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权、没约束、不腐败，天理不容！

　　一个农民“月收入”超过十万元，他是靠贩毒还是靠抢银行？都不是，他靠敲诈政府官员。怎么可能？敢惹政府官员？就不怕背后的公检法、背后的党组织、背后的一身正气？还真有不怕的，他看准了政府官员就是“有所不舍”的“弱势群体”。要是心中无鬼，他们怎么会那么怕人敲诈、怕人告发、不敢报案、乖乖送上“消灾款”？又怎么会在敲诈者被绳之以法后，还害怕记者采访？

　　这当然是真实的故事：贵州省农民朱应涛，偶然间从报纸上看到某局长被雇凶杀害的新闻，便灵机一动萌生了冒充杀手敲诈政府官员的想法。2008年5至6月间，四川多个县、市的18位正副局长先后接到“杀手”的敲诈电话，其中17位正副局长出于顾虑“家人安全”或“腐败举报”，先后向“杀手”指定的账号汇去“消灾款”11万余元。有意思的是，其中有两位副局长向其正局长“报案”，寻求解决办法，那位正局长竟置之不理。为什么？因为他自己也接到了敲诈电话，正苦于无计应对。事后在记者面前，这几位局长大人一概拒绝回答问题。你说他们害怕什么吧？

　　正应了那个笑话：18个局长排成一队，全部“双规”可能要冤枉个别人，隔一个“双规”一个则可能会漏网好几个。局长们可以向敲诈妥协，还有什么是不能妥协的？我们天天都能体会到腐败的存在，如果腐败无法从现象本身得到自我解释的话，那么，我们又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理论视角”来理解腐败呢？

　　记得二十年前写过一篇“计划体制变迁过程中的寻租现象”的文章，“寻租理论”当然是一个极好的视角，但那毕竟是经济学理论，它虽然比一般的经济学更加“政治化”，也不再停留于诸如“腐败市场是由腐败需求方的行贿者与腐败供给方的政府官员构成的”，但运用起来，“寻租理论”缺乏的还是能深入到文化心理层次的“本土感觉”。经过多年的对比体会后，我发现心理学的“集体无意识”和博弈论的“演化博弈均衡”是更加真切的“理论视角”，不失为理解当代中国腐败问题的一个“制高点”。

　　1，“集体无意识”原理

　　弗洛伊德把人的精神生活，分成水上冰山1/8的意识部分和淹没在水下7/8的无意识部分。荣格进一步把无意识分成“个体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两个层面，“个体无意识”包括曾经被意识到，但又因遗忘或压抑而从意识中消失的“情结”，而“集体无意识”却不存在于为单个人所独有的意识中，它的存在要经过祖先生命“本能”和“原型”的遗传。

　　“集体无意识”以一种不明确的记忆形式积淀在人的大脑组织中，它的内容具有能在一切人心中找到的普遍性，在一定条件下能被唤醒和激活。在荣格看来，小岛是个体意识，水下陆地是“个体无意识”，海床才是“集体无意识”。从生理基础看，人类意识对应于身体的中枢神经和运动神经系统，“集体无意识”对应于自主的植物神经系统。植物神经系统包括交感和副交感神经，重要的是，它们的功能不受意识支配，能够自行调节人体内脏的基本生理活动，如呼吸、心跳、排泄等等，是维持生命最基本的本能活动。

　　无意识独立于意识，“集体无意识”独立于“个体无意识”，这是两个重要的逻辑环节。后来，鲍特金更进一步认为，人类情感的“原型”，其实并不是天生遗传在个人的心理结构中，它同语言符号一样也由文化信息进行传承。如此，“集体无意识”就既是一种生理遗传，又是一种文化遗传。都知道腐败是中国的一个痼疾，如果不从“生理-文化遗传”的角度，特别是“政治文化遗传”的角度，中国式腐败可能很难破解。

