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社会怨气为何失控？

    人类社会总存在一些令人困惑的矛盾现象：一是某些低效率的经济制度总能长期存在；二是独裁者总是死也死不了（见“独裁政府为何长命百岁？”）；三是日子开始好起来，人们的的社会怨气却反而好象要失控了。

　　经过了三十多年成绩斐然的改革之后，中国人的怨气似乎不是小了，而是令人费解地变得更大了。最近一段时间，社会怨气突出地表现在维权抗争、泄愤杀人、哄变骚乱、绝望自杀、信访受压等五个方面。“杀童”不为越货、“杀官”只为愤恨、自杀不惜“连跳”、“自焚”不顾一切，加上大量的假冒伪劣、坑蒙拐骗造成的社会怨气，中国经济大发展的背后，竟显示出有人所说的“溃败”、“溃散”迹象，以至于令人产生了“2012世界末日”的联想。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

　　1，社会怨气原因的五种解释

　　知识界对此提出了至少五种解释：一是贫富差距扩大，二是贪污腐化加剧，三是社会正义匮乏，四是个人道德沦丧，五是个体信仰迷失。这些解释尽管有的侧重外因、有的侧重内因，但都非常有道理，确实能较好地解释一些各不相同的社会现象。然而，这五种分析的实际解释力到底有多大呢？

　　中国的整体生活水平在提高，但贫富差距确实也在扩大，而且也与贪污腐化导致的分配不公有关联。可是，中国的贫富差距的确也不是世界最高的，而且，由于“关系至上”的文化心理，人们对贪污腐化的承受力其实比一般想象的要大一些。社会正义涉及政府的公信力、守信程度和表率作用，但把所有不是百分之百地归到政府身上却不见得妥当；只要你把脚迈出门，看一看普通老百姓在公共交通和公共卫生上的“不讲理”，你就能马上得到一个非常直观的反证。把社会怨气归结于专权也没有解释力，因为专权并不是中国现在才有的事情，我们要解释的本来就是：在同样政治体制、甚至政治自由有所松动的情况下，为何现在的怨气反而大了；所以，把社会怨气归结于专权，就象把中国当今的经济发展也简单地归之于专权一样无法服众。

　　我们中国人习惯于只对“圈内人”讲情讲理、对“圈外人”无情无理，这恐怕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所以，说中国人“道德沦丧”就要非常小心，实际的情况并不是“沦丧”，而是“里外有别”，中国人的道德是高度“人格化”而不是“一般化”的道德。这么说，是不是最后只能把社会怨气归到“有奶就是娘”、“临急抱佛脚”的“实利传统”、“信仰迷失”和“精神危机”上呢？未必。在社会变荡期，有严格宗教信仰的西方人在讲德和守法上也不乏“堕落”的表现，这还不提他们对异族人和异教人所犯下的罪孽。

　　如此说来，分析当今中国社会怨气所面临的失控状态，客观上要求一种把过去和现在、内因和外因、中国的特殊性与世界的普遍性区别和结合得更好的解释。区分“过去和现在”，就是不能把过去就存在的“政府专权”、“正义缺失”、“道德失范”和“信仰迷失”不分程度地拿来解释现在；结合“内因和外因”，就是要分析“贫富差距”和“贪污腐化”的外因是如何通过怨气的内因而起作用的；考虑“中国的特殊性与世界的普遍性”，就是要看到“物质世俗主义”的现代化过程，如何也对“忠于信仰”的西方社会造成至少同样程度的冲击。

　　2，“时间偏好”及其四大因素

　　即便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上述五种解释无论如何仍是很有道理的，问题只在于，简单的罗列和加总不可能产生出真正的新观点，因为，问题要求我们必须从“个人行为的内部结构”进行综合把握，然后提出一个逻辑地统一各种观点的分析。这种客观要求往往就是产生“新理论解释”的绝好机会。

　　我把当今中国社会怨气失控的原因，归之于体现“个人行为内部结构”的个人“时间偏好”的普遍强化。通俗地说，“时间偏好”是指“现在就要、还是以后再要”。“时间偏好”是个人在选择“现在获得满足”和“将来获得满足”上的偏向；个人偏向“现在就要”就叫“时间偏好强”，个人偏向“以后再要”就叫“时间偏好弱”。

　　“时间偏好”是一个实证性很强的中性化概念，在经济学奥地利学派中，从卡尔·门格尔、欧根·庞-巴维克、路德维希·米塞斯，到穆瑞·罗斯巴德和法兰克·菲特，这些经济学家都用“时间偏好”来强调各种原因驱动下个人行为的时间体现，包括用它来解释“利息”和“贴现”，汉斯-赫尔曼·霍普更是突出地用它来分析不同制度下的个人行为。借用“时间偏好”这个概念，我们就能看清社会怨气的各种内外因素，是如何从“心理的焦虑”最终在“个人行为的现时性”上爆发出来。

