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谈资源和环境问题(上)

不转变模式中国未来发展将无路可走

□ 周天勇

中国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国家。经济增长，实际上就是财富的增长，而财富要用资源生产出来，还要有创造财富的环境条件。未来的下一个30年中，我们如果不转变发展模式和生活消费模式，7%—9%的经济高速增长，要满足13.33到15.5亿人口水平日益提高的生活需要，还包括他们就业手段和场所的投资和建设，中国目前现有，甚至是全球的资源和环境条件能满足吗？通过下面的分析，可以确定地说，显然是支撑不住的。中国未来人口、发展、资源、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相当严峻。

人口规模太大与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两难

人口超过适度规模太多。按照主流人口和经济学家们的测算，中国国土的人口承载容量在6 .5—10亿之间，适度人口规模应当在这个范围内。2009年底中国人口规模13 .34亿人，2040年保守估计可能会达到15 .5亿。目前，中国人均耕地排在世界倒数第6位，农业劳动力劳均耕地排在孟加拉和越南之后，为倒数第3位。中国供生活和发展的优良国土比例不大，从云南腾冲到黑龙江黑河划一条直线，只有5%的人口生活在西部64%的国土上，而95%的人口生活在东部36%的国土上。如果仅按东部人口密度计算，每平方公里364人，排在孟加拉(1102人)和印度(393)之后，为全球第三位。

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两难选择。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面推行计划生育，1982年定为基本国策，2001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至今少生育了3—4亿人口，为平衡中国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未来是继续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还是对其进行调整，还是废除计划生育，看来存在着两难选择：一方面，如果改变政策，放开生育，2040年人口规模可能达到16 .5亿，甚至更多，从而形成就业、资源、环境等方面更大的压力；另一方面，城市人口越来越多，在城市中长时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未来也会存在人口年轻的红利持续下降，养老成本大幅度上升，国民经济失去竞争力，到2040年后，人口可能会惯性并不可逆转地持续负增长(一子生育文化习惯形成，城市化工作和生活方式逼迫少生人口，工作竞争使受孕率下降，单身家庭增多，各种污染等因素使生育能力趋弱等等)，而且趋势会加剧，与将来的人口合力，致使国力急剧并长期衰败，给中华民族的再下一个30年(2041—2070)造成灾难性后果，也即可能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中华民族经过崛起的30年后，又进入没落的30年。老龄化

水土不堪重负与生态环境不佳

有限的国土不堪巨额人口生存和发展的压力。中国有全球近20%的人口生活在全球6.44%的陆地面积上，而且人口承载的压力集中在东部。中国沙化土地面积已经达到174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8.12%，还有30余万平方公里潜在沙化土地，影响着4亿人口的生存和发展。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耕地质量等级总体偏低，生产能力大于1000公斤/亩的耕地，只占6.09%。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达356 .92万平方公里，受污水、固体垃圾和重金属污染的耕地占全部耕地的1/10以上，草原沙化和荒漠化面积为13 .5亿亩。与许多国家相比，中国大陆耕地质量不高并被严重污染，沙化面积大，森林覆盖率低，草原退化严重，村庄分散密集占地过多，国土灰黄不堪。

目前的淡水资源供给相当紧张，并且水资源的污染越来越严重。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越来越多地挤占农业用水，农业缺水在300—500亿立方米；工业用水在正常年份中，缺口达60亿立方米，经济损失2000亿元以上；667个城市中420个缺水，共计105亿立方米。从2008年对21个省级行政区的地下水位降落漏斗进行的不完全调查看，共有漏斗81个，总面积达7万平方公里。并且其趋势是，下沉越来越深，面积越来越大。而且水资源受到严重的污染。对200条干支流的409个断面检测，Ⅳ类和Ⅳ以下水质断面占到45%，28个国控 重 点 湖 Ⅳ 类 和 Ⅳ 以 下 水 质 的 占78.6%。

