标相比，我们缺乏政府改革的整体性和战略性的长远规划，政府创新的内在动力严重不足，政府决策机制存在公共利益部门化的明显倾向。

　　完成从“善政”到“善治”转变

　　十年前，俞可平和他的团队带着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憧憬，致力于关注中国地方政府提高行政效率和增进公共利益而进行的创造性改革，利用对地方政府创新奖项的评选，使那些散见于全国各地孤独的改革者，能够彼此获得信心与力量。

　　一点一滴的改革，不失时机的突破，正是他们所倡导的“增量民主”理念，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路径。

　　俞可平认为，党和政府正在解放思想，努力通过构建以民主和法治为特点的治理改革，推进“善政”体系建设，进一步趋向“善治”。

　　在学者们看来，善政与善治的差别很大。

　　“善政的主体是政府，是政府如何管理社会的问题，而善治的治是治理的意思，包含着多元主体，治者与被治者是互动的，甚至某种程度上可以互换位置的，被管理者可以参与到管理过程中来。”王长江解释说。

　　在他看来，善政向善治转变，实际上是由政府单一的管理、服务向多元治理主体参与这样一种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让社会组织发挥越来越多的作用。

　　追求善治被视为世界各国政府的共同目标，不同政治制度下的政府都希望有更高的行政效率，更低的行政成本，更好的公共服务，更多的公民支持。

　　“治理的实质，是政府与公民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合作管理，公共管理活动中治理的成分增多，意味着有更多的公民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管理活动中来。这既是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也是执政水平提高的反映。”俞可平说。

　　他认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公民政治需求的增大，正在催逼着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在政府管理体制的一些重点领域进行突破性改变，实质性地推进我国的民主法制进程，提高政府民主治理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