　　“时间偏好强”和“时间偏好弱”会有什么不同的表现？ 为什么“时间偏好强”就会导致“社会怨气大”？这里最关键的问题，是弄清个人“时间偏好”到底会受什么因素影响。上面提到的五种观点，就可以通过“时间偏好”这个“个人行为的内部结构”而成为起作用的因素，“时间偏好”也就因此成为统一各种观点的“内在微观环节”。影响“时间偏好”的因素，包括外部的、生物的、私人的和制度的四个方面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这些具体因素。

　　外部因素指个人无法控制的、预期可能影响个人生存环境的各种事件，影响的情况可以是中性的、好的、坏的和极坏的。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中性的影响不会改变个人的时间偏好；好的的影响（如经济景气、农业丰收）会提高个人的时间偏好，使个人偏好现在、增加消费，但随着消费的增加，边际消费倾向会出现递减和转移（吃了第五个肉包后，人就开始想别的了）；坏的影响（如金融危机、农业欠收）会降低个人的时间偏好，使个人偏好将来、增加储蓄，为雨绸缪、以防不测；但极坏的影响（为便于理解，极端的如大气层消失、地球毁灭）则反而会提高个人的时间偏好，因为一但生存环境危及生命，个人显然要选择增加消费而不是增加储蓄（所以死刑囚犯一般很少拒绝“最后的晚餐”）。

　　影响时间偏好的生物性因素，指个人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发生的时间选择变化。年龄小的人一般时间偏好强，由于认知能力的原因，儿童对人的寿命和作为未来消费的生产投入不会有明确的概念，他们只认现在的满足，他们的世界里只有今天和明天、只有这个满足和下一个满足，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小孩的“不懂事”；小孩饿了哭不奇怪，大人这样就不对头了。随着年龄和认知能力的提高，人们学会了安排现在与未来的消费，个人的时间偏好开始下降，直到晚年生命接近终结，个人的时间偏好才开始反转，以避免“人生的最大痛苦，就是人死了，钱还没花完”。

　　个人时间偏好也受个人私人因素的影响，这些私人方面的因素包括健康情况、富有程度、性格倾向等等。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较健康或较富有的人时间偏好一般较低，这种人往往偏好将来、自制力强，愿意以现在的满足换取未来的满足；不太健康或不太富有的人时间偏好一般较高，这种人往往偏好现在、及时行乐、自暴自弃、破罐破摔；如果这种时间偏好变成一种性格倾向，缺乏耐心、急于求成等短期行为就会变成一种常态。巴菲特说长期投资不仅是一种策略，而且是一种性格，指的就是这个问题。许多人研究巴菲特的“价值投资”理念而始终不得要领，原因就在于“价值投资”理念不仅是一种理论，而且更主要的是一种涉及时间偏好的“性格化操作”。一个一边盯着股价大屏幕、一边读巴菲特的炒股者，他决不可能懂得策略与性格的区别与联系，这也是梦想一夜暴富的人往往“炒股炒成股东”的原因。

　　个人的文化修养也会与健康、收入和性格等共同影响个人的时间偏好，这就是为什么偏好现在的“社会下层”，往往更容易出现家庭破裂、吸毒成瘾、爱滋梅毒、暴力犯罪、嗜赌如命等问题。在成名成家的人中，素质修养对时间偏好的影响可能更大，在感性压倒理性的情况下，这些人的私人财富往往成了他们超强时间偏好的便利条件，离异滥交、纵情酒毒、违法犯罪等等就可能成为家常便饭，哪怕“过把瘾就死”。在集权财于一身而人格败坏的情况下，甚至会出现“我死后，那怕洪水滔天”的极端情形。有人对黄光裕那样的“大富豪”以身试法大为不解，其实原因就在个人修养和行为习性上；同样是来自广东潮汕和文化程度极低的李嘉诚，人家的后来修养就大不同；同样是来自广东潮汕的马化腾，文化程度和个人修养显然更高，QQ的企业文化与黄光裕时候的国美也不同。

　　美国俄亥俄大学的一个学生，曾在网上讲过一个“时间偏好与利率”的故事。美国的很多大学现在都是“聚会大学”，学生都成了“聚会动物”，俄亥俄大学因此曾在全美各大学中名列第五。有一次，周末快到了，这个学生酒瘾难耐，可发现自己已经身无分文，一时又找不到人借钱；看到手上还有一本“数量经济学”的教科书，他灵机一动，抓起书直奔学校书店，以大折扣的旧书价“放血”卖给书店，以此换来一小箱啤酒度过周末。几天后，这个学生收到了勤工俭学的工资，便到书店按全价把教科书买回。事后自己一算，发现这次对酒的“超强时间偏好”，竟使他付出了折合年利率高达“百分之四百五十兆亿”的代价，倒回来算就是一个完全不可思议的高“贴现率”。

