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中暴露出的政府治理问题及其症结所在

疫情暴露了政府治理的哪些问题

中国是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人口超千万的城市就有16座，整个国家构成一个巨型社会。这样的国情决定了无论是中央的还是地方的政府治理，都肩扛着巨大的压力和责任，各级领导和治理者必须知所敬畏，慎之又慎、戒之又戒，绝不能懈怠草率、心存侥幸。只可惜有一些官员，热衷于好大喜功、急功近利且不择手段地追求政绩。不得不说，这次疫情最先在湖北武汉等地发生并迅速蔓延，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当地部分省、市官员不良的从政心态，一味的轻松麻痹、放任恣肆，丧失了起码的警觉。

在高科技层出不穷、社会发展日益多元化的时代，政府治理应当高度重视信息的收集和反馈，善于观青萍之末、察于蛛丝马迹。常言道，要把事故消灭于萌芽状态，就必须对“萌芽”有着敏锐的感知。此次疫情刚露出端倪，就有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张继先作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判断，并坚持向上报告，第一个拉响了警报。还有李文亮等八名医务人员通过微信群向同事发出提醒。如果这些信息当时能引起地方主官的密切注意，立即深入调查，肯定专业人士的意见和建议，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研判，则疫情断不至于扩散蔓延到如此地步。

对新冠肺炎这类还从未遇到、认知空白、一旦流行难以控制的疾患，理应归于风险防控的特大类应急事件。如何进行此类风险的防控？在决策和应对措施方面，一定要坚决果断、不能搞“好商量”“留有余地”。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第五条指出：“突发事件应急工作，应当遵循预防为主、常备不懈的方针，贯彻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反应及时、措施果断、依靠科学、加强合作的原则。”《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也要求：“做出快速反应，及时、有效开展监测、报告和处理工作。”这说明，在未知的特大类应急事件来临之前，我们的风险意识就要绷紧，宁可全力以赴、严防死守，也绝不容许大而化之、漏洞百出。对照早已颁布的应急条例和应急预案，不能不指出，这次湖北和武汉的一些官员在应对风险防控的决策与举措方面，始于掉以轻心，继则优柔寡断，终致错失良机。

当疫情发生后，在战“疫”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勇于负责、恪尽职守、沉着冷静、冲锋在前的组织团体和党政干部、医务工作者，令人感动钦佩。但是，坦率地说，也有一些机构和官员表现得实在不尽人意。例如，疫情发生以来，不论是抗疫物资，还是捐赠款项的使用效率，湖北、武汉红十字会都引发公众质疑。在黄冈市，当中央指导组派出督查组进行督查核查时，当地卫健委主任竟然对定点医院床位数等问题“一问三不知”。虽然涉事官员都被及时处置、免职，但已极大地损害了人民公仆的形象。

政府治理存在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这次疫情暴露出政府治理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绝不能视为工作上的偶然失误、作风上的一时疏忽，甚至觉得运气不好，赶上碰上了倒霉而已。现在，问题虽是出在地方、基层，但认真地反思，归根到底还是在行政理念、价值观和体制机制上出了偏差。

政府治理的根本理念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早已阐明，社会主义国家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是执政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国家。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国家的行政机构和各级公务员，都是人民的公仆、勤务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坚定地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这样的执政理念和行政价值观，应该说每个官员都耳熟能详，但是，却并没有在实践中牢牢地扎下根来，很容易受到三个因素的干扰：一是“稳定压倒一切”下怕出乱子；二是千万不要影响自己的政绩名声；三是考核无论如何都必须过关。一个官员心里反复念想着这些事，比如在判断是否出现疫情时，害怕说了会乱，坏了自己的政绩，考核也会泡汤，就不可能“心底无私天地宽”、真正把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

政府治理的核心要义是什么？国家行政管理既具有经济建设职能，也具有公共服务职能。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行政管理中的公共服务职能将愈加明显突出，成为主体部分。中国共产党已明确提出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战略目标，加强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

判断是不是服务型政府，主要有五条标准：一是公共服务职能是否上升为政府的主要职能，二是公共服务部门是否成为政府的主要部门，三是公共服务支出是否成为政府的主要支出，四是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是否得到明显提升，五是政府公共服务水平是否满足了人民群众的合理需求。

然而，在一些地方政府那里，总还是习惯性地突出政府的经济建设职能，忽视公共服务职能。例如2020年1月7日，正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暗中发作的时候，武汉召开“两会”，市长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提到投资、制造业等事关GDP的部分，洋洋洒洒万余言，突出地放在最前面，而且全都量化为数字目标。相比之下，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公共服务”，却放在报告后面草草带过，如，涉及医疗卫生的内容只有43个字：“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加强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和医疗救治能力”。实际上，武汉市在公共服务支出方面是长期欠债的。

