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家煤电企业上书“哭穷”：无力完成北京地区电力交易

四年后，五大发电集团再次联合上书，向国务院、发改委、国资委汇报，希望煤电联动政策出台。甚至在当年的两会上，五大发电集团的代表委员的提案议案，都在呼吁煤电联动。

当时，华能集团给出了一个具体数据，自2004年开始“煤电联动”，因政策不到位，集团公司电煤价格涨幅超过130%，而电价涨幅仅为29%，远远不能弥补煤价上涨造成的亏空，年影响经济效益200亿元以上。据媒体报道，当时相关领导表示，中央层面一直在关注电价问题，但考虑到宏观环境，以及通胀的压力，时机不好，并未同意电价的调整。

而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因产能过剩，煤炭的黄金时代结束，行业进入长久的低谷期，发电集团的上书也因此停止。直到2016年，去产能在煤炭行业显效，行业产量迅速下降，而因当年高温少雨因素的影响，水电发电量减少，火电用煤需求大增，煤炭供应偏紧，煤价大幅上涨，媒体甚至称其为“煤超疯”。当年11月，华能、华电、大唐、国电四大发电集团联合向陕西省政府提交报告，表示现在的电煤价格超出企业成本，要求政府对电价进行上调。

之后的几年里，随着煤价的起伏，几大发电集团又有过几次联合上书。比如2017年，上述四大发电集团的宁夏分公司，联合另外几家火电企业，上书宁夏自治区经信委，建议政府协调神华宁煤集团降低已多次上涨的煤价；2018年1月，这四大发电集团联名向国家发改委提交报告，恳请发改委对煤价进行调控，当时，京津唐、东北、内蒙等区域的部分发电厂，煤炭库存量都低于最低标准。

11家发电企业此次联合上书北京城管委，并无新意，但在煤价站上历史新高之时，北京城管委的态度备受关注。

林伯强指出，过去这些年的上书，政府或有回应，或无回应，取决于当时的经济环境。但总体而言，相较于涨电价，政府更愿意降煤价。毕竟，电价的大幅上涨将会给中国企业带来明显的成本上升。尤其在今年，大宗商品涨价，本已对中下游企业造成影响。如果电价也按照煤价的涨幅上涨，对这些企业以及我国的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也是难以承受的。

7月以来，国家发改委采取多种措施打击炒作，保供并抑制煤价。《中国新闻周刊》获得的一份资料显示，发改委要求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对区域内的马泰壕煤矿、王家塔煤矿、高家梁煤矿、尔林兔煤矿的带头涨价行为予以核查纠正。

另外，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通知，允许联合试运转到期煤矿延期，延长期限原则上是一年。目前，有30多座露天煤矿取得了接续用地的批复，9月中旬，还有产能接近5000万吨/年露天煤矿将陆续取得接续用地批复。

林伯强认为，在政府一系列措施之下，加上夏季用电高峰已过，从往年的经验看，预期煤价会下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北京城管委恐怕不会回应11家企业的涨电价需求。但因为碳交易已开启，电价机制应进一步完善，电价还是应该有上涨的预期。

不过，袁家海指出，因供暖季即将来临，煤价的下行空间恐怕不大，政府还是需要移除不允许基准电价上浮的限制。上浮电价的多少，由市场博弈，“让下游的企业承担一部分（煤价）上涨的压力”。

事实上，7月下旬以来，已有部分省份允许燃煤发电交易价格的上浮。内蒙古自治区发改委、工信厅指出，因煤价大幅上扬并维持高位运营，火电行业陷入成本倒挂、全线亏损的状态，因此，自8月起，蒙西地区电力交易市场燃煤发电电量成交价格在基准价的基础上可以上浮不超过10%。8月4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发改委也发布了类似的通知。

袁家海指出，电价涨得过多，政府、企业乃至全社会都承受不了。但也不能只让燃煤发电企业单独承受冲击，影响其生存能力，这样的局面持续下去，煤电企业甚至在未来几年都缓不过来。“对于国计民生的基础行业来说，这种冲击太大了，应当在这两者之间找寻平衡。”

他指出，目前是电力市场化改革的深水期、电价形成机制改革的关键期，今年以来煤价的高企已远超各方预期，政府应积极有为。不过，即使此次中长期合同交易重签、交易价格上浮，受影响的主要是向电厂购电的工业大用户，居民电价并不会直接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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