　　超强时间偏好，意味着高贴现率（现在贴现要付出高代价），意味着重现在轻未来。如果把个人一生的时间偏好画成一条从左上向右下倾斜的曲线，那么，个人一生的成长过程，不仅涉及时间偏好从这条曲线的左上方一点挪动到右下方一点，还涉及这条时间偏好曲线从座标上，整个移动到座标上方或下方；前者代表年龄、教育、健康和富有程度提高后时间偏好的下降，后者代表性情环境变化后时间偏好的升降。爆炸型的超强时间偏好，就会突破限制而无法在座标上表达出来。

　　文明的进展也基于同样的道理，年轻的文明倾向于较强的时间偏好，成熟的文明倾向于较弱的时间偏好，文明的进化和进步总是伴随着时间偏好的下降、未来消费和储蓄的稳定、以及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没有“儿童型时间偏好”向“成年型时间偏好”的转变，社会就不会有足够的储蓄和投资，文明就可能夭折、停滞或退步。同样，如果过早地向“老年型时间偏好”转变，社会就会过渡偏向消费，文明就走向衰落。在其他因素稳定的情况下，整个社会较强的时间偏好将使“货币的价格”（利率）上升，债务负担加剧；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较强的时间偏好将使“文明的进步”停顿或倒退，造成“文明代价”的全面上升。

　　社会时间偏好与文明发展之间关系的这个结论，是理解社会制度与文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键所在。如果社会制度使韦伯式的“禁欲主义”转向现代式的“纵欲主义”，个人和社会的储蓄就“凯恩斯式”地下降，社会投资只能靠公债和外债，国家的资产逐步流失到外国，国家的灾难和文明的冲突就成大问题了。所以，公债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必须把公债放在时间偏好的视角内，我们才能更清楚地看到“公债的文明效应”。

　　顺便指出，为什么中国的储蓄率总下不来、消费率总上不去呢？除了企业和政府的投资冲动外，中国“成熟型文明”偏好未来的倾向也是一个重要原因，通过政策和制度去“扩大内需”不得不理解和考虑这个因素（尽管这里有政府和企业储蓄率更高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等相关问题），保持外需的可持续性应该也是政策和制度的重点（这是中国的汇率上升不快的重要原因）。还有，为什么美国的对外政策总是那么张扬呢？“儿童型文明”偏好现在的倾向是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偏好现在意味着冲动，意味着追求“即时自我实现”的强烈愿望；可当这种自我实现表现为一种幼稚却又貌似永恒真理的普遍原则时，受害的就不仅仅是自己。当然，文明的年龄气质，来自于个人的时间偏好总合而成的社会时间偏好，在这一点上，社会和制度的因素变得高度相关。接下来分析的第四方面，就是影响个人时间偏好的社会和制度因素。

　　耕耘与收获的道理十分简单，对整个社会来说，要是没有收益的稳定预期，个人就不会进行耐心的投入去发展生产和技术；要是偷盗、腐败、掠夺和破坏更有利可图，谁还愿意忍受辛苦劳作和等待的煎熬？想一想中国社会中大量存在的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和贪污腐化，这一方面是中国人“小圈子道德”的阴魂，另一方面当然就是制度力量的薄弱。

　　在家庭、社会、国家等不同层面上，都存在各种弱化或强化个人时间偏好的制度。就弱化个人时间偏好而言，“家庭主义”的制度和法治化的市场制度是很好的例子，在可靠的家庭环境和市场环境里，人们就用不着老担心“快鱼吃慢鱼”。就强化个人时间偏好而言，如果说腐败或犯罪是一种间歇和非法的社会性抢夺（背后是社会保安和制裁制度），那么，政府的过度强制（如高税收和产权侵犯）则是一种稳定合法的因而是更有害的体制性抢夺。

　　我们知道，责任心和时间偏好离不开产权和产权的有效保护，这就是为什么孟子会说“有恒产者始有恒心”。所以，分析时间偏好的制度因素时，我们关心的是具体制度，如何影响个人权利的状况进而如何影响个人的时间偏好。个人权利的状况涉及个人权利的平等性和外部性，都使制度对个人时间偏好的影响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简单而言，一旦政府的过度强制以各种意识形态的名义进行，其无节制性、长期性和悲剧性就将特别难以想象。

　　我们可以把制度因素突出为社会怨气的主要外因，但由于影响时间偏好的内外因素太复杂（比腐败问题要复杂得多），所以我想强调的是综合原因，包括前面提到的五种分析和时间偏好的四大因素。制度和文化对个人和整个社会的时间偏好的影响还有很多可讲，限于论题，本文只能就此打住，关于市场制度的问题后面还会谈到。