农村水污染越来越严重，并且由于村庄分散不成规模，管网和污水厂投资太大，在经济上几乎无治理的可行性。由于农村产业和生活方式发生变化，农业化肥农药面临污染，工业废水污染，污水灌溉耕地，农业养殖粪便污染，加上村庄生活及废弃物污染，导致农村的水污染越来越严重。7亿农村人口饮用水源不合格，约有1.9亿人的饮用水有害物质含量超标，其中大肠杆菌超标率达86%。我国人群患病的88%、死亡的33%与生活用水不洁直接相关。

城乡垃圾污染形势也不容乐观，特别是农村垃圾污染越来越严重。目前，中国城镇人口6亿，每人每年保守估计产生200公斤生活垃圾，城市每年产生生活垃圾约为12000万吨，而且随着城镇人口的增加，规模还会扩大。380多个城市中，至少有2/3的城市处在垃圾包围之中。全世界电子电器废弃物有80%被运到亚洲，其中90%在中国消化。城镇垃圾随着人口集中和公共服务的提供，其处理率在不断地上升，但是，农村垃圾却因分散而处理成本太高，污染形势越来越严峻。农村的垃圾污染主要来自这样几个方面：城市和城镇转移给农村的垃圾堆放，农村人畜粪便，农民生活垃圾，农作物秸秆废弃物，大棚和地膜废弃塑料等等。

大气环境随着节能减排行动而逐步在改善，但是，酸雨形势仍很严峻，碳排放压力很大。酸雨污染主要分布在成渝、长江中游流域、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并且2010年上半年排放反弹。从碳排放看，未来中国的压力很大，即使我们保持承诺到2020年单位G D 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40%—45%，而中国的经济即使仅按8%的速度增长，其总排放量也仍可能增加一倍。

土地供给对未来需求的缺口太大

一个国家的土地，从人们的需要看，要森林、草地、耕地、湿地、水面、交通用地、水利用地、村庄用地、独立工矿用地、城市建设区用地等等。未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到底还需要多少土地，缺口多大？这需要认真研究。

2040年时，土地供给与需求的缺口会扩大到8 .56亿亩到15 .56亿亩。2008年中国建设用地总面积为49587万亩，各部分很难精确地加以计算区分，大体估计，其中城镇建设用地7800万亩，独立工矿用地6450万亩，村庄用地26135万亩，交通运输用地3735万亩，水利建设用地5467万亩。

城市建设用地需要13200万亩。2009年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人均G D P分别为17000美元和19756美元，其城市化水平分别为93%和95%。中国未来30年平均就是按照7%的速度增长，2040年时，不考虑人民币升值，人均G D P也会达到26661美元。因此，中国那时的城市化水平，最低也不能低于90%。近14亿人口，按照1万人1平方公里的标准，城镇总面积需要14万平方公里。减去现有的建成区面积，还需要13200万亩土地。但是，城市用地多少，还取决于城市的家庭房屋多套率、别墅居住率、城乡人口的城乡两栖居住率等等高低，这几个指标比率越高，城市化需要的土地就越多。14亿城镇人口，2的容积率，一家3口人，人均建筑面积40平方米，120平方一套，需要近4500万亩地；一家人平均城镇中有两套房，需要9000万亩；三套房则需要133500万亩。

交通水利建设需要用地13750万亩。现有的独立工矿用地未来可以复垦整理出来3032万亩。中国人口密度较大，因此在同样的土地上，出行需要的交通道路就越多。我们未来即使按照发达国家节约性的交通建设来计算，未来32年(因统计局数据滞后获得原因，这里包括2009年)，铁路、公路和航空，以及水利和独立工矿建设用地，假定港口建设可以用填海造地解决，减去独立工矿复垦等调剂的3032万亩，需要新增10718万亩土地。

村庄用地未来如果是实行宽松的居住用地政策，可能还要消耗15065万亩到35865万亩，如果对农村实行较紧和村庄土地整理政策，村庄不仅不再占用土地，还可以节约出来17135万亩土地。结果如何，主要看国家的体制和政策是什么导向。目前中国的农村到底占

