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什么是增长的正义？怎样的增长是正义的？

　　郑德珵：“正义”一词由来已久。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它主要用于人的行为。在近现代的西方思想家那里，“正义”的概念越来越多地被专门用作评价社会制度的一种道德标准，并看作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

　　中国的孔子在两千年前就提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德国社会学家韦伯说：道德准则促进经济增长。国家应该注重经济增长的道德性。任何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不可能不与社会发生关系。不考虑公平的经济增长，社会资源向能够创造更大效益的群体和领域汇集，容易形成经济增长中的“黑洞”。历史已经告诉我们，“黑洞”一旦形成，由于它对周围的一切“物质”的能量具有无比巨大的吸噬力，必将破坏公平，带来严重的社会矛盾和制度危机。

　　因此，正义的增长是一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命题，应当是经济增长性、制度公平正义性、人文关怀三方面和谐健康发展的良性循环。

　　《21世纪》：什么增长是非正义的、不道德的？请举出非正义增长案例，为什么？

　　郑德珵：遵循“效率优先”的原则，资源配置必然向能够创造比较效益最大的群体倾斜，由此，强者上、弱者让，隐含了一个资源占有不公的事实，这是起点不公。在市场经济体制不够完善、体制力量不够强大的情况下，“理性经济人”容易利用体制的薄弱环节，甚至挑战体制来实现效益的最大化，这个财富积累的过程是非正义的。

　　不正义的增长有许多表现方式，最低劣的表现方面是各种负面行为和案例，如三聚氰胺事件、富士康事件等；第二个表现形式是企业虽然合规盈利，但唯利是图，缺乏社会责任，在损害社会整体利益的同时，也严重阻碍了企业自身的发展；第三个表现是利用制度上或机制上的缺陷造成某种不公平。

　　《21世纪》：增长的正义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联？关联的重要性如何？如何描述这种重要性。

　　郑德珵：增长的正义与可持续发展是辩证的关系，一方面，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为人类的精神文明和正义道德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经济增长不仅意味着明显的生活水平提升，还有形成更多的机会、对多样性的容忍、社会流动性、坚持公平以及对民主的尊崇，从而最终促进一个有着高度幸福感、满足感的社会的实现。另一方面，正义的增长是全社会福利得到全面提升的增长，达到“和谐社会”的境界，从而社会的安定团结进一步保证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是一种良性循环的理想状态。

　　归根到底，经济的增长必须代表或者带来国民的生活水平的同步提高。而只有正义的增长，才能真正将经济增长落实到人民的福祉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中。

　　《21世纪》：您长期从事金融业，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高盛等金融标杆企业成为众矢之的，惠誉、穆迪等评级机构灰头土脸，金融业形象不佳，华尔街的地位一落千丈。金融业该如何构建增长的正义以推进可持续增长？

　　郑德珵：从根本上讲，作为有责任心的金融中介机构，金融企业盈利增加应主要依靠为客户、为整体经济活动提供更好的更专业的金融服务。如果金融机构只是通过一些“技术性”手段将账面做得漂亮，或甚至靠直接从事市场投机活动，或欺骗客户和隐瞒真相的方式获利，那无疑已经偏离了金融机构和金融业本身应在现代经济中发挥的作用。

　　全球投行业应回归其顾问、融资和风险管理的三大基本功能，必须抛弃那种鼓励短线投机、过度冒险的“文化”；必须正确处理好三个关系，即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储蓄与消费的关系；要大力倡导职业道德与操守，要严防道德风险，要加强政府监管与自律。

　　由于金融行业的复杂性和专业性，容易产生经理层与客户和股东的信息不对称，产生道德风险而损害客户和股东的利益。因此，监管、立法的引导和规范非常重要。

　　《21世纪》：目前中国的金融业在发生着急剧的发展变化，金融机构发展迅猛、金融创新不断，中国的银行业高唱“走出去”。中国金融业如何保障自己的增长是可持续的，走出去是少走弯路的？

　　郑德珵：我国金融业应该谨慎对待“走出去”的诱惑，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总结西方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具体应注意以下几点：

　　要改革当前不合理的国际金融秩序，以国内市场业务为基础，提升核心竞争力，扬长避短，稳健推进国际业务；严格论证海外投资和拓展业务，谨慎对待结构性产品和杠杆投资；加强风险防范，完善压力测试体系；

　　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商品输出”与“资本输出”的新阶段，要有一个两者相结合的国际推进战略，国际金融服务为国际实体业务保驾护航。例如，中国金融机构走出去应该着重考虑跟着客户走。如果只是为了新市场的获得，在没有客户基础上选择那些市场是得不偿失。

　　《21世纪》：有人说3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宣告了“市场万能”理论的破产，当前中国社会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让我们无法只继续关注经济增长数据，现在反思这些危机和挑战，我们需要一个怎样的发展新理论？

　　郑德珵：首先，我们必须肯定市场的作用。通过市场的力量调节资源配置和实现经济增长是基础。但是，市场本身并不能完美地自动地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正义，要实现这些，要求政府在其中发挥出有效的作用；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带来社会正义，就必须有政府必要的监督和引导作为前提——尤其是对那些处于发展中的、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家而言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