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钟南山：新冠暴发到现在，中国走的路是对的

这个病现在没有办法（以特效药）治疗，有一部分患者是比较危重（的），真正进行抢救的新方法也不多。最重要的是不要让大家得病，不要传染。所以，才有一系列的社区水平的群防群控，包括保持距离、戴口罩、勤洗手等很多方面的工作。一旦有病人确诊，就进行强有力的隔离，尽量把社区的传播减到最低。

中国的疫情，从2020年1月开始，一直都采用强力手段。武汉当时发展到8万多病例的时候，坚持严格在社区进行群防群控。到现在已经一年零9个月，我们病例增加了两三万，远远比不上很多国家，（有的）一天就增加10万、20万。这就是“以健康为中心”的理念，注意预防，把我们的工作放在上游，不让他得病，这就是“健康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所以，我想中国对疫情的处理，就非常成功地体现了以健康为主的“健康中国”理念，到现在还在坚持。当然，我们需要不断改进、提高。随着时间的发展、各种病毒的变异，我们要解决（新问题）的办法，一个是加强社区的严防严控，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大量接种疫苗。疫苗本身也是预防，也就是说不要让大家感染，所以，这个概念在中国始终占主导地位。

为什么现在还严防严控？因为中国老百姓的疫苗接种率还没有达到80%以上，在这种情况下，预防还是非常重要的。最近发生在福建莆田、厦门（的疫情），还是采用全方位群防群控，早筛查、早发现病人、早隔离，我相信不会太长时间也能被控制。

中国自从武汉的第一波疫情以后，没有出现过大规模暴发。在2021年5月21日到6月19日，广州第一次出现变异株“德尔塔”病毒的感染，它的传染性和病毒载量很高，而且潜伏期很短，一开始一个可以传四个。尽管在这样（紧急的）情况下，疫情也是（得到）了很有效的控制。广州总共153个病例，广东190例。这就说明我们的措施看起来是有效的。相比起来，一些邻国放松了，觉得可以完全开放了，结果现在要重新关闭边境、城市，因为（出现了）大量的传播。

对疾病最重要的是预防，还有就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这也是“以健康为中心”理念的体现。人不可能不得病，但是他在早期得病，哪怕很严重，就算是肿瘤，早期发现治疗的效果是极好的，存活率很高。疾病预防整个走的都是这么一个方向。

所以，新冠（疫情暴发）到现在为止，中国走的路还是对的。当然，以后我们还会遇到更多的变异（病毒），怎么办？这都要探讨，但是总的指导思想是以预防为主，这是不变的。

▲2020年8月27日，广州，钟南山院士团队到病房看望上了111天ECMO的患者 图 / 南方视觉

人物周刊：我们提出的这种预防为主的思想，一直在践行，但是每次疫情来的时候，都会投入极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维持平稳状态，这样长久下去，大家难免会有些疲惫。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当下疫情的复杂形势？

钟南山：长期这样下去，采取最严格的防控方法是不行的，对我们中国的负担也很大。但是病毒在变，人们对付它的技术指导思想也在变。什么时候中国完全可以开放？绝大多数人打了疫苗——起码80%甚至85%以上。接种疫苗以后，对疾病的预防，特别是预防（病情）加重的能力（变强），也就是说，我们多数人就无感或者只是很轻的感觉，这是一个（标准）。

第二个，当这个疾病经过预防和打疫苗以后，病死率降到很低，现在全世界新冠病死率总的来说是1%-2%，非常高，比流感高几十倍。当病死率降到很低的时候，新冠就有可能成为常态，就是说得病了，但是绝大多数的病人能够好转，而不是现在一百个可能有两个死亡。（这个死亡率）还是应该重视。当然以前“非典”死亡率是全世界10%，中东呼吸综合症死亡率是30%以上，更需要（降低）。我估计它（新冠）有一个（降低的）过程。所以，针对你的问题，我想中国不能长久这样下去，因为这是世界性的疾病，要中国和全世界共同努力来战胜它。要各国、特别是大国的传染的情况都比较低，接种疫苗的比例比较高，死亡率也降低下来，这样的话才可以完全开放。