用了多少土地，是个搞不太清楚的数据。笔者根据有关政府部门网站和有关文献搜集到的数据，全国2004年有自然村327万个，一个自然村平均58户人家，232口人，平均占地135亩。如果按此计算，加上这几年增加的面积，全国村庄占地至少在44500万亩之多。另一计算方法是，按照农村居民每人平均居住面积计算的村庄用地，2007年农村人口72750万人，人 均 住 宅 面 积31 .6平 方 米 ， 用 地 为27200万亩。按照2009年统计年鉴，大约为26135万亩。

农村未来用地模式不同，节约或者占用的土地多少不同。1、如果进入城镇的农村人口退出自己的宅地用于建设和复垦，到2040年，可以从村庄占地中整理出17135万亩土地；2、如果转移到城镇的农村人口不退出自己的宅地，这部分人口城乡两栖居住，加上农村住宅改善因素，到2040年时，村庄占地为41200万亩，在目前村庄用地基础上，还需要增加15065万亩土地；3、既允许进入城镇的农村人口不退出自己的宅地，又允许城镇居民到农村去买一个宅院，则村庄的面积就会扩大到62000万亩，村庄用地还需要增加35865万亩。

2040年时，如果亩产不变，农业仅粮食用耕地缺口至少在70000万亩。从2009年进口的大豆、豆油、油籽等折算，实际上已经净进口了57896 .4万亩种植面积的粮食。2040年时，考虑人口饮食消费结构的变化，中国城镇人均消费粮油当量为498公斤，农村为482公斤，按照15.5亿人口并各自90%和10%的城乡比例，合计总需求为7470万公斤。技术条件不变，在现在粮食种植面积和复种率基础上，还至少需要增加70000万亩耕地，才能满足。

按照上述分析，2040年时，土地的供求状况，低方案：村庄如果未来转移到城市的都退出自己的宅地，城市在每户居民就一套房的情况下，总的建设用地需要15766万亩，加上粮食用地缺口，土地供给对需求的缺口为85766万亩。高方案：如果允许城市中居民每户平均有三套房，农村中如果转移到城镇中的人口不退出农村的宅地，并考虑农村住宅条件的改变及农村的低容积率因素，总的建设需要56366万亩，加上粮食用地缺口，各种用地供给对需求的缺口为126366万亩。

淡水资源供求缺口为硬约束

2040年时，淡水资源供给对需求缺口在2000亿到3000亿立方米。2040年时，按照发达国家中日本节水型社会的消费水平计算，中国农业、工业、生活和生态总的用水需求量为11811亿立方米。水的总供给量根据现有数据预测，到2030年，全国实际可利用水资源量仅为8000亿—9000亿立方米，水资源开发利用接近极限。即使设想2040年时，我们能够再寻找新到10%的新的供给水源，将水资源供给总量提高到8800亿—9900亿立方米，2040年时水资源的缺口仍然在3011亿—1911亿立方米之间。因为水资源缺口很难以进口的方式加以平衡，往往是一个国家发展的硬约束。

未来30年需要进口100—180亿吨铁金属

未来30余年中，中国55%品位的铁矿石缺口在173亿吨到326亿吨。根据目前笔者看到的资料，2004年底，全球铁金属总储量为800亿吨。中国目前的铁矿数量，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中2008年资源表内的基础储量数据为226 .4亿吨，中国铁金属储量，按照35%左右的品位，在80亿吨左右。中国在2040年达到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按照上述测算，需要使用2004年全世界铁金属储量的22%—33%。如果国内在新增矿产勘探方面没有进展，特别是高品位的铁矿勘探方面没有进展，中国在2040年前，除了将2008年的国内铁金属储量全部用尽外，按照低中高不同方案，分别还需要进口金属铁95亿吨，或者136亿吨，或者179吨，即品位在55%左右的铁矿石173亿吨、248亿吨、326亿吨。