为了推进政府职能向公共服务转变，必须加强行政法治建设，依法明确公共服务在政府职能中的主导地位，加大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实行以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的政府绩效管理，设立公共服务质量奖，强化公共服务问责制。

政府治理的根本要求是什么？社会主义国家要建设法治、高效、便捷、清廉的人民满意的政府，要在政府治理中彻底清除贪污腐败、渎职滥权、人浮于事、无所作为以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等弊端。在这次疫情中，一些官员的所作所为，不正是这些丑恶的东西还在作祟吗？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的精神，敢于揭短亮丑、刀刃向内、壮士断腕，坚持反腐倡廉、扫除污泥浊水，革故鼎新、开创伟业，作出了极大努力，取得了巨大进展。但事实证明，要实现政府治理的根本要求，确实还任重道远。我们要坚定不移地继续深化改革，走制度建设的道路，加快构建涵盖行政决策、行政执行、行政组织、行政监督体制的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如何推进政府治理的深化改革

政府治理肩负着管理公共事务、服务人民群众的重大职责，针对抗击疫情斗争中暴露的问题，必须痛定思痛、理清思路，亡羊补牢、深化改革，及时对症下药地制定相关的规章制度，采取有效的措施。

一是改革完善信息发布制度。此次疫情，最大的教训莫过于对流传的超出常理的“奇特信息”的关注度不够，甚至屡屡出现误判。因此，有必要建立关于奇特信息的收集、紧急汇报和及时发布的制度规定。所谓奇特信息，是指在生态环境或社会出现不明物体、不明物种、不明气体、不明液体、不明疾病、不明征兆等“六不明”怪异情况的信息，这些怪异情况会严重影响人类生活。人民是真正的英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对这些怪异情况比较敏感，其信息是在小道间、私下里的非正规渠道传播，有关部门不能动辄以谣言论处，滥用行政权力横加禁止。相反，应尽快地收集此类信息，向上级汇报，并展开调查，如果情况属实，则要由负责部门及时发布信息，做到公开透明。这样才是避免群众恐慌、社会骚动的最好办法。

二是改革完善重大行政决策机制。在有关奇特信息公开发布后，还要迅速进行决策。我国现已明确了决策的方法、程序，这就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确定的：“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确保决策制度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这样的决策方法、程序，当然无可厚非，它完全适用于一般的情况，可以逐一走常规的过程，时间上因要慎重考虑也可以显得从容些；但对于在“六不明”的特殊情况下，要做出果断的决策就不太适用了，因为时间上必须分秒必争、决不允许丝毫延宕。所以，有必要补充制定关于特殊情况且原因不明的风险决策机制，即在不明原因、风险尚难预估的条件下，迅速评估最坏的情况和结果，并作出有针对性的决策，例如，可以对一定的区域，立即采取封锁、隔离、排查等严厉措施。总之，宁可十防九空，也不可留下遗憾、贻误战机。即使在事后看，当初一些反应有些过激，但为了稳妥、安全起见，也是必要的、可以理解的。

三是严查重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此次疫情，部分地方、基层反映最多的两个问题：一为无事生非、不胜其扰：有的部门召开抗疫工作布置会议，居然花很长时间念文件；有的领导带着一拨人马，四处奔波考察，各类检查团也频频光临造访，让基层干部和群众苦不堪言，难以招架；二为表报成灾、疲于应付：有的基层一天收到十来个部门的文件，都是安排防疫工作，但没有一个文件帮助解决基层实际问题，哪怕是送来一个口罩、一瓶消毒水；有的地方要求基层填数据、表格或者材料，甚至是重复填写、重复报送相同或相似的数据和材料。为此，必须出台相关规定：领导下基层就要冲着解决实际问题，如果不是为了解决问题就绝不能去；基层给上级填写表报是需要的，但应严格限定在统计范围内的少数几种数据和材料，其他的一律不得任意增加。

四是推进干部制度深化改革。首先，要加强干部的公仆意识教育，真正当好勤政务实的公务员。其次，坚决纠正只要GDP一枝独秀、一心奔仕途的哗众作秀的错误政绩观。第三，大胆提拔工作扎实、有突出贡献、群众认可的好干部。第四，对不作为、混日子的“官油子”，要坚决罢免、绝不姑息。最后，在干部使用的导向上，一定要多宣传踏踏实实、埋头苦干、忠于本职的干部，少宣扬最年轻的处级、厅级干部。切实畅通职务与职级并举的两个晋升通道，鼓励干部立足本职、扎根基层、勤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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