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在“囚徒困境”之中，没有谁能置事外做一个看客！

　　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现代国家与社会组织,其政治意愿,政策动议都必须既要重视社会财富的创造与累积;也要建构完整的常态化收益分享机制,这不仅是“权利时代”的制度安排,也是“重商主义”和全球化之下任何国家组织和个人都不可避让的普遍而行之有效的公共原则,没有人能够出逃,也没有谁可以作壁上观，或置身事外做一个不在场的看客。

　　这是现代人的宿命,任何人,无论政府、企事业，以及一切以组织形态存在的民间团体与个人都必须接受,都必须以“经济人”身份认领这种通行的规则和营生模式,才能明确自己所处的位置并看得清自己的出路,从而成为公共游戏中具有结合力的关系项,否则就得出局,就得弃权自闭,甚而被闲置于国家与现代生活之外。

　　我们知道,在消费时代,能够汇聚公共意志,主导政治得失的依据是权利，是一系列借助数量标注的账面经济,其秉持的政策选项虽不一定都能做到利益均沾，但却必须是，也只能是在当下兑现的政策利好和实物收获。

　　所以,无论什么样的管理和制度安排，都必须对当下的国家功能、公众心理，以及所有关系主体进行全息考量,其定义首先是财务算计和收益评估，而不是引经据典的意义争辩和理论空耗，是事关国家、社会组织系统中个人主权的讨价还价，斗智斗勇达成的一系列效率方案和交易规则,其遵循的是目标明确的牟利动机，关心的是资本化的投入与产出效应。

　　现代性开启了个人维权取代“公共义务”优先的政治哲学，这意味着名利主导生活的时代,能够激发社会热情,定义人事关系的原则既不是严谨的知识和价值观，也无涉远离日常经验的“普世公理”,而是见诸“个人优先”且毫不含糊的“囚徒困境”算计。由此，即便是民主理论所设计的政治游戏，其暗含的动机也是取决于市场化的“行情”分析，然后预估公众的偏好而策划的营销和推广,这就决定了其不太可能遵循良好的愿望行事,更不会自动生发出普遍的济世责任。其通常的要义是:参与者既不在乎公共空间有无指向美德的激情辩论,也不介意谁会奉行高尚的理想为人民服务,而是不动声色研判“政治消费”对个人生计的实际效用，关心的是选票投向所能产生的账面收益，如货币一样,人们对其拥有的兴趣仅是其交易功能而非货币本身, 在意的是，选票能否诉诸个人的处境改善而非其承载的伦理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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