　　3，“三重脑理论”：“偏好爆裂”与自杀

　　近几年，自杀现象不仅表现在国际上恐怖分子的“自杀式袭击”，也表现在中国国内的 “连跳”、“自焚”等不惜一死的极端行为（“杀童”和“杀官”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找死”的自杀行为）。从时间偏好的角度分析，自杀现象是一种个人时间偏好突破极限的“爆裂”。因为，人的一般正常行为无非表现为“现在就要”和“以后再要”的替代，自杀等于是情况迫使个人的这种偏好替代根本无法进行，以至于只能选择“取消替代”的“偏好爆裂”来结束正常的“替代选择”。

　　我们经常说“人毕竟不是动物”，但在“偏好爆裂”的问题上，人就是动物。前几年，有个美国电影叫《爱国者》，片中的一幕至今仍令人难忘：一位参加抗英“独立战争”的战士，看到自己的两个孩子被英军所杀，操起家伙便要追杀英军报仇；这时众人劝说：“现在不是报仇的时候，现在是致哀的时候”，话音刚落，悲愤失控的他，把枪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随之热血四溅、应声倒地。

　　在这种的典型情景中，存在着切肤损失之悲和对外强力之恨，其悲因巨大而无以即时弥补，其恨因条件限制而无法即时消除。但是，这两者仍不足以导致“偏好爆裂”的自杀行为，最为关键的是第三个因素：相对的自由或相对宽松可作为的环境。人的“无能感”或“无助感”并不是在最受压制的时候表现得最强烈，因为绝对强大的外在压制，反而取消了对自我作为能力的信心和希望；恰恰是在外界环境使自己可以有所作为而又不能为时，人对对自我作为的自我否定反而达到了极端。这就是为什么“偏好爆裂”往往不是在最困苦的时候发生，反而是在刚刚有点希望的时候发生（如“民工连跳”的事件）。

　　在江西抚州的“拆迁自焚案”中，制度原因解释了为什么自焚，但制度原因不可能解释为何类似案件中的其他人没有选择自焚，所以，性格、修养、需求强度等私人因素便是不可忽略的内因。但无论如何，内外因素通过“时间偏好”的界面表现出来，并因“偏好爆裂”而走向极端。

　　在理论的层面，萨特的存在主义认为，自由是因为意识的存在，意识是对自由的意识，而“焦虑”是人对自由的意识的主要存在方式；人的“自为”本来就因“稀缺”而有虚无和否定的本性，“焦虑”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虚无和否定的本性；问题和选择产生“焦虑”，决断和逃避不会取消“焦虑”，而是只会进入新的“焦虑”。弗洛姆的社会心理学也发现，自由反而使人陷入更大的困境和焦虑，这就是为什么“逃避自由”和“权威服从”成为选择，而“偏好爆裂”的可能性也同时加大。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说：“理性只有在传统中才能起作用”，显然，稳定的传统环境保持着个人时间偏好和理性的连贯，当自由的“焦虑”冲击和否定理性时，由此导致的“偏好爆裂”就是理性在新环境中的失落表现。

　　对社会而言，“偏好爆裂”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因为人类文明的持续，依赖的是个人和社会的“时间偏好”的弱化，即把更多的现期满足通过投资转化为远期满足。“偏好爆裂”意味着社会制度对“耕耘与收获”的稳定预期完全无法保障，这时，制度激化了个人极端行为，随之而来的将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爆炸性局面。美国人在新世纪的“反恐战争”中之所以无法自拔，就是因为“自杀式袭击”是一种最原始的、应对高科技武器的最悲壮和最有效的办法。道理是一样的，把人逼到“偏好爆裂”的地步，再狠的人也要怕“不怕死的”。这时，自以为不可一世的一方就会有“好日子是否到头”的问题了。

　　亚里士多德说“人本质上是政治动物”，他为什么不说“政治人”而说“政治动物”呢？现代意义的人到底与动物有多大差别？“三重脑理论” 的始作俑者保罗·麦克莱恩为我们解开了其中的奥妙。人的大脑可以分解为“蜥蜴脑”、“狗脑”和“人脑”三部分。在实验课上，人脑与猪脑被拿来解剖和对比，无需借助显微镜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把“大脑皮层”拿掉，人脑的“杏仁核”与动物脑的“杏仁核”几乎毫无差别。人脑与动物脑的区别在于人的“大脑皮层”相对体积更大、层次也更多。人的“蜥蜴脑”在头腔的最底部，“狗脑”在中间，“人脑”在最上方。

