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光棍：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这其中存在农村地区的两个恶性循环。首先，贫穷导致光棍。在越是贫困的地区，女性更愿意离开村庄，导致原本性别比就很高的农村，女性更少。而一旦女性去了更富裕的地区，就再也看不上原先村里的男性了，因为他们实在太穷了。另一方面，正是因为贫穷，女性更加迫切地希望通过婚姻来改变拮据的生活状态，因此进一步抬高了婚嫁的费用。其次，光棍导致更加贫穷。在缺乏家庭动力与人生目标的情况下，有的光棍会沉迷于吸烟、喝酒、赌博、毒品等，逐渐荒废农田，变得更加消极和贫穷。遗憾的是，在一些学者与媒体的解读与农民的理解中，光棍之所以找不到老婆是因为他们自身“文化水平低”，“思想封建”以及“没有缘分”等，这是本末倒置的说法，也是典型的“责备受害者”（Ryan1971）。

第二种恶性循环是结不起婚-光棍-必须付更多的钱才能结婚。费孝通曾在《江村经济》中曾提到，当农村工业不景气的时候，晚婚和“小媳妇”制度便产生了。而当童养媳被法律禁止，男性又无力借贷并偿还婚礼钱的时候，无限的晚婚就会造成一大批单身汉。而一旦单身汉过了适婚年龄，当他们想娶老婆的时候就要补偿更高的代价。并且，很多单身汉面临的不仅是年纪大的问题，很多情况下也面临教育水平低、无固定职业、身体缺陷、不良嗜好、家乡偏远等问题，这时他们唯有出更多的钱才有可能娶到媳妇，以补偿女方受到的“损失”。这对贫穷的农村单身汉来说成为无解的题目。

我们应该注意到，婚姻开销上升并非只局限在农村，也并非孤立的事件，而是在整个国家去集体化和经济全面市场化的背景下产生的现象。刘燕舞通过分析河南、湖南与贵州豫湘黔三个村落时发现，经济因素对光棍形成的作用是从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凸显的，另一位学者徐安琪通过分析上海与哈尔滨两地五十年间择偶标准的变迁也得出了1980年代以后经济取向越来越重要的相似结论。

集体经济时代致力于消除城乡差别、体脑差别与工农差别，无论是农村的工分制度下，还是城市的国企体制中，个人收入之间的差别并不大，因此对婚姻的物质要求并不高，而对个人成分政治因素有时更为看重。而在去集体化之后，在市场经济个人利益驱动与物质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个人的贫富差距拉开，对婚姻的物质要求才不断攀升，甚至有“婚姻商品化”的趋势，这才是老乡口中“娶老婆等于买老婆”背后深层次的含义。阎云翔在调查黑龙江下岬村时发现，1980年代中期开始，当地彩礼逐渐由实物变成现金（当地称“干折”），对彩礼的要求变得更加“高档现代”，“单子上甚至包括像沙发这种刚刚在乡下流行开来的城市家具。有些要求，比如4套高档床上用品，完全超过了新婚夫妇的实际需要”。

另一方面，在城市进入较快发展而农村收入水平无法跟上的情况下，随着人口迁移与通婚圈的扩大，发达地区的婚姻开销即便是稳步增加，对落后地区来说也是突飞猛增，农村的婚费再涨也难以赶上城市，只要中间存在差价，女性就有进一步流失的可能，这是一种“双重涨价”。更何况如今在城市，工薪阶层因为没有房没有车而结不起婚的情况也很普遍，更毋宁说农村。刘燕舞在调查农村各地后总结：“南方农村越来越偏向于要求男方在结婚时到城镇或县城甚至市区买商品房，而北方农村则强烈倾向于男方在结婚时必须在村子里建好新房子。至于彩礼的节节攀升，南北均同。”

从1980年代开始，农村向县城看齐，县城向城镇看齐，在城市里买房、模仿城市的彩礼标准这一婚姻高消费现象在农村越来越具有合法性。在社会经济结构高度分化、城乡差别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婚姻开销的几何级上升与婚姻资源严重失衡的双重挤压才是农村光棍群体突增的重要原因。

三、 城乡差别下的出走，会带来出路吗？

农村的女性本来就少，农村的男性本来就穷，在流动人口数量仍在不断增长的背景下，农村光棍的情况可能会继续恶化。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82-2020年我国流动人口从660万上升到3.7亿。人口的流动造成通婚圈的扩大，尤其是女性在“男高女低”的婚姻模式下更容易在农村传统婚姻圈外找到伴侣（30%左右），而男性中有80%的婚姻还依靠本地的传统婚姻圈来解决，这种非对称性的婚姻资源流动令农村男性可选择的婚配资源更少。（刘燕舞2001）这印证了婚姻市场的梯度理论，女性希望通过婚姻改变命运，因此倾向于找比自己条件更好的男性，因此最后在婚姻市场上剩下的就是最底层的“丁男”和最顶层的“甲女”。（Jiang,Sánchez-Barricarte 2012）