消费全球50%的能源，石油和天然气远远不够

2040年时，中国即使按照发达国家中下能源消费水平标准计算，也要消耗掉全球50%的能源。未来31年，按照低中高方案不同，石油和天然气累积消费量分别为595.77亿吨、140895亿立方米，6 1 5 .63亿 吨 、2538 1 2亿 立 方 米 ，757.45亿吨、507624亿立方米。假定全球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在2008年的水平上不变，未来31年，按照低中高方案，中国 将 消 耗 掉 全 球 石 油 的2 6 .2 %到40.08%，天然气的2.25%到8.12%。我们按照2040年15 .5亿人口计算，按照人均分别消费标准能源煤5、4、3吨高中低三个方案预测，中国从2009年到2040年，累积分别需要1696、1448、1200亿吨能源。2008年全球能源生产总量为110亿吨，中国国内能源生产量为26亿吨。如果全球能源产量在2008年的水平上不变，到2040年时，中国按照高中低不同的方案，将分别消费掉全球能源产量的70.5%、56.4%、42.3%。也就是说，如果中国未来发展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全球能源产量规模不变，中国发展和消费模式不变，即使按照发达国家中下消费水平，可能也要消耗掉全球能源总供给量的50%左右。

根据《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中国目前石油基础储量为289043万吨，天然气为34049亿立方米，煤炭为3261亿吨。我国石油、天然气人均储量都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10；即使是比较丰富的煤炭资源，人均储量也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即使按照2009年中国低水平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消费量，剩余的石油可采年限也仅为7.08年，天然气为39年，煤炭为108年。

石油和天然气消费低方案：中国石油[10.67 0.47%]和天然气人均年消费水平逐步增加，2040年达到节约型的日本2008年1.74吨和530立方米的水平，剩余的31年中，石油需求累积总量为595.77亿吨，天然气累积需求总量为140895亿立方米。按照2008年国内储量，石油储量与消费需求的缺口为447亿吨，天然气储量与消费需求之间的缺口为106846亿立方米。中等水平方案：石油人均年消费量逐步增加，2040年达到美国和日本的中间水平人均2.32吨，天然气达到德国人均年消费1000立方米的水平，剩余的31年中，石油需求累积总量为615.63亿吨，天然气累积需求总量为253812亿立方米。国内石油储量与消费需求的缺口为587亿吨，天然气储量与消费需求之间的缺口为219763亿立方米。高水平方案：石油人均年消费量逐步增加，2040年达到美国2 .91吨水平，天然气达到美国2000立方米的水平，剩余的31年中，石油需求累积总量为757.45亿吨，天然气累积需求总量为507624亿立方米。国内石油储量与消费需求的缺口为729亿吨，天然气国内储量与消费总需求之间的缺口为47358亿立方米。

即使未来石油和天然气按照目前发达国家最低的消费水平变动，中国国内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也远远不够未来31年的消费，石油缺口为2008年国内储量的15.5倍，天然气缺口为2008年国内储量的3.14倍。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即使我们按照目前发达国家在土地、淡水、矿产、能源等方面的最低水平消费，各方面的供给与未来的需求之间缺口仍然相当巨大。因此，由于人口众多，资源和环境的约束，我们在未来不仅根本不可能以目前的“两高一资”的模式发展下去，连按照发达国家中低资源和环境消耗水平模式发展下去的可能性也不大。所以，在中国，资源和环境问题的解决已经显得十分紧迫，高投入和高消耗的发展模式，甚至人们的消费模式，都已经到了非转变不可的地步了。转变发展方式和转变消费方式，形成资源和环境节约型的社会，迫切需要在思路、战略、路线、体制、机制和政策等方面进行综合研究，形成科学和适合中国实际的发展和生活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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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经济转型的四个体制障碍