　　大致而言，与爬行动物的脑相应的“蜥蜴脑”掌管基本生命保障的动作，如呼吸、心跳、进食、性欲、对“恐惧-麻烦”和“危险-威胁”的逃避和对抗的本能反应等；麦克莱恩以“食、战、逃、性”进行总结。另外，与哺乳动物的脑相应的“狗脑”掌管情绪，与灵长类动物的脑相应的“人脑”则掌管理智和语言。“蜥蜴脑”保留了人类从远古时代留存下来的生存记忆与技能，属于无意识或潜意识的部分，也是人性中最根深蒂固、最根本的部分。如果说“蜥蜴脑”控制的是自己生存的部分，“狗脑”控制的则是跟别人、群体、外在事物有关的情绪反应，包括忠诚、亲密、爱恋等等。最后，“人脑”掌管人的语言艺术、归纳分析、演绎推理、灵感直觉、综合思考等能力，是灵长类独有的大脑构造，也是人类最晚发展出来的部分。

　　奇妙之处是，与“理性控制情感和本能”的常识相反，“蜥蜴脑”、“狗脑”和“人脑”存在某种相对分离，“人脑”并不完全控制“蜥蜴脑”和“狗脑”，人因此只是动物性与人性的某种结合。原因很简单：进化不是简单的推倒重来，进化的基本原则是保留运作有效的东西，在此基础上增加新的东西。当然，人的“大脑皮层”的作用在于把其他两个脑统一起来进行协调运作，以不致于被时常的冲动所分裂。

　　实际上，大卫·休谟说过：“理性是而且只应该是激情的奴隶，理性永远不能假装比服务和服从激情作得更好”。凯恩斯在1936年的《通论》里把积极行动而不是消极静止的人类激情比作“动物精神”，正是“动物精神”驱动着乐观和悲观走向极端，使人们抛弃理性上头头是道的“得益与概率的加权平均计算” 。理性与激情的关系在“三重脑模型”里可以一目了然，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人类历史上无数次的宗教狂热、战争狂热、股市狂热、意识形态狂热等等，法国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1895年的《乌合之众》和美国哲学家埃里克·霍弗1951年的《狂热分子》都有很好的例证。当然，人脑的完整知识可能要比“三重脑理论”复杂得多，但在更有竞争力的理论产生之前，它仍是一个有说服力的工具。

　　一句话，“最好别把人逼急了”，逼急了“人就是动物”，逼急了人就只剩下“蜥蜴脑”，“偏好爆裂”就是“人脑”控制“蜥蜴脑”的通道爆裂的表现。

　　4，从“韦伯命题”到“韦伯问题”：禁欲与纵欲，资本主义精神与毒品

　　在回到中国人的社会怨气问题之前，我们还需理解的是：充满“资本主义精神”的当代市场经济社会，又是如何改变人的“时间偏好”的呢？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20年）中提出，资本主义的最初发展除了需要法治秩序之外，还需要一种不是来自单独的个人、而是来自整个群体的生活方式，这些个人必须拥有的共同倾向和精神气质，可以从一种类似于“集体无意识”的“新教伦理”中找到。追求经济利益的企业家行为并非只限于西方，但使企业家行为转化为一种新的经济秩序，利润动机之外的“天职观”（“敬业伦理”、“工作伦理”、“职业伦理”）是关键的因素。韦伯指出，以加尔文教派为突出代表的新教教义，支持世俗理性的经济利益追求，并将这些行为赋予了正面的宗教道德涵义。在这里，自我节制、认真勤勉、投资积累等等，成为一种上帝赐予的快乐目标，按照这种“命定观”，禁欲、克服懒惰和避免抱怨成为一种召唤，宗教思想的初始目标最终衍生出一种资本主义精神的副产品。

　　当禁欲主义的教义包含的理性精神抵消物质享乐的本能激情时，理性与激情的冲突便转化为一种更为持久的对抗。原因很简单，一旦资本理性制造了繁荣，就等于为激情冲破禁欲主义的牢笼提供了条件。韦伯因此警告说：“自从禁欲主义着手重新塑造尘世并树立起它在尘世的理想起，物质产品对人类的生存就开始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控制力量，这力量不断增长，且不屈不挠。今天，宗教禁欲主义的精神虽已逃出这铁笼（有谁知道这是不是最终的结局？），但是，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依赖机器的基础，已不再需要这种精神的支持了。……没人知道将来会是谁在这铁笼里生活；没人知道这惊人的大发展的终点会不会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现；没人知道会不会有一个老观念和旧理想的伟大再生；如果不会，那么会不会在某种聚发的妄自尊大情绪下产生一种机械的麻木僵化呢，也没人知道。因为完全可以，而且是不无道理的，这样来评说这个文化的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 。

　　禁欲主义在印度哲学里是一种虚无，在叔本华的“生命意志”哲学里是一种

　　绝食而死的意志灭绝和解脱。但是，尘世的激情不会甘心于“在这铁笼里生活”，“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也已不再需要这种精神的支持了。所以现在的问题是：“聚发的妄自尊大情绪下产生一种机械的麻木僵化”是否“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