　　“本能”和“原型”是“集体无意识”的两个重要概念。“本能”和“原型”通过遗传和经验相互强化，形成一种经久不衰的“文化积淀”。荣格用“原型”来表述“集体无意识”的原始意象，并从世界各民族的宗教、神话、童话和传说中找到了大量的“原型”，如英雄原型、骗子原型、上帝原型、魔鬼原型、智者原型、母亲原型、巨人原型等等。“原型”就象生活中的一面镜子，普遍存在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它既是信仰和想象的来源，又是情感和冲动的依据。

　　在中国文化中，我们可以设想存在着某种“贪官原型”，相应的还有“90后”时髦牌戏《三国杀》中的“主公原型”、“忠臣原型”、“反贼原型”、“内奸原型”，还有社会生活中的“关系原型”、“面子原型”、“孝子原型”、“慈母原型”，甚至于“草寇原型”、“侠客原型”、“痞子原型”、“二奶原型”（辜鸿铭说男人是茶壶，女人是茶杯，一个茶壶肯定要配几个茶杯）等等。“清官原型”在中国也有，但“清官原型”比“贪官原型”要弱得多。《诗经·魏风·硕鼠》中的“硕鼠”就是“贪官原型”的写照。在夏、商、周“三代”之前，也早有“不才子”的“四凶”一说，包括炎帝的后代，还有尧帝的儿子朱丹，近似于今天说的“太子党”。据《左传》记载，“贪污”一说就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说：中国一部二十四史，其实是一部贪污史。

　　“原型”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它的普遍性和再生性，一旦条件许可，“原型”总能冲破一切障碍而被唤醒和激活。“个体意识”能够对贪污腐败进行辨别和取舍，“个体无意识”则能以与意识的机能不一致的心灵冲动，靠“情结”的内驱力压倒不腐败的意识。可在“集体无意识”里，贪污腐败完全超越了个人的经验和控制，因为它是祖先的生物基因和文化基因的延续，是“一定情况下每一个人都知道其他每一个人都会那么做的事情”。

　　2，腐败的“集体无意识”

　　由于集权制度和信息技术水平的缘故，越是远古，监督费用越高，腐败的控制就越难。所以，一个文明的历史越漫长，文明的延续性越明显，官僚制度越久远，腐败的“集体无意识”就越强，“贪官原型”也就越彰显。中国言语里的“无官不贪”实际上就是对这种“集体无意识”的表达，“贪官原型”也因其独特历史而算是中国官僚的“文化特色”。

　　耐人寻味的是，在关系型的中国文化里，腐败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容忍的。人们对“朝中有人”的半公开式的显摆，就很好地反映了一种“炫耀靠山”的“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如此强大，以至于今日，人们对类似的炫耀仍没有本能的不安，“官本位”的互惠和保护功能就这样深深地刻画在中国文化中。

　　既然“无官不贪”，“贪官污吏”的存在就永远符合人们的预期：有“不出所料”，就不存在惊奇。所以，人们痛恨的就不是一般的“贪官污吏”，而主要是无能的“贪官污吏”。在这种“集体无意识”里，“有效率的腐败”受到了与现代意识格格不入的宽容，“腐败无能”表达的就是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对立面。腐败可以容忍，反正换了谁谁都腐败，但“腐败无能”就是罪大恶极了。这也是中国文化“实利主义”的一面，与“学而优则士”正好相映成趣。

　　反腐败的现代意识对“贪官原型”构成了冲击，“腐败有能”和“腐败无能”都一样不再被容忍。可与此同时，“仇官妒官”和“羡官攀官”的文化心理却依然复杂地交叉在一起，在原则与实利面前，一般人谁也不愿意跟好处过不去。中国人的“实利主义”就是这样与“灵活善变”相交融，“有奶就是娘”的背面是“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

　　“贪官原型”需要什么条件来唤醒和激活呢？条件不高，只要“原则主义”的意识形态不要过分僵硬就行。当然，如果想要栩栩如生地体验一把，那最好的去处还真敌不过那些国有垄断最集中的领域，即与土地和资本相关的领域，例如国有银行和国土局。十几年前与国有银行的偶然接触至今还让我历历在目，近些年偶然与国土局官员的碰撞同样令人大开眼界。前日看到抚顺“土地奶奶”罗亚平腐败案的有关报道，不由心中暗想：有权、没约束、不腐败，真是天理不容！确实，连老天爷都会觉得不腐败反而奇怪。又想起来，张五常在土地产权问题上的“贪污下降论”实在也错得“太复杂”了（见“张五常的‘贪污下降论’错在哪里？”）。

