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琳 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新规更可怕之处，还不在将“大义灭亲”与“被告人减刑”捆绑，既与刑罚理论相背，又无现行法依据；而在对“大义灭亲”的公开鼓励，势必冲击维系社会稳定的基本细胞——家庭。

在河北省高院通过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中，有这样一条规定：被告人亲属举报被告人犯罪，提供被告人隐匿地点或带领司法人员抓获被告人，以及有其他协助司法机关侦破案件、抓获被告人情形的，可以酌情减少被告人基准刑的20%以下。（《燕赵晚报》9月30日）纵观多家媒体的解读，都在“河北高院新规鼓励‘大义灭亲’”上。

从刑罚理论上讲，决定刑罚轻重的，是犯罪人的行为及其危害后果。如俗语所云，“一人做事一人当”。谁犯罪，谁担责，罪不及亲人，早已是法治的基本常识。同样地，亲人的善行，也不应抵消犯罪人的罪行。2006年，京城首富袁宝璟因雇凶杀人被法院判处死刑，其妻欲捐出百亿身家求袁免死。这样的“交易”自然没能成功。

以举报或配合侦查机关抓捕等方式“大义灭亲”，在本质上和“捐钱买刑”没什么两样。因为亲人的行为，只能代表亲人。且不论“大义灭亲”的是与非，就算这是善行，也不是犯罪人的“善”，更不能因此而减少犯罪人的刑责。如果亲人真想为犯罪人减刑甚至免罪，可以说服犯罪人向公安司法机关自首。刑法第67条有明文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犯罪较轻的，还可以免除处罚。

当代刑法在定罪量刑上，不再依循“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刑事责任是惩罚机制，也是教育的途径——惩罚与教育的对象，都在犯罪人。也只有犯罪人自己，才能完成自我救赎。将亲人的“大义灭亲”与犯罪人的减刑联系起来，在逻辑上就有无法自圆其说的缺陷。

这一新规的更可怕之处，还不在将“大义灭亲”与“被告人减刑”强行捆绑，既与刑罚理论相背，又无现行法依据；而在这种对“大义灭亲”的公开鼓励，势必冲击维系社会稳定的基本细胞——家庭。

尽管在漫长的中华文明中，不乏“大义灭亲”的种种传说。但为社会和国家法令所遵循的主导性原则，还是“亲亲相隐”。“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孔子这一思想，一直影响到民国。西方世界虽无“亲亲相隐”，却也在“证人作证豁免”的制度安排中，特别赋予近亲属可以拒绝作证。这种对亲情关系的保护，实则也是对社会基本秩序的保护。若是近亲属之间全无信任可言，则只会导致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妻不妻的碎片化社会。

当然，和亲属“大义灭亲”被告可获减刑一样，亲属作证豁免在我国同样欠缺法律依据。未来的刑事司法制度去向何方，这是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如前所述，亲属作证豁免是为了保护婚姻家庭和亲属关系。它的具体保护对象是婚姻家庭关系存续期间近亲属的私下交流——这种保护的理论基础不仅仅在婚姻家庭基础的信任与和谐，还关系到家庭隐私权保护、夫妻在法律上为一人以及司法的人性关怀等等。以破坏社会内在的基本秩序，求得某一个案的侦破方便，这里的利弊权衡，无疑要以前者为“利多”。

“亲亲相隐”对中国这个“伦理本位”的国家来说，尤为重要。倡导“大义灭亲”的舆论导向和制度设计，摆错了社会秩序与侦查方便的先后次序。这些年，司法腐败并不少见，制定新规的法官不妨扪心自问，自己能做到向家属灌输这种“大义灭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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