　　从新教伦理的“韦伯命题”导出的这个文明程度的“韦伯问题”，实际上就是从“禁欲主义”到“纵欲主义”、从“弱时间偏好”到“强时间偏好”的转变，“韦伯问题”把我们引向了伯纳德·曼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荷兰思想家曼德维尔在他的《蜜蜂的寓言》（1720年）里提出了“私恶即公利”的观点，这个观点来自一个关于蜜蜂的有趣的故事：一群蜜蜂为了追求奢华的生活而大肆挥霍，结果这个蜂群很快兴旺发达起来；后来，这群蜜蜂改变了生活习惯，放弃奢侈而崇尚节俭，结果却导致了整个蜂群的衰败。蜜蜂的寓言导出了经济学上所谓的“节俭悖论”：挥霍与兴旺相生，节俭与衰败相随。

　　作为一种美德的节俭为什么会产生这个不合常理的悖论呢？根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的鼻祖凯恩斯的解释，微观上单个家庭减少浪费，增加储蓄，可以保持小康富足；但在宏观上，勤俭持家导致社会总消费支出下降，由此可能出现一种“多米诺式”的“节俭促成贫困”的循环效应：社会商品总销量下降，厂商生产规模缩小，失业人口上升，个人可支配收入下降，社会总消费支出下降。这就是所谓的“合成谬误”：局部正确的事情，全局却可能是一个错误。

　　与“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的“萨伊定理”相反，“凯恩斯定理”认为，节俭会限制市场需求，而“需求会创造自己的供给”。“凯恩斯定理”支持“蜜蜂寓言”的寓意，但会不会落入另外一种“合成谬误”呢？局部不慎的事情，全局就一定正确吗？

　　这是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这里的要点是，蜜蜂可以不用考虑支付能力，但个人和家庭的消费，是一种必需考虑“预期支付能力”的消费（“有效需求”）。如果对需求的刺激使个人和家庭超越了预期支付能力，结果还会有蜜蜂式的繁荣吗？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为我们作出了最有力的否定回答。就通货膨胀而言，可能“长期观念是对当下事务的一种误导。从长期看，我们都会死掉”。但就“预期支付能力”而言，长期观念却是对当下事务的一种正确指南。

　　那么，真理是否只存在于节俭与奢侈之间呢？人们的奢俭行为会受到什么“人性规律”的制约吗？从道理上讲，超强时间偏好，意味着自由纵欲，意味着高贴现率，意味着重现在轻未来；文明进步的节奏需要个人时间偏好的稳定，过强的时间偏好和过分的纵欲主义，会破坏必要的社会储蓄和投资，从而给文明的未来留下后患。这里的问题是，难道更多的放纵自由真的意味着更强的时间偏好和更暗淡的文明未来吗？毒品对人的效应原理，可以为我们理解这个问题提供帮助。

　　毒瘾的逐步形成，从含毒药物的一时滥用开始，到再次寻用含毒药物，到药物依赖的脆弱性复发，到最终的物理性和精神性的耐药性或抗药性状态。抗药性意味着对药物正常反应的下降，意味着需要更大剂量的药物，才能达到原初的反应效果，当然也就意味着对其他自然正面刺激的反应能力的减缓和消失（“刺激失灵”）。用日常的大白话说，一但吸毒上瘾，就会不顾一切地越陷越深，周围的其他事物都会成为虚无。专业上，这个毒瘾形成过程被分成三个阶：专注-期待阶段，狂喜-中毒阶段，耐受性-负生活效应阶段。

　　一般从依赖度和身体损伤两个方面去衡量含毒药物的毒性。常见的含毒药物中，就依赖度和身体损伤度而言，顺序由茶、大麻、酒精、烟草，到美沙酮、可卡因、海洛因。其他身体损伤度较高的包括：类固醇、氯胺酮、巴比妥酸盐等等。海洛因是所有毒品中的首恶。

　　从作用上看，含毒药物可以分成三类：兴奋剂、镇静剂和镇痛剂。苯丙胺、甲基苯丙胺、可卡因、尼古丁等等属于兴奋剂，酒精、巴比妥酸盐、苯二氮（氟硝西泮、三唑仑、替马西泮、硝甲西泮）、甲喹酮、喹唑啉（镇静催眠药）等等属于镇静剂，吗啡、可待因、半合成鸦片（海洛因或二乙酰吗啡、羟考酮、氢可酮、氢吗啡酮）、全合成鸦片（芬太尼、度冷丁/哌替啶、美沙酮）等等属于镇痛剂。