　　把中国的腐败看成一种“集体无意识”，看成一种“政治文化气场”，看成一种“历史的潜规则”，这应该是破解“官本位密码”的有效途径。我们中国人见了面要问“你吃了吗？”这就是类似的“集体无意识”，因为远古的先人认为“民以食为天”，这跟怕冷、怕鬼、怕黑一样是一种生物文化遗传。要不是不能明着腐败，古时候的官见了面恐怕都要问“你贪了吗？”也幸亏“官以贪为天”只是“潜规则”，否则中国人的问候语还真不知会丑成什么样。

　　按照“集体无意识”的原理，腐败的“集体无意识”在中国就是“贪官原型”、“关系原型”和“面子原型”的交融。“贪官原型”是主体，“关系原型”是社会纽带，“面子原型”是荣耀、互惠和信任的实质内容。但是，“集体无意识”的原理缺乏一种描述利益结构和过程的“动态机理”，这一点必须由“演化博弈论”来加以补充。也只有这样，“贪官原型”、“关系原型”和“面子原型”的相互作用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3，腐败的“演化博弈均衡”

　　任何高深理论的基本原理都是极其简单的，“演化博弈论”也不例外。我们可以用中国特色的“行车文化”或“乘车文化”中的“争先恐后”来解读“演化博弈论”。如果有一天，你在上班的路上发现行车和乘车中的“争先恐后”突然不见了，你的第一个反应应该是：“今天有事情”。原因很简单，如果今天没事情、没特殊情况（如奥运前的“文明礼让”突击），行车和乘车中的“争先恐后”是不可能突然消失的。这个“争先恐后”就是那个“演化博弈均衡”，是我们中国人在“亲亲互隐”和“防生欺生”的观念下，经过长期的“博弈”而“演化”形成的行为“均衡”。

　　这种“非合作博弈均衡”也叫“纳什均衡”，它以美国数学家约翰·纳什的名字命名，指在给定别人“争先恐后”策略的情况下，其他人没有足够理由打破这种“争先恐后”均衡；即是说，在别人不改变“争先恐后”策略的情况下，自己无法通过不“争先恐后”改善自己的利益。回国探亲的朋友经常在一起调侃说，自己在国内的行车和乘车过程中一犹豫，马上就被看出是还没有“入乡随俗”的“老外”。

　　可见，“演化博弈均衡”几乎是一种毫不犹豫的本能行为，长期以来大家都是这么玩的，见怪不怪、习以为常。西汉的刘向在《后汉书》中说：“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刘向对“演化博弈均衡”真可谓有先见之明。

　　腐败就是这样一种情形：在别人不改变腐败策略的情况下，自己不可能通过不腐败改善自己的利益。这是一种“囚徒困境”。通俗的说法是：不贪白不贪，白贪更得贪。所以是：你贪我贪，大家都贪。人们“仇官妒官”可能不是出于对“原则主义”的敬畏，而是缺乏“羡官攀官”的机会。更通俗的说法是：好处不能都让你占了，凭什么你能贪那么多？

　　“纳什均衡”把腐败的利益机理说得一清二楚，均衡的达到依赖于初始状态，一旦上了滑坡，整个社会就顺着滑下去，形成了所谓的“路径依赖”或“自我强化均衡”，任何人都不可能通过不腐败改善自己的利益。此时，腐败成了一个“演化稳定策略”，它由群体中进行重复博弈的多数个体所选择，小的突变群体难以侵入到这个群体，在自然选择压力下，突变者要么也选择“演化稳定策略”，要么退出系统而在进化过程中消失。

　　当然，在现实中，可以有多种“演化稳定策略”的共存和竞争，如“显规则”与“潜规则”的共存和竞争。其中一种策略可以成为另一种策略的“突变策略”，相互渗透、相互入侵，但如果“突变策略”不够强大，原策略就不可能消失。“显规则”与“潜规则”就这样此消彼长，形成一个“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以及“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博弈。