对于女性大规模离家外出打工与寻求婚姻，曾经的主流观念往往认为这是她们追求自我价值与人生美满幸福的重要方面，是女性勇于突破狭窄地域的束缚，获得解放的体现。而现在竟有一批“大局观”男性要求女性作为“性资源”留在农村解决光棍问题甚至服侍男性。

事实上，在前文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女性在农村地位不高，收入也不高；农村相比城市，又面临巨大的城乡差别，她们是严海蓉笔下的“双重廉价的劳动力”。正因为如此，农村女性才开始了向城市的流动，“背后是城市对现代性的垄断和农村的虚空化”。而这种基于性别差距与城乡差距下无奈的选择，却被曲解为“好逸恶劳”和“拜金”。

从经济上看，农村经济经历了集体生产消解，农业投入下降，农村经济让步城市发展的历史发展过程。在集体经济时代，工业化发展是为了减小城乡差别与工农差别，并且在1970年代后期，五小工业和农机工业已经开始反哺农业；国家统购统销的粮食中有三分之一是用于帮助缺粮农村。整个1950年代后期到1980年，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始终占总投入的10%以上，一度达到17.6%（严海蓉2005）。而后来“三大差别”从主流话语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GDP”、“现代化”、“全球化”这样的字眼，与此相伴的是“经济转型”（Yan2008）。城市成为国家新经济部署的重点；吸引外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模式（Punand Chan 2012）；农村不仅国家投入在1980年代后期急剧下降到3.3%，并且在行政体制上也受制于城市发展的优先地位（市管县）；过去由集体经济提供的福利、医疗与教育保障都消亡了（严海蓉2005）；而城市重工业向轻工业发展的转向导致对农民工需求上升（Punand Chan 2012）。在农村经济不景气而城市发展欣欣向荣的巨大城乡差别下，城市的资本家只需提供微薄的工资与少许的优惠，便可以吸引大量的农民进城，从而进一步剥削与压迫他们。

与此同时，农村从观念上的高地与宣传的主体逐步沦落为“落后”与“愚昧”的代名词，而城市则具备“现代”与“文明”的优越地位（严海蓉2005）。主流话语经常用“低素质”来形容农民工。严海蓉指出“素质”这一词是由现代性话语建构出来的，用来刻画农民工缺乏教育、礼仪、品味等“文化资本”。当它成为农民工群体的标签，意味着城乡二元对立已经在人们的思维中根深蒂固。文中谈到一位工程师评论家政工“在农村她们养孩子就像养猪和养狗一样”（严海蓉2010b），正是这种意识的生动体现。在经济与观念的双重评判标准下，农村都没有出路，因此，农村年轻劳动力才会背井离乡。

从1982年至今，女性流动人口规模一直呈现上升趋势，2016年达到了48.3%。而流动人口性别比在2012年达到峰值111.9之后持续下降，2016年为107.2。在15-45岁劳动年龄区间，女性流动人口集中度更高，也就是更高比例的农村女性选择进城务工，这一方面是因为女性在完成义务教育之后继续升学的可能性低于男性，这从流动女性平均受教育以初中（45.08%）和小学（24.36%）为主就能看出（段成荣等2009），另一方面城市工作更偏好女工，工资低且更容易管理。这组数据再次验证了前文所述的生女价值不如男。

对于农村未婚女性来说，尽管来到城市仍然位于社会底层，尚有可能找到比自己条件略好的男性结婚。而对于农村光棍来说，位于婚姻梯度链条尾端的他们，即便去了城市仍然没有出路。

前文提到的相关报道中，牌坊村一个在深圳打工4年的青年回到家乡准备娶妻生子，因为外面交女朋友更难。“‘我们条件太差、太穷，想来贵州的女孩太少太少。要把女孩子骗过来也不是个好办法。’一些女孩一听说是贵州，第一反应就是：‘那里很穷吧？’”而回到家乡3年，他连一次相亲的机会也没有，因为村里几乎没有未婚的女孩。即便在城市里找到同样农村出身出来打工的老婆，也面临老婆逃跑、异地分居这样的状况。

一些言论认为农村光棍进城后，可以扩大社交圈、开拓视野、提高婚配的机会。可事实上，许多农民工进城后在资本的剥削与严格管控下，除了工作与休息，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谈恋爱；他们所能接触到的社交圈也很窄。可以想见，一个建筑工人白天工作，晚上睡集体宿舍，能接触到的都是同样位于底层、或许也没有结婚的男性。而潘毅所研究的跨国资本下的农民工（Punand Chan 2012），他们被当做机器连基本的生存权利与人权都无法保障，又谈何恋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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