　　可见，所谓“含毒药物”实际上都是一些对人体有医疗作用的药物，是药三分毒，关键之处在于滥用，毒瘾就是滥用出来的。有意思的是，人脑对药物作用的反应是从中脑区底部的脑神经开始，然后传导到前脑的。按照上文讨论过的“三重脑理论”，对药物作用的反应是从更靠近“蜥蜴脑”的“狗脑”神经元传向“人脑”的，这解释了毒瘾的顽固性和难戒性。瑞典著名的心理学家和犯罪学家尼尔斯·贝耶罗特认为，毒品的易获性、吸毒者的购买力、空闲程度、外部的引诱、以及吸毒的观念等等，是决定个人是否陷入毒瘾的五大因素 。

　　毒品对人的效应原理表明，毒瘾使人的特殊需求强度被无限扩大，时间偏好进入巅峰状态。在这种畸形的需求刺激下，任何法律和道德的强制都会相形见拙。实际上，毒品的供应越紧、交易越难、价格越高，上瘾者的吸毒愿望和因此而犯罪的倾向也就越强烈。这就是为什么一方面产毒贩毒是利润最高的行业，另一方面反毒戒毒又是成本最高的行业。

　　讨论毒瘾问题的目的，在于由此阐明一个涉及时间偏好的关键概念：“刺激失灵”。“刺激失灵”是一种可怕的“唯毒独尊”和“目空一切”的时间偏好的超强状态。在这种极端状态中，生活的意义完全单一化、简单化，“马上吸毒”成为感觉、享受、火花、天堂的唯一中介，一切的一切都沉浸在这种“即时快感”的“永恒幻觉”之中。即便没吸过毒，赌博、酗酒、抽烟、网游、以及炒股等等入迷的人，都能在更低一些的程度上体会到这种感受。例如，炒股的“即时快感”和“永恒幻觉”体现在这个问题里：“怎么股市还没开盘？”

　　在有“刺激失灵”和有“永恒幻觉”的人那里，周围的一切都是一种可有可无，这时，你跟这种人讨论人类的前景、文明的发展，哪跟哪啊？霍普曾经提出过一个在美国引发强烈争议的观点，他说同性恋者时间偏好高，因为它们没有养儿育女的需要，它们可以更自由地放纵自己。同性恋是自由，可它对人类的前途意味着什么？人类放纵行为带来的结果里，不正体现着某种“人性规律”的自我制约？人类已经进入了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社会”，难道还要往“单性人”那走？

　　从禁欲主义的极端，到毒品“刺激失灵”的另一极端，时间偏好都是理解问题的核心概念。当韦伯用“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来评说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时，人们所看到的则是当代社会的这样一种困境：社会制度空前的一元化倾向（绝对主义），伴随着个人偏好空前的多元化倾向（相对主义），以及传统的丧失、人性的平面化、社会的碎片化和快餐化、资本利润动机对消费纵欲的煽动和对周转速度的追求、个人时间偏好的普遍强化等等，就连反传统的“现代主义”本身也被更具相对主义性质的“后现代主义”所颠覆。

　　5，“时间偏好”与中国人的社会怨气

　　“时间偏好”为我们理解当代中国人的社会怨气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当代中国的翻天巨变，体现在它正从一个传统农业社会进入到一个现代工业社会，从一个僵死的计划经济过度到一个灵动的市场经济，从一种家族垄断政治转变到一种政党垄断政治。与此同时，社会的潮流正使产业革命正进入信息化阶段，经济全球化也迎来新的一轮浪潮，各种文明也在规模空前的世界大融合中突显其文化特性和变迁能力。

　　中国的翻天巨变不仅在于它的复杂性，更在于它的规模。在这里，“时间偏好强化”的具体机制是：巨变点燃了人们的期望，期望急速转化成大规模的社会动员和参与；而当协调这种大规模能量的制度安排又无法同步跟进时，个人挫折和社会怨气便同样急速地蔓延 ，以至于出现了“一方面是社会经济的空前发展，另一方面却是社会不满的一触即发”这样的矛盾景象。巨变产生期望，期望导致躁动，躁动的落空激发社会怨气。这就是说，这个“社会怨气”可以是“怨恨一切”，“怨恨的形式”比“怨恨的内容”更能体现“怨恨”的本质。“怨恨的形式”便是“时间偏好强化”的形式，通俗地说，就是“现在就要”、“一切都来不及了”、“别人都那样了我怎么才这样”等等。

　　所以，不是中国人日子改善之后想要更好的日子想疯了，而是“绝对福利改善”开始被“相对幸福感”给压垮了，人们已经被“现实”和“潜在可能”的一步之遥给逼急了。人类的“公平观念”来源于人的“相对幸福感”和“潜在可能性”，在人类的情感中，“怨恨”偏偏又是比“恐惧”更加易燃易爆的危险品，这就是为什么现实和制度再压制，所能产生的“恐惧”无论如何也抵不过“怨恨”的爆发力，以至于最终出现“时间偏好的强化”，甚至是“偏好的爆裂”。