　　4，腐败的“宿命”与“突变”

　　这就是传说中的“文化宿命论”吗？腐败在中国大陆如此，香港是如何突破的？台湾又将如何？

　　香港的“廉政公署”赫赫有名，反腐的“突变策略”颇有成效，但香港人守英国人的规则，主要不是惧外，而是因为香港人知道英国人这个强有力的“外在权威”只讲道理而不讲情理。这就是“博弈论”所说的“预期不同”。一旦“外在权威”有灵活的空间，不管在哪，中国人照样会“旧病复发”，即“中国人到哪里都是中国人”。英国人走后，香港人怎么没有“旧病复发”呢？因为“滑坡”变了，原均衡所依赖的“初始状态”已经被“突变策略”改变。

　　有人因此说“殖民”好，可印度未必因“殖民”而使反腐好到哪去，没有“殖民”的新加坡却照样廉洁。“殖民论”肯定是谬说，但香港和新加坡毕竟是“弹丸之地”，同样的“突变策略”在“泱泱大国”的中国大陆未必就能奏效，这其中就有博弈论所强调的“规模问题”。为什么“林子一大、什么鸟都有”呢？因为一旦“天高皇帝远”，监督难度和费用结构就完全不同。规模空间一大，机会主义、犯罪倾向、搭便车心理、监督成本等等立马上升，相应的就是道德感的下降。所以，对一个大国来说，“初始状态”的确重要，一旦上了“滑坡”，再采用“突变策略”就难了。美国人到了日本，常常惊奇于日本人的社会风气，这就是“规模空间”和“初始状态”的问题。台湾的风气本来不坏，可蒋介石把大陆的官文化带到台湾后，情况就不一样了，这是一种“演化稳定策略”入侵“成功”的一个典型案例。

　　当今中国大陆的反腐为什么无效呢？是“公检法”和“纪检委”不行吗？当然是明摆着的不行。反腐的博弈变量很多，除了“规模空间”和“初始状态”外，博弈者的关系、声誉、技巧、赌注、资源、费用、风险、学习、以及决策过程等等都是重要因素。但最重要的是，反腐的“突变策略”要有足够的“震慑力”，仅靠“严惩”之类的“心理震慑”是绝不可能奏效的，因为腐败的收益永远足以“利令智昏”，“智昏”之下，还谈何“心理震慑”？

　　这个“足够的震慑力”震慑的，一定要达到精神最高层次的“信念”，并且内容上一定要涉及最本质的“规则与执行规则的规则”。台湾的反腐不行，因为制度的变化只涉及“一般规则”，根本没有涉及文化心理层次的“执行规则的规则”以及相应的“信念”。中国大陆的反腐也不行，因为它连“向下问责规则”的变化都没有。腐败的“集体无意识”和“演化稳定策略”意味着，腐败在中国的文化进化中已经取得了“适者生存”的竞争优势，并且有极强的“抗药性”。不腐败反而“吃不开”，反而会被“潜意识”地认为“无能”，“笑贫不笑娼”说的就是一样的道理。清廉是好，可“水至清则无鱼”，“清者自清”面临的不是别的，是一个强大的“逆淘汰机制”。

　　腐败现象可能简单，但腐败的文化心理却非常复杂。“集体无意识”和“演化博弈均衡”不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而是为复杂的文化心理提供一种简单的解读。在一个历史悠久的大文化里，腐败没有一个一蹴而就的解决方案，因为“突变策略”本身往往就染上了要被突变掉的那种策略。监督永远是个大问题，监督监督者就更是难上加难。归根到底，谁要觉得反腐容易，谁可能是没认识到，腐败其实就在我们的心中。

　　2009年中小学开学的第一天，记者采访了广州一小学，一位6岁小学生被问到了一个同样的问题：“你长大想当什么？”答案有点出乎意料：“想做官。”记者没太在意：“做什么样的官呢？”小学生对答自如：“做……贪官，因为贪官有很多东西。”6岁小孩以这种天真无邪的方式，说出了这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和“演化稳定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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