我估计，我们到2021年底（疫苗接种率）就在80%以上了，但现在遇到的一个问题是：接种疫苗后，一般来说，不管国内国外，在半年以后预防效率会明显下降。所以，现在我们在研发更多的疫苗，以及（研究）怎么加强免疫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当这些全是未知数，我们主要的指导思想还是健康生活，就是我们不会花极大的力量去（研究）怎么抢救病人，一旦传播开了，医疗服务、设备、人力都超出了负担，社会就会崩溃，所以，我们主要立足于预防，也就是用健康的思想来对待新冠疫情。

▲2018年8月2日，钟南山院士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诊室内工作 图 /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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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新冠的未知数，关键是各国合作

人物周刊：你提到疫苗接种率80%以上可以有效达到预防的预期，但像以色列的疫苗接种率已经非常高了，它的病例依然在不断地增加。

钟南山：以色列的病例增加并不是早期，而是最近这几个月。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病毒的变异。第一，病毒变异了以后，疫苗对人体的保护预防作用下降了。第二，以色列是接种率很高的国家，但不是100%，特别是在前期，12岁到17岁的学生并没有接种，遇到病毒照样感染，所以它有一个阶段患病率明显增高了。那么他们（采取）的措施一方面注意到了群防群控，另外一方面也开展（别的手段），比如说包括第三期疫苗的接种，现在（疫情规模）又开始被控制了。这就说明新冠有极多的未知数，需要人类不断地、共同地去探索、解决。这里头关键就是要各国合作，我们希望走这条路。

人物周刊：现在各国合作这条路顺畅吗？

钟南山：不太顺畅。在18年前“非典”时期，第一年是五千多个病例，当然远远比不上这次（新冠疫情），但是已经有了很大的影响，因为在全世界很多国家都出现了传播。但是（好在）我们对它的源头有点了解，特别是在广东，我们跟香港的一些专家共同发现，它（SARS病毒）的中间宿主，就是食肉类猫科动物，代表是果子狸。当时广东比较流行吃野生动物，野生动物在市场里（售卖），本身原来没有（感染病毒），到了市场以后大量感染。它们自己不带病，但是当人们接触到它们，宰杀、烹调时就会感染上病毒。所以，第二年我们采用强力的办法，把所有的自养和运输行为都禁止了，禁止食用这一类野生动物。2004年，我记得早期已经发生了4个，后来采取这么强力的措施以后就没有（病例了），所以（病毒溯源）还是很重要。

但是，这一次（新冠病毒）的溯源，（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把它政治化了。所谓的政治化就是有意地（指出）有些国家在搞这个东西，不管是泄漏也好或者是有意制造也好，就把它政治化。

所以，尽管世界卫生组织已经组织了两次对中国的调查，特别考虑到武汉的病毒所，两次的调查都得出一个客观的结论，但是，还是有人在采用政治操控的办法。这（病毒溯源）政治化，因为（有的国家）戴着有色眼镜，总想弄出一些事情或者是一些所谓的证据来证明（它的想法），但到现在为止，恐怕还是没有任何证据。所以，现在大家需要共同来溯源。其实，中国有很强的这种（意愿）。我的好几个美国朋友是这方面的专家，在18年前也合作过，他们也有很强烈的这个（溯源意愿）。但是，一旦首先把它（病毒溯源）政治化，先入为主，就无法合作。

但总的来说，最近我觉得合作稍微多了一点，还是有一些理性的东西。我们去年（2020年）一年都跟哈佛大学医学院有密切的合作。差不多每一到两个礼拜，大家都会互相交流，关于我们抗击新冠、我们发展疫苗、我们要怎么做……全年都进行密切的合作。在民间、学术界和医学界，我们的合作还是很多的——我们需要这样的合作。现在来说，大家如何对待疫苗的衰减？疫苗怎么样能够加强一点？还是需要合作。总的来说，我们现在的合作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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