　　就“社会时间偏好”而不是“个人时间偏好”而言，当前中国人“时间偏好的强化”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维权成为老百姓的“社会无意识”，二是民主成为知识界的“社会无意识”。

　　“社会无意识”不同于“集体无意识”。荣格把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分成“个体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指经过祖先生命“本能”和“原型”遗传下来的文化情结。“社会无意识”则是弗洛姆的自创概念，它指的是人类精神通过语言过滤、逻辑过滤和社会禁忌而在社会中受压抑的部分。“集体无意识”强调的是精神的传承，“社会无意识”强调的则是精神的压抑。正是“精神压抑”的反弹激发了“时间偏好的强化”，中国人那种文化性的“个人自恋”和“社会自恋”（面子与民族意识）则进一步把“时间偏好的强化”推向极端。

　　在人的天性里，一方面是不想受人约束的自由冲动，另一方面却是满脑子的压迫和控制人的暴政倾向。在这里，人类所处的困境是明显的：一方面，家庭和国家提供了安定的保障，另一方面，家庭和国家又是一切暴政的根源。

　　在混乱与秩序、强制与自由这两对社会基本矛盾中，没有秩序，社会的矛盾就倾向于混乱与秩序方面，有了秩序，社会的矛盾就倾向于强制与自由方面，而当代中国的“自由优先于强制”压倒了“秩序优先于自由”。无效的政府不能保证基本的秩序，因此它可能比独裁还糟。但是，社会中不同集团的政治能量会有很大的差别，有些人对自由的偏好或对权利受侵的反应是如此的强烈，以致于他们完全有可能认为压迫比混乱更恶，而且，社会的总体改善，反而会加强而不是减弱这些人对自由的偏好。人类近现代的历史表明，许多国家的社会动乱往往不是因为人们没能认识到“秩序优先于自由”，而是因为政治能量大的势力正好是坚信“压迫比混乱更恶”的势力。这种信念还可能由于动乱可以避免的侥幸心理、以及动乱的社会成本的分散性而得到强化。

　　一旦维权和民主成为“社会无意识”，一旦政府的制度改革无法跟上社会的步伐，社会怨气就必然不断地试探和冲破“维稳”的界线，一切问题都会被上升为制度问题，本来“用人民币可以解决的问题”可能就不能解决了。佛家讲的“天堂地狱，一念之间”，就是如此。

　　“时间偏好强化”最终表现于“精神疾病”的暴风骤雨式的上升。焦虑、抑郁、冷淡、失眠、烦躁、冲动、狂癫等等，都在传染性地慢慢“偷走中国人的快乐”：缺乏信仰、攀比、身处快乐而不自知、对美好事物不感动、不懂得施舍、不知足、焦虑无处不在、压力太大、标准太高、不敢坚持做自己、患得患失、单调无聊、活得太闲或太忙、过分追求无益的快乐、过分向外而不是向内寻欢、情感受困、心灵封闭等等。“愁死人”的时间偏好就这样愁死了人。

　　“时间偏好强化”还导致了犯罪率、离婚率、脱学率、跳槽率的直线上升，因为“现在就要”的力量是无穷的。“时间偏好强化”对性观念的冲击极大，早婚、早恋自不稀奇，“现在就要”还使大众媒体加入了“婚恋关系”的“大规模生产”的行列，“非诚勿扰”和“我们约会吧”之类的电视婚恋节目场面火爆，因为它们最直接地满足了“立马搞定”的爆发式需求，中国的“婚恋市场”也一下子就跨入了现代化的行列。

　　如今，贞洁、职业操守、政治操守一下子都变成了过时的观念，性忠诚、家庭忠诚、组织忠诚、社会忠诚都是直接的牺牲品。供给制和等级制正是“现在就要”的死敌，市场和民主才是“现在就要”的朋友。每个人仿佛都成了政治经济学家，因为只要讲市场你就是经济学家，只要讲民主你就是政治学家，权威的流失同传统的流失正在加速，网络也在加剧“现在就能要”的时代幻觉。与1960年代相比，“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是更加贴切的当代写照。

　　“时间偏好强化”正成为当代中国人心中“挥之不去、召之即来”的魔鬼。发财要快、腐败要快、升职要快、炒股要快、满足要快，储蓄太慢、读书太慢、排队太慢、钻研太慢、熬着太慢；大家都“心比天高”，却大多发现“命比纸薄”，结果都躁怒而毫无耐心，陷入了忠信稀缺和公德短缺而不可自拔。

　　中华民族正在变成一个“时间偏好”濒临失控的民族，中国正在变成一个“时间偏好”接近失控的国度，“偏好爆裂”的社会将是一个可怕的社会；如果政府官员还只顾忙于中饱私囊，昏昏欲睡而只堵不疏，把“维稳”真的变成“伪稳”，社会对各种事态也变得见怪不怪，那么，更加危险的事件便可能突然爆发。（本文注解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