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李铁

如果有人已经完全放弃了此世的意义而滥杀无辜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我们的文明如何去制约各式各样的反人类罪行？虽说文明无优劣，但从对我们这个时代负责任的态度来说，检讨缺失的意义远大于陷入文化主体的自大。

一部文明史，也是一部与各种反人类罪行斗争的历史。当仇恨和杀戮蔓延的时候，人们往往将罪行归咎为政治和社会的因素。但文明中的一些基本原则，正是为了应付最极端的社会政治环境而设定的。

各种不同的文化在防止反人类罪行方面都有不同的制约机制。孰优孰劣，自然应该由历史效果来评价。当我们比较中西历史上的各种屠杀和罪行，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

中国的传统文化设计，不仅在面对罪行的时候缺乏制约力，显得苍白而浅薄，而且在罪行发生之后，我们的文化严重缺乏忏悔和反思。再大的悲剧，也只是轻飘飘地化解为少数人在表演的闹剧，我们总是太容易以“化悲痛为力量”、“相逢一笑泯恩仇”为借口而快速淡忘，以至于对于历史上发生的一些惨痛无比的灾难，中国人自己都非常陌生。

中国历史上的奥斯维辛

二战时期，600万犹太人惨遭纳粹屠杀。作为屠杀和集中营的象征，奥斯维辛成了一个文化符号，妇孺皆知。在西方的思想著作中，“奥斯维辛以后”（After Auschwitz）已成为一个专门术语，知识界为此陷入了深刻的反思，与此有关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

德国哲学家阿多尔诺的名言，“奥斯维辛以后诗已不复存在”，被广为流传。他甚至这样提问：奥斯维辛以后是否还有理由让自己活下去？对于奥斯维辛，这样的反省绝非个别，而是知识界的普遍现象。法国哲学家利科说，当今哲学面临恶的决定性挑战。思想家们纷纷质问：“奥斯维辛以后，人怎么还能谈论上帝？”他们甚至宣布，奥斯维辛是西方近代文明失败的公开证明。

在中国的文明史上，似乎从未有人因惨案而宣布过文化的失败，可问题是，从未宣布过失败才是我们文化最大的失败。

中国历史没有过奥斯维辛吗？不，看看这些事实吧：

先看看被某些人美化的农民起义领袖黄巢都干了些什么？

攻陷城池之后屠城，对黄巢来说，只是“小菜一碟”，仅广州一城，保守估计就杀了12万人。更可怕的除了杀人，还有吃人，超大规模地吃人。

黄巢围攻陈州，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淮阳，军粮不足，就开始吃人。陈州守将赵犨也不含糊，也出来抢人吃。《新唐书》记载：“指乡聚曰：‘啖其人，可饱吾众。’官军追蹑，获盐尸数十车。”

黄巢看到官军来抢人，干脆下令将周边所有的活人都杀了，做成“便携食品”。《旧唐书》记载，黄巢下令建造了数百巨碓，将大批乡民，不分男女老幼，都纳入巨舂，磨成肉糜。陈州四周的老百姓被吃光了，就“纵兵四掠，自河南、许、汝、唐、邓、孟、郑、汴、曹、徐、兖等数十州，咸被其毒”。史家估算，当时被黄巢军吃掉的人数，超过三十万。

再说明朝末年张献忠屠川。他在成都、在四川各州县进行了灭绝种族的大屠杀。这些都被欧洲传教士利类斯和安文思二人亲眼目睹，载入了他们所著的《圣教入川记》。经过张献忠和后来清军的几番屠戮，四川的人口由明中叶的310余万陡然下降至清初的9万余人。

恶魔们为什么无所顾忌

鲁迅说：“我翻开历史一看，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两个字是‘吃人’!”对于中国历史，这样的文字绝非只是文学修辞。

诚然，灭绝人性的恶魔哪里都有，再文明的社会也无法杜绝校园杀童惨案。但中国历史上的疯子和恶魔实在多得有点离谱，专制极权固然是仇恨的热土，但除了现实的政治社会因素，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些基础设计，对于罪恶的制约力之苍白，我们也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首先，中国文化缺乏一种绝对的正义观念，极容易陷入道德相对主义。

按照一种粗线条的宏观概括，中国哲学讲天人合一，西方哲学讲天人相分。对于西方人而言，除了现世的此岸世界，还有一个绝对高于此世的，与此世相分离的，超自然、超历史的造物神上帝。这个代表真善美最终极原因的上帝永远在彼岸世界，与“罪”的、非神圣的此世人永恒对立，与此岸世界存在着永恒的紧张关系。

另外，人生的意义要到上帝那里寻找，现世的人不可能自救，人只有蒙受上帝的恩宠才能获救。人生是否有意义，是否符合正义，最终不由人自己来判定，上帝才是真善美的终极原因和裁判。这样一种文化设定，无疑为现世的道德、正义、价值评价提供了一种神圣的普遍性准则。使得正义具有绝对的意义，能够对人间罪恶给予绝对否定，杜绝了道德相对主义。

而中国传统哲学则缺乏两个世界的悲观性对立。它没有设定一位绝对超越的上帝与堕落的有“罪”的被造物之间的对立。

马克斯·韦伯指出，儒教是一种“绝对地肯定世界与适应世界的伦理”。儒家认为人通过自身的心性修为、道德功夫与宇宙之整体秩序合而为一，即可达到成圣成贤的人生最高境界，并且是“人皆可为圣贤”。

韦伯说，在中国传统中，由于没有两个世界的悲观性对立，人们缺乏对现世生活的非神圣、易堕落的体认。这样的文化，自然缺乏对现世罪恶的批判力。16世纪时，罗明坚、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他们很快发现，“罪”的观念大概是当时儒家最难明白的观念之一，因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没有与天主教中的“罪”的观念相对应的观念。我们相信现世就是完美的，怎么会有罪呢？

既然中国人相信“人皆可为圣贤”，那么价值标准也可以由人自己说了算，这很容易导致道德相对主义盛行。“成者为王败者寇”、“历史由胜利者书写”、“法律只是统治阶级的工具”，这些相对主义论调，我们是不是再熟悉不过了！

试想，如果一个人像郑民生那样觉得此世已经无意义了，不想活了，像黄巢那样掌握军队谁也不怕，我们拿什幺去制约他？

对于西方人而言，即便你现世不想活了，也不得不有所顾忌。基督教义中讲末日审判，耶稣将于世界末日，审判古今全人类，分别善人恶人，善人升天堂，恶人下地狱。

意义世界的基础设定，对于个人而言，或许不一定对每个人都具有约束力，但是作为一个民族的文化设定，却意义重大。中国哲学的这种设定，缺乏一个稳定的正义支点，很难从自身产生实际的约束力。面对罪恶的反思和批判，尽显苍白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