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并不是一个新提出来的口号。这个正确的发展思路虽早已提出，却长期没有做到。为什么早就提出了正确的解决办法，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呢？在2003年到2007年的讨论中，许多学者通过深入观察，提出了很深刻的意见：主要原因在于旧体制的遗产没有得到消除，它已经成为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主要障碍。我认为最重要的体制障碍是四点：

第一点，各级政府依然掌握着一些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比如说信贷资源，因为我们银行体系、金融体系改革没有到位，所以各级政府依然对于信贷的发放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再比如土地资源，因为土地的产权不明确，依然是由各级政府自由裁量运用。

第二点，把G D P的增长作为各级政府政绩的主要标志，不光在党政机关考核干部时如此，社会舆论也是如此。整个社会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

第三点，是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和物质生产增长紧密相连。从收支两方面看都是这样。从财政收入看，各级预算的主要收入是生产型的增值税，生产型的增值税跟物质生产部门的速度是直接挂车模允沟酶骷墩府不能不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物质生产部门的扩张上。从财政支出看，中国的政府支出结构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政府对于提供公共产品的支出责任过度下移。社会保障和义务教育的支出责任大约有70%落在县或县以下财政的肩上。这不但使这些公共服务提供的情况很差，而且使得各级地方政府不能不提高物质生产部门的增长速度以便取得更多的收入，否则日子就过不下去。现在有许多人主张把义务教育的支出责任进一步上提。支出责任在中国通用的说法叫做事权，财政部门早就提出来了，事权过度分散，要更加集中。但是它给人的直接感觉是他们要收权，所以“支出责任往上收、由更高级的政府部门来承担”这一主张没有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最后一点，资源配置上市场的力量受到很大的压制。这表现在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没有市场化，而是由行政机关定价或者受行政机关的影响，而行政定价是按照计划经济的惯例压低价格，因为要素价格压低有利于国有企业降低成本和增加盈利，而价格的扭曲促使了以浪费资源的方式进行生产。　(据《新华网》)

土壤沙化侵占我国多少土地

沙化是指在各种气候条件下，由于自然和人为因素导致土地呈现出沙质或砾质为主的土地退化，沙化土地是由此而形成的地表呈现出以沙物质为主的土地。监测结果显示，沙化土地在我国30个省(区、市)均有分布，其中新疆74.57万平方公里、内蒙古42.08万平方公里、西藏21 .48万平方公里、青海13 .42万平方公里、甘肃11 .13万平方公里、河北2 .5万平方公里、陕西1.45万平方公里、宁夏1.2万平方公里、四川0 .95万平方公里、山东0.8万平方公里，这10省(区)占全国沙化土地总面积的97%。与1994年第一次沙化土地普查相比，沙化土地面积扩大的省(区)主要有内蒙古、辽宁、黑龙江、甘肃、青海、新疆、西藏、山东，共扩展2.29万平方公里。

据监测，截至1999年，我国有荒漠化土地267 .4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27.9%。与1994年监测结果相比，我国荒漠化仍呈扩展趋势：1995年至1999年，5年净增荒漠化土地5 .20万平方公里，年均增加1 .04万平方公里。全国沙化土地总面积到1999年为174.31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18.2%。与1994年普查同等范围相比，1995年至1999年，5年沙化土地净增17180平方公里，年均增加3436平方公里。旱地区的土地退化。据监测，我国荒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新疆、内蒙古、西藏、青海、甘肃、河北、宁夏、陕西、山西等18个省(区)的471个县(旗)。(原载《中国新闻》)

中国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紧张状况将长期存在

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李斌在“改革开放与人口发展论坛”上表示，中国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紧张的状况将长期存在。一方面，稳定低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创造良好人口环境。生育水平应该保持在一个适当的水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及其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受人口惯性增长势头的影响，今后十几年，中国总人口每年仍将净增800万人左右，到2033年左右达到峰值15亿人。另一方面，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促进人口与资源、环境相协调。

(据《中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